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从黄山下来的途中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了。所以下黄山后的第一站，他就定在了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上海企业林立，住着的外国人大约有三十万，可以说是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作为当时亚洲主要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上海遥遥领先于香港。但是经历了抗日战争、“文革”后的上海，经济状况却每况愈下。但上海毕竟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邓小平一直关注着上海。上海必须要保持起飞的态势。
谷牧与夏默飞到上海的当天，邓小平出席了由上海市委、宝钢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邓小平觉得可以在这个座谈会上明确地谈一谈宝钢的“上马”和“下马”问题了。
邓小平进门之后就注意到，宝钢工程的负责人陈指挥很年轻，身上有一股锐气，但是脸容间也明显地有一种彷徨。邓小平跟他握手的时候很用力。
年轻的总指挥，很不错。
落座之后，话题一下子就跳到了宝钢。宝钢毕竟是牵动所有人心的一件大事。
邓小平开门见山就说，宝钢，我调查过了。两条，第一，布局是合理的；第二，工程进展是快的，现场情况是不错的。总的来说，宝钢的情况是好的，这我就踏实了。现在对宝钢议论纷纷，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
陈指挥听了这话，心里一阵惊喜，赶紧说，在要我们宝钢下马的意见里，也有一些是合理的，比如，指出了我们在建设中确实存在的某些讲奢侈的问题。对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要检讨，要纠正。
邓小平说，对，不要摆阔气、讲奢侈。现在宝钢的下马风很烈，压力很大，你们不要管。宝钢建设，中央已经决定了，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陈指挥听着这话，心里又一阵激动。邓小平的话说得太有底气了，所表达的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这就给宝钢吃了定心丸了。他马上站了起来，挺起胸膛，信誓旦旦地说，请邓副主席放心，请上海市领导放心，请全国人民放心，我们宝钢全体建设者一定快马加鞭地搞建设，厉行节约，力戒奢侈，每一个铜板都掰着花，一定把宝钢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特大钢铁生产基地。
邓小平一听这话就笑了，连连摆手，对这位年轻的陈指挥说，坐下，坐下。你们的表态很好，听了叫人振奋。总之，钢铁呢，是工业基础，对国家很重要，我们几十年来搞来搞去，总是上不去。现在，宝钢是个新路子，全套引进外国技术来搞，所以你们要干好，把我们的钢铁搞上去。
邓小平说到这里，点燃了一根烟。他看着已经坐下的年轻的陈指挥，一直以来隐藏在心里的一个想法忽然涌上心头。于是他说，现在，我讲个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就是接班人问题。今天在座的，我算最大，七十五啦。粉碎“四人帮”以后，解放了一批老同志，恢复了工作岗位，这是必须的。但是这些人岁数都比较大了，现在看来到处都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一个迫切任务，就是要找一些比较年轻的人上来。这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
说到这里，邓小平举起了手，指了指现场的与会者说，各级领导班子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年龄老、身体差。一眼望去都是白头发啊。
这时候，所有的与会者都顺着邓小平的话头抬起脸，互相望望，然后不由得都笑出声来，说小平同志说得很对，确实大部分同志都是白头发了。
邓小平听见大家的笑声，自己也笑了一下，然后说，十年后我们怎么样了？恐怕都见马克思了吧。这样下去不行，光靠我们坐在办公室画圈圈，是吃不上饭的，是没有希望的啊。
坐在邓小平对面的一位年长的老干部这时候发出了感慨，说我们现在就是天天看文件，画圈圈。不说过十年，恐怕再过五年，脑子都不行了。
邓小平点点头，说，现在的工作，跟从前的，大不相同了。大量的外事工作，大量的经济工作，大量的组织工作。真正干实际工作的，谁？还不是那些年轻人嘛。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上来？我们的人才是有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只要我们敢于把他们提起来，让他们在其位，谋其政，经过一两年就能干起来了。
会议室里一片记录的沙沙声。在记录这段话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干部心里都有一种感慨。确实，这个问题太重要了，而且也太紧迫了。驾驭一个起飞的中国的，不能都是白头发。
接着大家又听邓小平这样说：我这次回去后，中央工作会议也要重点讨论这个问题，中央上面也要找一批年轻人来干。我确实是赌了咒的，心里想当顾问，但是现在没办法退下来。当个顾问，顾得上就问，又顾又问，多好。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郑重提出倡议，老同志们啊，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选人，选好我们的接班人。趁我们在的时候，花两三年时间，找一批年轻的、拥护三中全会路线的同志，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
说到这里，邓小平又举起手臂，在空中使劲点了好几下，大声说，根本的问题、百年大计的问题、对党负责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选择接班人。不能等，从现在就开始。
邓小平说这些话的时候，看见整个会议室的同志都在点头，于是心里就觉得踏实了。最后，他把烟在烟缸里揿灭，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同志们，这是大事啊，要关心大事。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
在上海市委会议室爆发出掌声的时候，一架载着谷牧与夏默的民航机正在上海虹桥机场平稳地降落。这两位沉甸甸的公文包里，装的是广东经济特区广阔而焦灼的土地。
邓小平在四一四招待所早餐厅用早餐的时候，王秘书就带着谷牧与夏默走进来了。邓小平的早餐与往常一样，是鸡蛋、馒头、泡菜和稀饭。
邓小平一见谷牧就笑，说你这个谷牧，追到上海来了，肯定是万里给你透的风吧？
其实邓小平就猜到谷牧近期一定会设法来找自己，因为这些天来他已经听说关于广东试办特区的争议声很大。邓小平心里当然清楚，特区是个新事物，要操办起来，经济上、意识形态上都会存在尖锐的斗争。这个试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的巨大，是可以想见的。谁也没有经验，各方面压力、阻力是难免的，这正是考验国务院、广东省的大批领导干部的智慧的时候。
邓小平走出早餐厅，走在七月的晨风间，一边听着谷牧与夏默的汇报，一边看着鹅卵石小径旁的点点繁花。
夏默在汇报中强调说，这个企业所得税的税率要是定不下来，特区条例就搁置了。现在的问题是，百分之三十三与百分之十七点五，形成了水火不容的两个立场。而且，其中夹着“卖国主义”的大帽子，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不在少数。我个人是想冲关的，冲过去算了，但是这关隘就是冲不过去。
邓小平停了步子，直视着夏默问，夏默同志，你为什么要坚持百分之十七点五呢？
夏默说，我认为原因是明确的。一个是参照我们对岸的香港，他们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定的是百分之十七点五，我们既然要吸引人家的资本来我们这儿投资，税率就不能比他们高，高了就没有吸引力。另一个是，我们基础设施条件非常差，所以税率就更不能比香港高。
邓小平抬起头，看着蓝天中好似棉絮一样的云朵，像是在凝思着什么。
谷牧见邓小平沉默，赶紧补充说，特区如果都跟其他地方一样，就没有政策优势了。我是同意夏默同志的意见的。
邓小平还是没作声。他把目光从白云间收回来，又看着小径旁的池子。池塘的水面上，十几处荷花开得正盛，几只蜻蜓围着花瓣绕来绕去。
忽然，邓小平微微一笑，轮流看着谷牧与夏默说，我看，还可以再解放一点。
再解放一点，是什么意思？谷牧和夏默都有些发愣。
邓小平缓缓地说，既然香港税率是百分之十七点五，我们就要比他再低一点，就定百分之十五吧，特区就是要特嘛！
这一下，谷牧和夏默大吃一惊，都瞪圆了眼睛，怔得像泥塑木雕一般。
邓小平说，百分之十五的企业所得税，你们听清楚了吗？
谷牧与夏默赶紧说，听清楚了。
邓小平说，那些反对的同志啊，他们不会算账。我们要算大账，不要算小账。办经济特区，就是要吸引人家来投资。他们来投资了，赚了钱，才会大批大批来。他们来了，我们才能发展起来嘛。我们的目的就是多吸收外来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所用，加快我们的四化建设。这是大道理。要会算这本大账嘛。
夏默顿足看着谷牧，叹息了一声说，小平同志讲得太透彻了！
谷牧说，小平同志，您这一讲，就是天晴乌云散了。其实说到底，就是这个理。不吸引人家来投资，什么都是空话。而且说实在的，小平同志您比我们思想还要解放。您的意思我们领会了，我们接着去做工作吧。现在我们再去做工作，心里就有底气了。
夏默说，其实谷牧同志在会议上也是坚持“条例”的立场的，还好几次发了火，大家都脸红脖子粗的。
邓小平听了笑一笑，继续踱步往前走。他说，吵是好事啊，真理越辩越明嘛。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敢闯禁区。谷牧，你这火发得好，搞改革，搞开放，就是需要这样的闯劲嘛。
这时候谷牧从内心深处发出了一声感叹，他说，小平同志，我们搞这个特区，步步都离不开您的支持啊。
邓小平边走边说，我只是发挥了一点作用。做工作的，还是你们这些一线的同志。我去日本访问，那个被称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告诉我，他们搞经济建设，就是有三个孙悟空。孙悟空就是年轻的、懂行的。孙悟空年龄大了当不成，墨守成规，框框多，思想不活泼。我们是有自知之明的。你们，要勇于当孙悟空啊！
谷牧和夏默对视了一眼，似乎一时没有听明白。邓小平看出了这两位的迟疑，停步解释说，当没有紧箍咒的孙悟空！
谷牧与夏默异口同声说，听明白了，我们要更加敢于闯。
邓小平点点头，继续走，边走边说，我说的话，不是客气话，是工作的需要。我们年龄都不小了，要考虑交班的事。中央正在商量，要搞一个书记处，把当事的、年富力强的推到中央来干。现在工作不比以前了，很多新领域、新事物，还是要让年轻一点的、比较接触实际工作的同志来干。这是保证我们政策连贯性的重要工作，也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我这次回北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要提这个问题。我很感慨啊，我们国家到处都欣欣向荣，生气勃勃，我们的领导班子不能都是老气横秋的。我们要向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后继有人的。
谷牧与夏默离开四一四招待所，在汽车上还在小声地感慨，说小平同志考虑得真远，也说小平同志才是真正的“孙悟空”呢，比我们都敢想、敢闯。说到底也不是一个年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思路的问题，是一个魄力问题。
谷牧最后说，夏默同志，你今天就飞回广州，我也随后就来，在北京还有些棘手的事要处理一下。听说“香港船王”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老先生想以个人的名义给北京捐一千万美元，建一家高级饭店，支持北京的旅游业发展，无非是希望用个人的名字，叫“兆龙饭店”，可是北京偏偏不要，说这是给资本家树碑立传。你看这事儿闹的。总之，广州那边，你多费点劲，多向习仲勋书记汇报，他会支持你的。我的感觉是，我们的“特区”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这一年的冬末，北京的雪下到第四场的时候，田志远的几位老战友又都踏着积雪，聚到了他的四合院。一个个吃着曹慧精心调制的“老北京炸酱面”，脸上都冒出了汗珠。唯有刘鑫脸上落下的不是汗珠，却是眼泪。
田志远说，老刘，你看你，像什么话呢。一个大老爷们儿，话刚提到十一届五中全会，就啪嗒啪嗒掉眼泪，你该高兴才是啊。中央有个书记说了，第一线干部都年轻化。
这时候刘鑫就不好意思地擦净脸面，哽咽着说，这段时间，也不知道咋的，总想着我的本家刘少奇的事儿。现在我一说起刘少奇，就心酸。
田志远提到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是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召开的。北京的雪在整个会议期间都没有下，每天的太阳都亮晃晃地照耀着覆盖着白雪的北京城，使人心旷神怡。这次全会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决定增加政治局常委人数，选举胡耀邦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恢复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万里、谷牧、胡乔木、彭冲等十一位同志为书记处书记。会议还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辞去领导职务。
应邀参加这次四合院“炸酱面小聚”的夏默对大家说，其实呀，我半年前就在上海亲耳听小平同志说中央一线工作的干部要年轻化，要有“孙悟空”。果然，小平同志就扎扎实实地推进了这项工作。年轻的同志在书记处的岗位上处理事务，作风就很干脆，处事也很凌厉。他们上任还没几天，我就有感觉了，作风真是雷厉风行啊。有时候上午的请示，下午就给回了，连过夜都不用。我们广东经济特区的筹建，步子明显加快，我看不用过两三个月就可以挂牌了。
说到广东筹办经济特区的事儿，田志远就来了劲，连连称赞夏默他们搞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明快利索，企业所得税税率比香港都低，这就引得港商蜂拥而来。这一个时期，国务院港澳办接电话都来不及，全是港商的询问。投资者那种焦急的模样啊，真是难以形容。田志远说到这里就又提起了自己儿子的事，说我儿子的那个“大洲食品厂”已经更名为“北京兴旺航空食品厂”了，是同香港合资的，是他女朋友的舅舅投的资，马上就搞投产典礼了。这个意义大啊，这算是拉开了中国引进外资和兴办“三资企业”的序幕啊。
田志远刚说到这里的时候就被曹慧打断了。曹慧说，停停停，我这里要插一句话，反正老夏也在座，我就明说了。我家老田那天要给老夏打电话，让老夏以国务院专家组的名义在北京帮着物色一块建厂子的地皮。我一听就来火了，怎么可以为了自家儿子的事去开这种后门？我说老田你还是共产党员吗？你绝对不能跟老夏提这种事儿，你要是利用邻居关系以权谋私，哪怕谋一块钱，我都坚决跟你离婚。反正离过一回，我也不怕了。老夏你给我记住，以后老田跟你谈，就谈政治上社会上的事儿。一提到儿子办厂子做生意的事儿，你就坚决拦住他的话头。
田志远叫屈说，哎呀呀，我的曹慧同志，你别这么马列好不好？我无非就咨询一下土地的问题嘛，又不涉及儿子贪图便宜的事。好好好，我以后绝不提了，省得你老拿离婚威胁我。
听到田志远夫妇这么斗嘴，大家都乐了，可是唯见刘鑫的笑容总是勉强，没笑几声，脸上便又笼罩起了一层淡淡的悲戚。穆大江一拳打在他肩上说，老刘你今天干吗呀？当年枪林弹雨你都不怕，现在怎么多愁善感到这个地步了？
于是大家就一起看着刘鑫，也都觉得有点奇怪。
刘鑫于是也就说起了他的复查刘少奇专案的事儿。他说到这次召开的五中全会决定彻底平反刘少奇冤案，当看到所有中央委员都为此高高举手表示拥护时，他一下就大泪滂沱了。
刘鑫说，只有亲身经历刘少奇冤案复查工作的，才知道这位共和国主席的人生结局究竟有多么惨。
说完这句话，他的眼睛又红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