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最新21世纪生活百科手册·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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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茶的饮用(2)

饮茶为什么盛于唐代?这是有其历史条件的。在自秦、汉至唐的八百多年中,经历了三国、两晋及十六国、南北朝的长期动乱,隋代(589—618)虽安定了一个时期,但为时不长。隋末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落入李家王朝之手。统一而又强盛的唐,对农业采取了均田、减赋等措施,使社会持续了一段较长时期的安定,农业生产发展比较迅速,隋代开发的运河又大大有利于南北交通,也使茶的生产、贸易和消费大为发展。白居易的“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空守船”的诗句(见《琵琶行》)以及封演《封氏闻见记》所记载的“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都充分反映了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当时茶商的势力几可与盐商相抗衡了。

同时,唐代中期以后,茶的生产、贸易和消费的日益发展,和唐王朝当时所采取的禁酒措施以及酒价昂贵也有一定的关系。酒是很多人所喜爱的一种传统饮料,而制作酒的原料多是粮食,饮酒的人愈多,消耗的粮食也就愈多。唐代人口,自贞观初年(约627)至开元二十八年(740)的一百多年间,由三百万户累增至八百四十一万余户,增长几近两倍,所需要的粮食自必成倍增长;而自安史之乱起,战祸频仍,农民破产逃亡的很多,粮食产量显著下降。因此,肃宗在乾元元年(758),以“廪食方屈(屈,用尽的意思)”,开始在京城长安禁止卖酒,并规定,除朝廷上的祭祀燕飨外,任何人不得饮酒。代宗广德二年(764)又规定了全国各州的卖酒户数,此外,不论公私,一律不准卖酒。至于酒的价格,在乾元年间也比前增高(见《文献通考·征榷考四》),所以杜甫在京城任左拾遗时(757-758),曾有“街头酒价常苦贵”的诗句,同时,在同诗里,杜甫还说“径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这就是说,一斗酒的酒价要300文(唐代一缗为一千文,缗指成串的钱),如茶价每斤按50文计算,则一斗酒的酒价可以购买茶叶六斤。又饮酒过多,是对人体有害的,李白嗜酒,自称“酒中仙”,杜甫更是“嗜酒终身”(见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结果,李、杜二人,都年在六十左右先后死去,致死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酒的毒害。饮酒的人,显然知道长期地过量地饮酒是能危害身体健康的。正是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使得不少爱好饮酒的人转向饮茶,做到了以茶代酒,从而大大地促进了饮茶风尚的传播。

另外,由于唐代文化的发达,出现了不少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他们品茶赋诗或作文成为风气,在李白、颜真卿、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李德裕、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诗文中,都有关于饮茶的描述。特别是《茶经》的问世,对当时的饮茶风气,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见《新唐书·陆羽传》)“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见《封氏闻见记》)甚至宋·欧阳修还在《集古录》中记述了“茶肆”(茶馆)把陆羽当作神来祀奉的故事。实际上常伯熊的作用,显然是被夸大了。

唐代的饮茶风尚,还远及边疆地区。《封氏闻见记》说:“按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

在唐以后,经五代十国至宋、辽、金、元前后四百多年中,主要产茶地区逐渐向东南地区扩展。在北宋末期,川陕四路所产茶叶,甚至不及东南诸处十分之一。(见《文献通考,征榷考五》)。其消费,自北宋以后,日益普遍。所以宋·李觏曾说:“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于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之,富贵贫贱靡不用也。”(见《盱江集》)

宋代文人作诗为文赞咏茶叶的也很多,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等都有诗文流传,宋徽宗赵佶还写了一本茶叶专著——《大观茶论》。

辽、金、西夏与宋并立,前后达二百多年,宋王朝和辽、金、西夏之间,先后虽有争战,但茶叶贸易往来仍很频繁,或以互赠礼品方式进行物物交换,或通过榷场(官办的贸易场所)交换,或由商民自行交换(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六册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元统一全国后,战事连续不绝,茶叶生产受到很大摧残,茶叶贸易也受到阻碍。

明、清两代的五百多年中,在生产地区、生产数量、生产茶类方面发展很快,在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方面也有很大进展,这主要是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明清时期刊行了大量的茶叶专著,足以说明当时茶叶生产技术有了较快的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海禁,茶叶又成为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重要对象,因而在这一时期内,我国茶叶开始大量进入了世界市场。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后期,我国成为世界各国进口茶叶的唯一供应者,销区遍及欧、美、亚、非、澳各洲。

如第一章所述,中国是茶叶生产的祖国。现在世界上大多数有饮茶习惯的国家,特别是主要的茶叶消费国家所用的茶叶,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因此,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叙述中国茶叶、茶种、制茶法和饮茶习俗向外传播的历史。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公元前138年)以后,开拓了有名的“丝绸之路”,在这“丝绸之路”上有否运过茶叶,则缺乏可靠的文字记载。在笫七世纪时,即在唐代初年,长安(即今西安)已成为中外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城市,当时中原各地,饮茶已成风尚,茶叶且已成为我国西北地区兄弟民族的生活用品,因此,有人认为,茶在第七世纪已开始传至中亚、西亚和西南亚一带,是可信的。但直到十六世纪,才有波斯(即今伊朗)人哈奇·穆哈默德(Hajji,Mahommed)口述我国产茶情况和茶的药用和饮用价值的文字记录(见美尤克斯《茶叶全书》中所引《航海旅行记》第二卷序文)。

在隋唐以前,我国与朝鲜、日本、南洋各地和印度洋沿岸各地已有船只往来,在第七世纪中叶,阿拉伯商人已航海到广州,但各种史料中均未述及茶叶。种茶法和饮茶风尚向国外的传播,最早是传到朝鲜和日本。六世纪的下半个世纪,中国佛教开创华严宗、天台宗后,这两个宗派相继传入朝鲜,随着僧徒的互相往来,把茶叶文化也带到了朝鲜半岛(这时,也有可能从朝鲜传入了日本)。传入日本的年代,有历史文献可据的,是在八世纪,也有的说在六、七世纪间。以后由于中日交往的日益频繁,饮茶很快地成为日本风尚,茶叶生产在日本的发展也比其他各国为早。

十七世纪的上半个世纪(即明末清初时期)是我国茶叶开始传播至世界各地的重要年代,如1606—1607年,荷兰人贩运茶叶至印度尼西亚的爪哇;1610年,荷兰人直接运茶回国;1618年,茶叶通过馈赠方式传至俄国;1638年,饮茶习惯已传至波斯和印度;1650年,法、英等国已开始饮茶;1650年,茶叶由荷兰人贩运至北美。(以上年代,俱见美尤克斯《茶叶全书》下册《附录:茶叶年表》)但在这一时期,茶叶作为商品输出,尚为数不多。

至十七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我国茶叶开始进入直接输出时期,在这期间,中俄、中英、中荷、中美的茶叶贸易开始发展,但在清王朝建立后二百年间(1644-1840),采取了闭关政策,使我国茶叶向世界的传播受到了很大阻碍。我国茶叶、丝绸、瓷器,历来虽深受欧洲各国及其海外殖民地人民的欢迎,但在1793年,我国对英出口茶叶远不超过1,326,388磅(约合7,350公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109—116页)为时不久,英国殖民者进行了世界上罪恶极大的鸦片贸易,毒害了中国人民,从而导致了鸦片战争。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开放海禁。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茶叶出口大量增加,至1846年已达57,584,561磅(约合26,152公吨)。(见同上书)同时,鸦片也大量输入中国,使中国人民受了毒害。

十九世纪末叶,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即今斯里兰卡,下同)和日本已有少量茶叶输出。在1886年,即我国历史上输出茶叶最多的一年,我国输出茶叶134,102公吨,日本输出21,590公吨,印、锡、印尼共输出6,950公吨,我国输出量仍占产茶国总输出量的81%以上。但至1900年,在世界茶叶总贸易量274,791公吨中,印度已超过我国,占31.74%,我国占30.47%,锡兰占24.64%。当时印、锡均为英国殖民地,印尼为荷兰殖民地,由此可见,在十九世纪末叶,英、荷等殖民者已从中国购茶转而在他们的殖民地生产茶叶输入本国,或转销其他各国。

印度是在1780年首次引种中国茶子的,此后又从中国不断采办茶子和招聘中国工人栽培茶树,制造茶叶,经过了约一百年的经营,逐步建立了印度茶业,而其茶业所以得到发展的重要转折,则是改植被称作“阿萨姆种”的大叶种茶。锡兰是在1841年咖啡树遭受虫害后开始引种中国茶树(后改种印度大叶种茶),并聘请中国工人,引进中国技术,改向茶叶方面发展。苏联是在1833年以后的沙俄时代多次引进并试种中国茶子茶苗,但都没有获得成功。1893年,由于聘请我国刘峻周等人去格鲁吉亚作技术指导,沙俄茶业才获得发展。印尼则在1684年作为园中观赏树木在爪哇种了几株,其后,在1826年,爪哇的茂物植物园才有了较大规模的茶树种植。1827年后,荷人加可伯逊(J.I.L.L.Jacobson)和中国华侨又多次从中国引入茶子,这才奠定了爪哇茶业的基础。解放以后,我国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向北非、西非国家提供了茶子、栽培技术和制茶技术。中国茶叶和茶子直接或间接地传播至世界各地,这是世界茶叶史中最重要的一页。

现在,饮茶习惯已普及全球;仅非产茶国的消费量已年达七十余万公吨。由于茶叶具有温和的药理功能,对人体健康有益,饮茶风尚的进一步发展,是可以预见的。

四、佛教僧徒——饮茶风尚的传播者

从饮茶风尚的传播情况来看,佛教信徒在历史上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据四川地方志记载,西汉时(公元前206-公元24年)甘露禅师吴理真,曾结庐于四川蒙山,亲植茶树。据说,这是佛教僧徒植茶的最早记录,因禅师是对佛教中和尚的尊称。但有人认为吴理真是道教的祖师,其理由是佛教是在东汉时(25—220)才传入中国的,开始时还受到禁止,不可能在西汉时有人信佛为僧(据明·杨慎《郡国外夷考》)。

晋代以后,外国僧徒陆续从国外传来佛教的各种宗派,因中国各地的社会条件与天竺不同,有的流行起来,有的则不能流行。后来中国僧徒吸收了道家、儒学的思想,自创了为中国人易于接受的佛教。佛教的修行方法,不外“戒”、“定”、“慧”三种,戒律是首要的,其中的酒戒,导致了“以茶代酒”。因为佛教信徒一般都要坐禅,就是要静坐息心,无思无虑,入半眠状态(叫做入定),以专心求解脱,而不是真正睡觉(叫做痴定),由于饮茶有“不眠”或“醒睡”的药理功能,这就使佛教僧徒很快地养成了饮茶习惯。

《七之事》中记述与饮茶有关的佛教信徒有三人:一是《艺术传》中的单道开;一是《续名僧传》中的释法瑶;另一是《宋录》中的昙济道人。

敦煌人单道开,在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住在后赵都城邺城(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法綝祠,后移住临漳县的昭德寺。据说,他曾昼夜不卧,不怕寒暑,诵经四十余万言,除吃的食物和药物外,饮的只是“茶苏”。有人认为“茶苏”是茶和紫苏煎成的紫苏茶,也有人认为是类似蒙、藏人饮用的酥油茶。由于他在昭德寺时,曾设禅室坐禅,坐禅时要饮茶防睡,所以他所饮的“茶苏”应是一种用茶和紫苏调制的饮料。

《续名僧传》中所说的名僧法瑶,是在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排佛毁释时,渡江到南朝宋去避难的,那时宋文帝正在兴佛重释,因此他到江南后,很受吏部尚书沈演之的器重,住在吴兴武康的小山寺中。据说他严守戒律,直到暮年,长期过着吃蔬菜的清苦生活,用膳时只饮茶。吴兴在三国时已出“御粦”,当时已是名茶产地。

《宋录》中的昙济道人(据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犹未称僧,通呼道人)是著名的高僧,在八公山东山寺住的时间很长。八公山一名北山,邻近寿州,是古代名茶“寿州黄芽”的产地。南朝宋孝武帝的两个儿子到八公山东山寺去拜访昙济,喝了寺里的茶,大为赞赏,称为甘露。这也可说是寺院以茶敬客的最早记载。

另外,据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说:

“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师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茶,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今山东费、邹、滕、济宁、金乡一带)、齐(今山东淄博市一带)、沧(今河北沧州、天津一带)、棣怜(山东惠民一带),渐至京邑(今陕西西安),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上述情况,不仅说明了坐禅和饮茶的关系,而且也说明了佛教对饮茶的传播的作用。另外,唐代名僧怀海所创立的“百丈清规”,定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训条,同时,他的宗派又发展很快,这些都为后来多数寺院栽种茶树创造了条件。

陆羽从小是在佛寺中长大的,虽然他在佛寺中曾表示不愿学佛,但他以后却和一些佛教僧徒有着密切联系,所以他对茶有特别深厚的感情,这和他多年的佛寺生活环境是有关系的。

佛教鼓励坐禅,饮茶就成为僧徒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大事,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尤其是在佛教节日时更为隆重。后来宋代不少敕建的禅寺,在遇到朝廷有钦赐“丈衣”(袈裟)“锡杖”之类的庆典,或特大祈祷时,往往就用盛大茶礼以示庆贺。当日本国高僧荣西在夫台山万年寺时,曾被宋帝诏请到京师(今浙江杭州)作“除灾和求雨祈祷、显验”,并命在敕建的径山寺举行盛大的茶礼,以示嘉赏。

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对茶叶的传播,关系密切,以至有“茶禅一体”或“茶禅一味”之说。我国也历来有“天下名山僧占多”和“名山功名茶”的说法。

茶叶从中国传去日本,从栽种到饮用无一不和日本来华留学的佛教僧徒有关。

唐代,日本僧人大批来华,除大量佛典从中国传入日本,从而促进在文化艺术上的交流外,同时中国茶叶也传入日本。饮茶在日本的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是在公元729年,即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元年四月八日,日本朝廷召集百名僧侣在宫庭讲经,第二天行茶(即召见赐茶)。但日本有关专家认为饮茶从中国传到日本应在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即日本圣德太子时代。当隋末唐初佛教三论宗传去日本时,日本僧智藏等就在中国南方学法,当时中国南方寺院僧侣信徒已都有饮茶风习,智藏等回国时,是否已把这种风习带回日本,惜尚无文字记载可资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