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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立意(1)

学习指导和要点提示

本章第一节讲立意的重要性。写文章要意在笔先。立意是文章写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主导着一篇文章的全局,处于决定性的支配地位。立意的考虑,实际上是对整篇文章的谋划。写文章,一定要重视提炼主题思想,意在笔先。

本章第二节讲立意的产生。亦即主题的形成。主题是作者对生活本质意义的提炼和对某一问题的深刻见解与概括。从认识论说,主题的形成就是对客观事物的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的思想认识的飞跃和升华。主题的形成是个艰苦的认识过程,一方面要有丰富的生活和知识积累作基础,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有辨析真伪善恶的判断能力,另一方面还必须自觉地实现从感性到理性的思想飞跃。高尔基说,主题的产生就是把大量印象泥土压缩成石头的过程。学习这一节,要明确从材料中提炼主题的过程和要求,掌握怎样把“泥土压缩成石头”的规律和技巧。

本章第三节讲立意的选择。提炼主题要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是最重要的,同时还要考虑现实斗争的需要,使主题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初学写作者常常忽视这个问题。

本章第四节讲立意能力的培养。提炼主题是一种综合运用观察力、想象力等多种能力的思维过程。立意能力的培养,就要从培养思维能力入手。要达到立意明确、集中、深刻、新颖的要求,必须训练思维的灵活性、敏锐性、深刻性、独创性。

写文章要意在笔先

立意,就是文章主题思想的确立。

主题是个外来词。原出自希腊,后传到德国。主题最早是一个音乐术语,是指乐曲中最具有特征,并处于优越地位的旋律,亦即主旋律,它表现一个完整的音乐思想,为乐曲的核心。后来被移植到文艺创作中,日本从德国翻译过来叫主题。我国使用的主题这个词,就是从日本引进的。一般写文章所用的主题,是指通过文章的全部材料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思想,简单地说,就是作者的写作目的、意图。“意”是我国古文论中使用的术语,它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主题”、“主题思想”。在古文论中,和“意”含义相同或相近的术语还有义、理、旨、主意、主旨、主脑等。

确立主题是文章构思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主题是文章的灵魂和统帅。好比一个人的生命要有灵魂作主宰,灵魂的高尚低下决定一个人生命价值的大小一样,主题就是一篇文章的灵魂,它是一篇文章价值大小、得失成败的决定因素。所以古人认为“意”是“一本所系”,“一身之主”,“文以意为主”,“意高而文胜”,“诗文美者,命意必善”。把主题比作统帅,是说它象军队里的指挥官那样,写作的各个环节都要服从它的调遣。选材、布局、语言、修改,以及表现技巧的使用,都要以它为准绳,为尺子,即古人说的“字字句句受命于主脑”。不然的话,就会如李渔所说:“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逐节铺排,有如散金碎玉。”(《闲情偶寄》)

既然是文以意为主,写文章就应当意在笔先,没有意就不能轻易着笔,“意之所至,滔滔汩汩,意所不至,不复强为。”(周亮工《王于一遗稿序》)清人张惠言说:“夫意在笔先者,非作意而临也”,“熟之于中而会之于心”。这就是说,要意在笔先,不是“临笔作意”,动笔前就要“熟于中”、“会于心”。意在笔先,立意有高致,才会文思畅达,从容着笔,写出文质兼美的好文章;“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欲多而理愈乱。”(杜牧《答庄充书》)达不到写作的目的。文学史上有这样的典型例子。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汉代司马相如见汉武帝好神仙,就作《大人赋》,意在劝武帝不要迷信求仙,但由于文章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思想,只是堆砌了一些靡丽的词句,结果,汉武帝读后:“大悦,飘飘然有凌云之气,拟游天地之间意。”求仙思想更强烈了。《汉书·扬雄传》又记载汉成帝广造宫室,扬雄上《甘泉赋》,也由于主题不明,虽洋洋洒洒铺陈了许多丽词佳句,皇帝读后,适得其反,“皇帝不觉,为之不止”,兴造宫室的劲头更大了。“意后笔前者败,意前笔后者胜。”(晋·韦铄《笔阵图》)初学写作常出现立意方面的毛病,如漫无中心,主次不分,立意不深不新,往往是由于不重视立意,“意后笔前”造成的。

主题的产生

主题是从材料中提炼出来的,材料是形成主题的基础。材料的获取有直接和间接之分,主题的形成也有直接和间接两条不同的途径。

从直接经验中提炼。直接经验是指作者在生活中的观察、体验所得,也包括通过调查采访获取的生活经验。文学作品,一般记叙性文章,议论文中的政论、杂文,应用文中的总结、调查报告等,主题思想主要是从直接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作者在生活中,在调查采访中,积累了大量的感性材料,这些感性材料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经过分析研究、集中概括,就要发生质的变化,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统摄这些材料的思想感情或主张见解,即文章的主题思想。这就是高尔基所指出的:“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论写作》)

从间接经验中提炼。这是指一般议论文的主题思想(议论文一般叫中心思想或基本论点)形成的途径。作者对某个问题有所体会和认识,经过分析与综合,写成论文,这种议论文的主题思想,多不是靠从生活经验中提炼,而是靠读书,查阅资料,从间接经验中提炼出来的。

主题的形成,不论来自哪条途径,都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要有丰富的材料作基础

主题来自材料,材料对主题的形成具有强烈的制约作用。只有感性材料十分丰富和合于实际,才能提炼出一个正确深刻的主题。材料不丰富,就可能以偏概全;材料是错误的,可能导致错误的主题。所以写文章要材料在先,主题在后。决不能凭空确立一个主题,然后凑材料,或者硬拿某些材料去附会、解说那个臆造的主题,这都是违背写作规律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有了十个月的怀胎孕育,才能在一朝间生出一个小宝宝来;没有材料凭空造主题,就无异于不怀胎就要生孩子一样荒唐可笑。材料的占有还必须尽求丰富,多多益善。蜜蜂要从大约一千二百万个花朵上吮吸液汁,才能酿出一公斤蜜,居里夫人从数以吨计的矿渣中,才提炼出一克镭,从材料中提炼主题也是同样的道理。文章虽然只是写了一点,或者是一篇短文,也必须有丰富的材料作后盾,也必须调动作者全部的生活、思想、知识的储备去支援。因此,材料的准备必须锐意穷搜,广取博采。

由此看来,立意的第一步就是搜集可供提炼主题的丰富材料。材料主要靠平日积累,但并不是有了平日积累,立意时材料就会蜂拥而来;还必须从立意的要求出发,对平日积累的材料进行搜罗、梳理,分析和研究,这仍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细致的思维过程。

写议论文,要根据论题的要求,靠读书,查资料,广泛搜集材料。列宁说:“《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列宁为了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就搜集和整理了六十余万字的材料。

写记叙文,因为是记人叙事,再现所反映的生活,材料的获取主要的不是依靠读书,而应该是回忆和联想。回忆,就是要打开头脑这个记忆仓库的大门,来一个翻箱倒柜,尽量把旧日的生活,和题目有关的人事景物历历如画地再现出来,这就可以从记忆中挖掘出许多财富。联想,就是以一个事物、一个问题为中心,天南地北地想开去,神与物游,联类不穷,这就可以开掘出无限丰富的材料宝藏。茅盾把这称为“拉拉扯扯”法。他以青年店员生活为题举例说明。首先要就这题目的范围内采集材料,如青年店员服务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店铺,他们的家庭情况,做店员以前的生活环境,还要从这一行的店员拉扯到另一行的店员,“由甲这一行拉扯到乙,由乙再拉扯到丙……如此以至囤积逾量,无奇不有。”其次,还要拉扯到题目范围以外去,如各种商业的情形,各种老板剥削店员的大同小异的法门,各种赚钱发财的新兴法门。“我们是写店员,但收采材料的时候,一定不能自划界限;店员生活是主,但从主这一边,我们要拉扯到老板,他是宾,还要拉扯到宾外之宾。”(《有意为之》)

初学写作常苦于找不到提炼主题的材料,即使写自己经历的生活也往往是“搜索枯肠无所得”。主要原因是平时不留心生活,材料的库存太少。有时也并非脑子里就没有可作一篇短文的材料库存,由于不善于联想,拿到一个题目,思路打不开,伸不长,拉不阔,不会扩展联类,结果就是思路枯涩,笔下无物了。所以,要大量占有材料,必须展开联想,开拓思路,要开拓思路就要掌握使思路开阔活跃的思维方法,要学会从多方面进行发想。发想的方法,主要有:

广泛发想。如纵横想,纵想是思考事物发生、发展、结束的全过程;横想是思考和某一事物有关的其它许多事物。远近想,从与某一问题直接有关的材料,由远及近,或由近及远,想到间接有关的其他材料。

变化发想。如反转想,从一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进行思考。开合想,就某一问题既要放得开想,又能收得回想。

连锁发想。如连环想,就某一具体问题,一环扣一环,连续不断地向纵深发想。形理想,从具体、形象的思考到抽象、概括的思考。

以上就是常用的几种作文发想法。

二、必须开掘事物的本质

开掘事物的本质,就是通过对感性材料的分析研究,把握事物蕴蓄的深远的思想意义。事物蕴蓄的思想意义,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因为事物有现象,有本质,有表面,有内里。现象的表面的东西,人人看得见;但内里的本质的东西,潜游于事物的深处,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开掘工夫才能把握到。这个“开掘”,也就是主题的提炼,从感性到理性,山现象到本质的认识上的飞跃。不开掘,不飞跃,就只能永远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或一般思想意义的水平上,而达不到对事物本质意义的认识。常常是这样,同样一个材料,在不求深入、浅尝辄止者的笔下,就只能写出乎庸的文章,相反,在勤于思索、勇于开掘者的笔下,就能写出立意深新的好文章。

一九七八年,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讨论是从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发表的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被认为是“放了一颗彻底摧毁‘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重磅炮弹”。作者曾详细谈了他这篇文章主题提炼的过程。

粉碎“四人帮”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引起了胡福明的深思。例如,他在一个会议上揭露“四人帮”对教育战线的严重破坏,有人就指责他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另一次批判会上,他指出教育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两个估计”是错误的,应予推倒,有人就当面责问:“‘两个估计’的提法是中央文件上讲过的,你们这是批到谁头上来了?”他还听到了同事们一些发人深省的议论,比如工厂、农村认真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有人却说这同过去的精神有抵触;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给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平反,有人又宣称这是“铁案”,不能翻。怎样才能分清这些问题的是非?是非的标准是什么?拨乱反正为什么处处有禁区?胡福明越来越感觉到,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必须从人们认识路线的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回答什么是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是和非、正和乱的标准,回答什么是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这个念头时时咬啮着他的心……”后来他通过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哲学著作,理论和实践结合,“使他的思想开始升华,问题的关键终于明确了:鉴别任何思想、理论、法令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践,这棵永不凋零的常青树,它既能开出色彩缤纷的真理之花,又是最严峻的历史裁判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这样诞生了。

文章的题目也就是这篇文章的立意。很明显,如果胡福明不是在斗争实践中掌握了那么多丰富的感性材料,如果他不是有马列主义的哲学思想作指导,又经过“时时咬啮着他的心”那样的苦苦探求,使思想认识得到了升华,就不可能弄清问题的关键,也就不会提炼出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思想。正是胡福明所说的:“这篇文章不是玄想的产物。文章的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产生的。”(以上引自1979年3月21日《人民日报》载《实践之树常青——访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可见,要提炼出一个深刻的主题思想,决非唾手可得,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开掘劳动,“黄金要经过淘洗才能得到,精粹的、被表达得很好的思想也是这样。”(托尔斯泰《给戈洛娜》)

在主题提炼的过程中,还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作者虽然积累了众多的材料,却仍然形不成明确的观点,苦苦思索而不可得,一个偶然的契机,一人一事,一言一行,甚至是一阵长风,一声雁叫,一片落叶,触动了作者的情思,就像心头掠过一道闪光,突然照亮了他全部的生活积累,看清了事物的本质面貌,于是一个明确的主题思想便应运而生了。周恩来同志把这叫做“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契诃夫曾作过这样的生动描绘:“平时注意观察人,观察生活……那么后来在什么地方散步,例如在雅加达岸边,脑子里的发条就会忽然卡的一响,一篇小说就此准备好了。”(《契诃夫论文学》)这种情况也是符合写作规律的。“长期”是“偶然”的基础,“偶然”是“长期”的必然归宿。从长期到偶然正是一个完整的思想飞跃过程。偶然只不过是飞跃的导火索,这就如同浓云密布,需轻雷一击,才会有倾盆大雨;礼花千朵,只有点燃火线,才能喷红吐绿一样。鲁迅正是由于对旧中国知多识广,积累甚丰,所以才能“偶翻《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写出《狂人日记》。茅盾从报纸上看到一则蚕乡农民破产的新闻消息而创作《春蚕》,也是因为他“二十岁以前常在家乡住,天天接触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