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画像砖，两汉时期还有用多种形式雕记年号的纪年砖，也有几何纹、云纹等纹饰的花砖。中州汴洛一带还曾发现很多罪犯的葬砖，称作“刑徒砖”。形徒砖只记人名及死亡的年月，全是用刀刻划成字，笔道天然质朴，不加雕琢。笔者参观洛阳博物馆，在馆内就目睹了不少这样的古砖。纪年砖、花砖等，有的工整，有的古拙，对于考古和书法及装饰艺术的研究，也是不可多得的。齐白石的书法、篆刻就从刑徒砖里吸取了有益的成分。
魏晋南北朝的墓砖，以东晋为多。当时民间风俗，士大夫治葬做坟，必用特别烧造的墓砖。这种砖坚牢厚重，两侧都有文字，记治葬年月和墓主名字，或治葬子孙名字。另外还有一种长方形墓砖，两面刻着简单的墓志铭，大多出于江南晋宋人墓中。因那时禁止刻石立碑，故改用土砖。这种古砖，称为“砖志”，也可将其归人墓志之属。南宋时曾出土过著名的王羲之《保母砖志》。近年来南京一带也发掘到不少。新疆高昌古城发现过一批砖志，其文字不是刀刻的，而是用朱笔写的，出土后容易漫灭，故存者不多。黄文弼编过一本《高昌砖集》，罗振玉编过一本《高昌砖录》，为这些古砖留下了记录。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古砖在宋代已不断有所发现，但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直到清朝乾嘉时代，古砖才成了收藏家寻觅的对象，并进入金石研究领域。古砖之所以进入收藏领域，与当时金石考据之风的兴起有关。正如清人所讲：“乾嘉巨卿魁士，相率为形声训诂之学，几乎人肆篆籀，家耽苍雅矣。诹经榷史而外，或考尊彝，或访碑碣，又渐而搜及古砖。”
清乾嘉时人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五中记有“古砖”一条，言及“仁和明经赵宽夫先生坦，好聚古砖，于断垣败甃间，极意搜讨，前后共得凡六十有一”。书中说，赵坦的藏品，有两块上有孙吴纪年，有21块上有两晋纪年，始于吴主亮太平元年，迄于晋孝武帝太元四年：有4块上有吉利语，分别为“吉利叶宜”、“万岁不败”、“弄吉日造”、“六月黄吉”，有6块上面题识姓氏，分别为“褚谒者”、“陈叔惟”、“贺信”、“章氏所作”、“章先作记”、“哙壁”；有21块上有古钱文，似为六朝厌胜之品；此外还有人形的、双鱼形的，等等。“其字有篆有隶，悉方整古劲，画亦奇愕有致。先生珍此，因自号日保甓居士”。
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卷二也有“古砖”一条，言称他从友人那里借拓古砖计30种，且在书中一一说明其来历和特征，以“传文艺林，亦可备嗜古之一助”。这些古砖分别是：汉万岁砖、汉五风砖、汉竟宁砖、汉建平砖、汉永建砖、汉本初砖、汉中平砖、汉长亭砖、吴宝鼎砖、吴潘冢砖、晋太康砖、晋蜀师砖、晋永平砖、晋元康砖、晋永宁砖、晋永兴砖、晋永嘉砖、晋建兴砖、蜀汉建元砖、东晋泰元砖、晋咸康砖、晋永和砖、宋元嘉砖、宋泰始砖、梁天监砖、梁台城砖、隋大业砖、唐大和砖、唐大中砖。钱泳还对古砖的题字作了研究。
乾嘉时及乾嘉之后，张廷济、陆增祥、阮元、陆心源、况夔笙诸人亦大量收集古砖，文人中以致相习成风。如苗先路得君子馆砖于河间，李申耆得廉颇墓砖于寿州，冯柳东著《浙江砖录》，皆见于文献所载。阮元积得汉晋八砖，因题室名曰“八砖吟馆”，宾友联吟，乃编为骸Ij烛集》三卷。陆心源收藏古砖达800余块，作《千甓亭古砖图录》20卷，他的许多藏品现收藏在浙江博物馆。张廷济曾在海盐观海潮，海潮远退数十里，见井灶街墓基址，其中有古砖累累，于是雇渔人担之，得汉晋古砖8块，因取名读书处曰“八砖精舍”。八砖之中，有汉永宁元年砖、太康年郭家葬砖等。况夔笙在扬州，见虹桥西南有颓垣一角，屹立荒烟蔓草间，便请郭姓老仆登城寻砖，先后得城砖7块，既有唐砖：也有宋砖。况又将一断砖琢为砖砚，苍坚致润，非他砖所及，甚为欢欣。
古砖伪作，清代已有所见。据《笑笑录》卷六载：毕沅出任陕西巡抚，正值六十寿。有一县令命家丁送来20块古砖作为寿礼，并将砖名拓出，装成册页，古雅可爱。喜爱金石的毕沅见之甚喜，特地接见送砖的家丁，说道：“我过生日，你的主人送±这样风雅的礼物，我甚为感谢。你回去代我向你主人致谢，过几天我再写信给他。”那家丁顺口答音说：“小人对这件事也出力不少。”毕问其缘故，仆人便将其主人如何觅旧本摹仿，如何在某处定造，如何上色，如何使之剥落，如何使之生出苔鲜，一一言之，毫不隐讳。毕听后，不作一语，拂袖而人。钱塘还有一位叫孙承祖的文人，嗜好古砖，也曾被人欺骗。同治年间他游台湾，每到一处便以重金购买古砖，行囊中装十几块大砖，一有闲暇便取出，陈列于几案，一一摩挲，至夜不倦。其实这些砖中，半数是赝品。
清朝人对古砖尚且如此看重，今人则更应珍惜它了：百年前世间已流有古砖赝品，今之藏者更需要严加鉴别了。清代以来，不少文人喜用古砖作砚，称为“砖砚”，这种雅好在文人中至今不衰。鲁迅亦爱古砖。他早年收藏的砖文拓片，已经被鲁迅博物馆编辑成《俟堂砖文杂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十四、汉瓦难求
“汉瓦”也不是单指汉朝的瓦，战国时期和秦汉魏晋及隋唐时代的古瓦均应在文人收藏之列。
古瓦最有价值的是瓦当。据我的一位朋友讲，60年代初他到西安办事，在咸阳农村就见当地农民有卖瓦当的。他们都很在行，常见的瓦当，如铭文是“美意延年”等吉语类的，一块卖70多元，罕见的更是相当之贵。如今，在西安，霍去病墓的瓦当拓片，一张已卖到250元。
瓦当是宫殿屋檐头那块筒瓦的底，有圆形的，那是覆瓦：有半圆形的，那是仰瓦。瓦当初创于西周，当时纹饰较为简单，有粗绳纹、细绳纹、重环纹等。战国时期，建筑物讲求华丽，瓦当艺术随之发展，题材日趋广泛，有鱼、鸟、鹿、虫、草等，出现了取材于自然的新风貌。这一时期的瓦当多作半圆形。其中燕下都山形瓦当，卷云瓦当，饕饕瓦当，三晋之卷云纹瓦当，齐鲁之树纹、鹿纹瓦当，洛阳之涡形、鹿、双麟瓦当，既传神而又富有韵律，代表了战国瓦当的艺术风格。
秦汉时代是瓦当的鼎盛时期。从咸阳、西安、临潼等地出土的瓦当来看，秦代瓦当除鹿纹、鱼鸟纹外，又有了四兽、双猫、夔风、鸿雁等形神兼备的纹样。这样的纹样一般都有象征性，多取其吉祥如意和求安求福之意。秦代还出现了字纹瓦当，字体多是比较典型的小篆书体，行款较为固定，少有图案。如“羽阳千秋”、“千秋利君”等皆如此。“永受嘉福”为缪篆字纹瓦当，其文字与秦代缪篆玺印在书风上相类似。此类瓦当绝少发现。另外还有一些特殊字纹的瓦当。它们不仅在字数上有所增多，而且在画面的构思上有奇特之处。如“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12字瓦当，以小篆书写，文字工整，字形轮廓大小均匀，可与同时代之碑刻文字相媲美。
瓦当纹饰发展至汉代，进入高峰时期。它的艺术风格吸收了先秦以来的精华，同时融入了当时的艺术特点，无论在艺术形式和内容上都有重大突破，显示了汉文化驾驭工艺美术的思想力量与高超的工艺水平。这一时期的瓦当以云纹图案的居多，云纹组织在网心外围或网边中间，千变万化，形式多样。动物瓦当中有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像为图案的四方神瓦当，也有豹纹、虎纹、凤纹、鹤纹、马纹、龟纹、蛙纹、玉兔纹的瓦当。四方神瓦当多组成合套，有驱邪之意。四像形象细腻动人，力度超凡，富有磅礴气势。
汉代瓦当中，以字纹瓦当的数量最大。字纹瓦当的思想内容比秦代有所扩展，大致可归为宫殿、官署、祠墓和吉祥语4类。在形制上分区划界，中心乳点与联珠给铭文安排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在这个范围内，作出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均衡与变化。文字数目有单字、双字、3字、4字、5字、6字、8字，12字不等，书体亦有从简趋势，而且用笔粗犷，茂美雄密，纵横无拘；构图则酣畅饱满而又富于变化。1974年在茂陵发现的“天地相方与民世世中正永安”之12字瓦当，由外圈8字、内圈4字组成，篆文错落，布局协调，它是汉武帝陵寝宫殿所用：其旁霍光墓附近出土的“加气始降”、“屯泽流施”、“光旭块宇”、“道德顺序”4件字纹瓦当，烂漫多姿，变化无穷，似为祠堂、园邑之用。两汉时期的字纹瓦当，于醇朴中求文字结构之气韵，于多姿多彩中求装饰之意味，体现了汉代的艺术面貌与时代精神，是中国陶制文物中独具魅力的珍藏。
秦汉以后的瓦当，亦有图案及字纹较为精彩者。北魏早期的字纹瓦当，如“富贵万岁”，在书体、用笔方面与北魏墓志铭为同一系统，颇有北碑之韵味。隋唐瓦当主要以佛教图案“莲花纹”为主要装饰纹样。出土于元代古城的元代瓦当，有“常山长贵”4字吉语，“常山”2字有楷书笔意，“长”字带有几分隶意，“贵”字则与汉代铜洗上的铭文相同，而且文字与图案相映成趣，别有一番艺术风貌。但总的来说，它们的艺术水平，与秦汉瓦当已不能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