在甲申轮到它的第六个周期，也就是明王朝灭亡360周年之际，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而在它的第五个周期，我们党正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时，郭沫若先生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文）发表后，随即作为整风文献由全党学习。历史巧合也罢，人意为之也罢，在甲申又一个周期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全党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不由不使人想起《甲》文以及360年前大明王朝和大顺王朝同一年灭亡留给后人的无尽思考和深深遗憾……
为谁执政，怎样执政：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课题
天下为孰？执政何为？这一问题既古老又崭新。说它古老，早在《礼记·礼运篇》中就明确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吕氏春秋·贵公篇》中也主张：“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孟子则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荀子认为，民众为水，君主为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说明早在2000年之前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就已经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执政爱民思想开始在他们心中萌生。说它崭新，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认真回顾80多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吸取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谁执政、怎样执政的重大课题，执政强国、执政为民的理念再一次得到了升华。
《甲》文在分析明朝灭亡的原因时，突出地阐述了民众力量的重要性。主要是在评价崇祯帝这一亡国之君的功过是非时，以讥讽的口吻说：“虽然屡次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具体表现在旱灾、雹灾时，武生李琎曾“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然“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以上欲返言路，竟改拟。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当百姓遭遇连年不断的灾荒，尸横遍野，人之相食者时，朝廷不是去想方设法赈灾，而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因而形成了官逼民反的局面，对于这一点，《甲》文作了详尽的叙述：“所谓‘流寇’，是以旱灾为近因而发生的，在崇祯元二年间便已蹶起了。到了李自成和张献忠执牛耳的时代，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并说“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都是在望寇‘剿兵’。在这剿的比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比兵多，实事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财发粟，战斗力也渐渐优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来喊‘收拾人心’，其实已经迟了，而到了这时，却依然没有从事‘收拾’”。
由此可知，失去民心是明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亡明者，明也，非大顺也。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但历史却是那么惊人的相似。进京后的大顺王朝在短短40天后匆匆收场，又岂不在失去民心矣！
“李自成的为人，在本质上和张献忠不大相同，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他能收揽人心，礼贤下士，敢做敢为，与刘邦、朱元璋等比较起来，犹过之而无不及。”李自成军初进入北京时，“市民各持香立门，贼过伏迎，门上尽贴‘顺民’，大书‘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然则就是这样一个“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的闯王，在打进京城后，却放松了警惕，军队的纪律迅速失去了控制，奸淫抢掠一片混乱。丢掉往日礼贤下士、同甘共苦的作风，不把百姓的生死放在眼里，允许其部将牛金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早早过起了太平宰相的奢侈生活。对刘宗敏“杀人无虚日”的行为也是昏昏然而不闻不问。当李自成军受挫于山海关，又在清军的追赶下撤离北京时，百姓已对其“恨入骨髓矣”。“百姓各出床桌等物，窒塞巷口，或以白梃从小巷突出，击贼下马，立杀之”。大顺王朝土崩瓦解的悲剧雄辨的证明：胜之于民心、亦败之于民心也。
回顾历史，早在春秋时代，天下为公、民为邦本、执政爱民的思想便大行其道，为什么历代王朝都终因失去民心而匆匆灭亡呢？究其原因虽然很多，但最核心的是在封建专制统治下，以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把皇权置于一切权力之上，将地主阶级的利益置于广大人民的利益之上，根本上就无法做到天下为公和执政爱民。即使是农民出身的李自成，如果当他真正掌握了权力之后，也会异化蜕变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正如《甲》文所说“自成的大顺王朝即使成功了（假设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的了），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
历史是一面镜子。二十世纪初，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我们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宣布：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之外，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建党80多年来，特别是执政5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执政能力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告诫全党做到“两个务必”，适时开展“三反”“五反”斗争，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为谁执政、怎样执政”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在实践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挠人们思想认识的“如何执政、长期执政”等紧迫性问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审时度势，在认真总结吸取古今中外执政经验，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现实问题，科学地诠释了什么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先进性建设：共产党长期执政，永葆青春活力的永恒主题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历史证明了的执政规律。如何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作风上的勤廉，是执政党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谦受益、满招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的格言。革命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警句更是广为流传，教育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革命志士。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这种谦虚谨慎、兢兢业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取得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决定性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最终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人执政为民、执政兴国的千秋大业。60年前，当《甲》文发表时，中国共产党人如获至宝，毛泽东同志称赞为：“好文章”，并把它列为整风文献，提醒全党：“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表现出了共产党人虚怀若谷、谦虚谨慎的高风亮节。而国民党却从《甲》文中读出了对自己的讥刺。组织文人墨客对郭沫若等人大肆诬蔑和诽谤攻击，同一篇文章，认识却有天壤之别！
再回过头来看“甲申”这段历史，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明朝因腐败而灭亡的事实。明朝初建时，太祖朱元璋为澄清吏治不惜使用重典。《明史》上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焕然不变。”由于吏治清明，经过洪、永、仁、宣，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盛世。《明史》“循吏传”是专门记叙清官的，共收有明代270余年间清官40人，而其中正统以前81年的就达30人，占总数四分之三。可见明朝前期清官多，中后期越来越少。吏治的沉浮是国家盛衰的晴雨表。被称为“流寇”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其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连续的旱灾，但郭沫若断言：“无论灾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促成的。”这实在是真知灼见。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何尝不想长治久安？明宣宗曾登万岁山说：“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术，爱养民力，故能浑一区宇，以成帝业”，“至顺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纪纲法度荡然，因之失国。使顺帝能恭俭，长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岂为我祖宗所有？”然而不幸的是，好景不长，天地轮回，元朝末年的悲剧又在明朝末年重演，“历史周期率”在他们身上再次应验了。
《甲》文一开始便指出明朝由于吏治腐败而陷入无法挽回的颓势。“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这些，都是统治者公开承认的，实际情况更为严重。崇祯皇帝所下的明明是《罪己诏》，却把一切罪责都推给百官，他自己应负什么责任呢？对明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明朝的腐败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腐败透了的。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一个个丑态百出，再加上宦官专政，锦衣卫、东西厂横行，明朝中后期，其局面已经烂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明朝如此，清朝政府后期，更成为苟且蝇营、腐败不堪的典型。国民党政府也不例外，连国民党的高官杜聿明也无不叹息：“国民党不是败在共产党的枪下，而是败在内部的腐败上。”可见历朝统治阶级的崩溃、灭亡，尽管原因很多，但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自己，记住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无产阶级政权能否固若金汤，永盛不衰呢？现实的回答是否定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如果不引以为戒，仍掉以轻心，苏联的今天，将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必须警钟长鸣。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兴衰和政权更替的根本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是要使我们这样一个执政大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树立和展现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新阶段的精神风貌，从而让人民群众满意，叫人民群众放心。党和人民的事业，是由无数具体工作组成的，党的执政能力，也是通过全体党员的执政能力体现的。每个共产党员只有不忘历史、牢记使命、永不懈怠，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永葆共产党人先进性，我们就完全能够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解决历史“周期率”的必由之路1945年，黄炎培先生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避免历朝历代“成而复败”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条历史的“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事实上，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实现和发展民主为己任，并为之进行了长期的奋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三三制政权，解放战争时期在各解放区建立的人民政权，都实行了人民民主的政治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进行了广泛的民主实践，实现了几千年来中国政治由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跨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吸取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摆在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成败的高度，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进行了有益尝试和不懈努力。
进入新世纪后，党所处的位置和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和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对新的考验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确定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这一总体目标，从我们党“为谁执政”、“怎样执政”、“靠什么执政”以及“怎样才能长期执政”的角度作了精深概括，指明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奋斗方向和根本途径。
要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核心在于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选择，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离开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无从谈起。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要始终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根本途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最终体现和落实到依法治国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人民当家作主，都必须在法制范围内实施，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在法制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保证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历史在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轮回后，似乎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重温《甲申三百年祭》，似乎还能听到两个王朝倒下时的巨大轰鸣声。在开展先进性教育之际，拙作《‘甲申三百年祭’之祭》，旨在提醒大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发表在《武威日报》2005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