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地名是很有风味的：三里屯、四眼井、竹竿巷、钓鱼台、樱桃斜街、烟袋斜街、香饵胡同、石雀胡同。不管这些地名是怎么起的，都有浓浓的乡土气息和人情味儿。
事实上北京的地名大多非常生活化，比如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醋章胡同、茶儿胡同，连起来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又比方说，拐弯多的街巷，就叫它八道湾九道湾，或者骆驼脖儿胡同、辘轳把儿胡同；圆圈形的，叫罗圈胡同、磨盘院胡同；口小肚儿大的，叫门葫芦罐儿、驴蹄胡同、茄子胡同；扁长条的，叫扁担胡同；细长条的，叫笔管胡同、箭杆胡同、豆芽菜胡同、狗尾巴胡同；弯曲状的，叫月牙儿胡同、藕芽儿胡同；一头细长一头宽的，叫耳挖勺胡同、小喇叭胡同；如果胡同较短，就干脆叫一溜儿胡同或一尺大街。这些带着浓浓乡土气息而又直截了当的名字，或许只有在北京，这样一个仍然蕴含在最深处、保留一份田园情结的城市中才可以大行其道吧？
北京人的这种心理和这份情感，更像是“平民的”，而非“市民的”。平民和市民是两个概念。市民充满都市味和商业气息，而平民则朴素无华与田园自然相关。
所以，平民更接近农民。老北京的平民，是相当“农民化”的。他们爱吃的是硬面饽饽荞麦饼，是冰糖葫芦豌豆黄，而不是奶油蛋糕冰淇淋；爱喝的是二锅头和大碗茶，而不是威士忌和咖啡；爱过的是中国传统节日清明端午重阳节，正月十五挂红灯，而不是圣诞节和情人节；爱玩的是养鱼养鸟养蛐蛐儿，是逮蜻蜓、黏知了、放风筝，是那些让人亲近自然亲近土地的娱乐活动。甚至他们爱听的也是那些带有土腥味的吆喝声：“栗子味儿的白薯”，“萝卜——赛梨”。
老北京生活中的这些平民味儿现在是日渐稀薄。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这种平民味儿，才是正宗的北京味儿。它也是北京最让人难以割舍的情怀。没有太多的人在乎北京的皇帝、官僚和学者（个别特别有名的例外），也没有多少人记得满汉全席（也许根本就没吃过），但记得天桥的把式、厂甸的庙会、隆福寺那些充满了简单乐趣的平民把戏，记得八月十五的免儿爷，记得豆汁儿、灌肠、艾窝窝和炒肝儿。
平民的北京之所以风味醇厚让人怀念，不仅因为其中保留着大量城里人久违的乡土气息和田园情调，而且因为其中有厚重的文化积淀，有着其他城市没有的贵族气派和贵族精神。
北京人在平民气中却轻轻流淌出一种高贵的气质。
其实，北京的平民，原本就非同一般。帝辇之下，皇都之中，在万岁爷这一亩三分地上住着，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哼哼。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然就会有几分华贵，几分儒雅。这差不多也是西安、南京这些古都的共同特点。不过西安因历史缘故，较之北京更为古朴厚重；南京则因地理缘故，较之北京便多了几分隽秀水灵。北京的民风是“大气”：粗犷、豪爽、质朴、落落大方、小处见大而又礼数周全。老北京人就尤其如此。他们的生活大多十分朴素，甚至可以说是粗陋，但却绝不会因为人穷而失了身份，丢了份儿。即便是一碗老豆腐，二两二锅头，也会慢慢地喝，细细地品，一点一滴都咂了下去。那样的神情气派就像面对一桌满汉全席。就是这样简陋的酒菜，如果来了朋友、熟人，也要礼让，然后坐下，细品慢口尝，一面悠然而又不失文雅地“海聊”。要之，他们更看重的不是那酒那菜那茶水本身，而是饮酒喝茶时的悠然自得和清淡典雅，追求的就是那份心境和情趣。
平民和贵族是王朝时代的概念，北京是贵族最集中的地方，当然也是平民最多的地方。所以北京的贵族派头最足，平民趣味也最多。作为明清两代的京都和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给这两大阶级都设计和安排了足够的空间。贵族们固然能在这里养尊处优作威作福，平民们在这里也如鱼得水活得滋润。现在，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早已成为过去，但贵族精神和平民趣味作为一种文化，却并不因此而消亡。反倒是，“旧时王树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随着社会变迁，贵族们渐渐地流落于民间，大大拉近了这两个阶层的距离，在使自己平民化的同时，也增加了平民文化的贵族气和书卷气。而事实上，中国的“贵族精神”中从来就不乏“平民趣味”。贾府无疑是贵族（而且是“皇亲国戚”）。但为迎接贵妃娘娘而修建的“大观园”里，也不忘设一“稻香村”（倘无此村，则枉曰“大观”）。尽管贾府的做法未免“做作”，但即便这“做作”，却也是文化所使然。因为传统的中国是“乡上的中国”，而中国文化的美学原则是“见素抱朴”、“反朴归真”。
所以，北京城里最可人之处，不是巍峨富丽的城阙宫殿（尽管它们关乎朝廷体制，不可或缺），而是不经意地流露出野趣的城西北角和什刹海，甚至四城之外的那些废宇颓基、荒园古庙、老树小桥。同样，钟鸣鼎食、海味山珍、轻车暖裘也不是真正的排场，“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等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辈承当”，才是最大的排场。
我们实在很难说这种心境和情趣究竟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毋宁说是一种“贵族气的平民趣味”或“平民化的贵族精神”吧！正宗的老北京恰恰是这两种特质的最佳融合。
于是，在老北京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平静安详、宽和礼让、恬淡闲散、诙谐幽默。他们在茶馆里听戏，在园子里会鸟，在皇城根儿溜弯，在大槐树下纳凉，全都有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比方说，纳凉，讲究的就是“沏一壶不浓不淡的茶，聚几个不衫不履的人，说些无拘无束的话”。再比方说，溜弯儿，讲究的也是从容不迫。北京人的“溜达溜达”，与上海人的“逛街”、“压马路”，单从字面上看就大异其趣。“逛街”和“压马路”，不是为了享受都市生活，就是没地方可去，只好在街上走。溜弯儿却是为了享受那份怡然自得，纯粹是散步和散心。一个无可奈何，一个悠然适意。
这样一来，最寻常处往往也就是最不寻常处，而要在最寻常处看出不寻常来，是要有文化教养的。这种文化教养当然并非只是北京人才有，但似乎只有北京人（当然是老北京人），才会表现得那么大方和自然。如前所述，北京人是很会“找乐子”的。对于北京人来说，“坛墙根儿”和“槐树小院”都是“乐土”，“喊一嗓子”和“听一嗓子”都是“乐子”，而且越是众人喝彩，越是神情激昂。可以这么说，老北京人深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之神韵。
幽默北京
诙谐幽默，几乎是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谁都知道，北京人说话特“逗”。普普通通的事情普普通通的话，到了他们嘴里，就可笑、可乐。比如脸上有雀斑叫“洒了把茶叶末”，既形象又生动，怎么想怎么可乐。难怪有人说听北京人说话就像听相声。要论说话俏皮，北京人首屈一指。
北京人说话炉火纯青，也是因为这个城市的得天独厚。除了北京是个古都，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宫廷语言和市井语言雅俗兼备外，长期保持着和周边农村以及少数民族的联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农村语言、民间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往往比官方语言和文人语言更生动鲜活，而这也正是北京话的特点。比如，说“窝心”就比说“难受”好；说“蒙席盖井”，就比说“隐瞒”生动得多；说一个人不爱回家是“没脚后跟”，这话听起来，不但生动，而且俏皮。充满来自底层平民所具备的鲜活的生命力。
事实上，北京话当中那些最形象生动、鲜活的词汇和说法，比如擦黑（黄昏）、撺掇（怂恿）、保不齐（无法预料）、牌儿亮（脸蛋漂亮）等等，大多来自于农村或是少数民族。比方说，打发、巴不得、悄没声儿，就是满语；而找茬儿（挑毛病、找麻烦）、护犊子（袒护自家孩子）、车轱辘话（来回诉说），则无疑来自农村。萧乾先生曾十分欣赏“瞧您这闺女模样儿出落得多水灵啊”这句话，认为“出落”带有“发展中”的含义，“水灵”则除了静态的美外，还有雅、娇、甜、嫩等素质。但，不难看出，出落也好，水灵也好，都显然是农民的语言。尤其是“水灵”，马上让人联想到带着露珠的鲜嫩瓜菜。这就叫“鲜活来劲”，也许正是因为善于向人民群众和少数民族学习，所以，尽管北京是中国最大的官场，可北京人说起话来，却并没有官气。
如果说生动鲜活是向农民和少数民族学习的结果，那么，诙谐幽默则源自北京人的世故与平和。幽默是要以平和为前提的，浮躁的人就幽默不起来。因为幽默是不紧不慢的，它需要一种心平气和的状态，它需要铺垫、打底子，“包袱”才抖得开。会说笑话的人都知道，说笑话时，不能紧张，必须他急你不急，他笑你不笑。如果别人还没笑，你自己先笑起来，那就叫犯傻，便没人觉得幽默了。如果心急火燎，打机关枪式地把话一口气说出来，别人听不清楚，反应不过来，又怎么会笑？
因此，幽默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平和。只有心平气和，坦然面对人生，才会产生幽默，也才幽默得起来。也就是说必须把生活看轻了、看淡了、看平了，真正的幽默才会产生。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人会幽默，无法想象一个事事斤斤计较的人会幽默，也无法想象一个时时处于提防状态的人会幽默。说到底，幽默也是一种“大气”。只有大气的人，才能微笑着看待一切，包括苦恼和不幸。同样，也只有大气的人，才能含笑向自己的过去告别，只有大气的人才具有超脱的情怀。总之，只有大气才会幽默。北京人大气，所以北京人幽默。
事实上，北京式幽默中的大气是不难体会到的。它往往表现为大大咧咧、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甚至没大没小。比方说，称邓小平为老邓，称戈尔巴乔夫为老戈，就像称呼自己单位同级平辈的同事；称倒腾商品的小贩为“倒爷”，称骑平板车拉客者为“板儿爷”（其车则被称为“板的”），就像称呼“王爷”、“万岁爷”。这可真是“掉了个儿”。如果说，前者和天安门广场上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一样，多少表现出一种“民主意识”和“平民意识”，那么，后者就多半是一种调侃，一种善意的玩笑。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不合礼数的“倒错”，都只能是北京式的。它表现的正是北京人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敢说的“气度”，而所谓“什么话都敢说”，则是不但包括“说什么”，也包括“怎么说”的。事实上，正是在这种调侃中，北京人消解了神圣，于是严肃的事情不再严肃，人们从这种状态中找到了最舒适的存在方式。
北京人的幽默，有很多种类型。有调侃挖苦的、有装傻充愣的、有玩世不恭的。前面说过，北京人是很会“损人”、“挤兑人”的，比如“别以为全中国三分之二的男性都憋着娶你，多晚你走在大街上也不会出事”等等。然而问题在于，他们不但损别人、挤兑别人，也糟践自己。比如葛优就曾说自己“脱了衣服跟一条反动标语似的”。最典型的还是杨东平讲过的一则笑话：一个小伙子因为犯规，被警察扣住不放，情急无奈之中，竟冒出这么一句话：“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结果，围观者哄堂大笑，警察也只好放人（《城市季风》）。另一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故事是：一个平时怕老婆的人，偶然和老婆顶了起来。老婆大怒：“反了你小子？”该人马上赔不是：“哪敢呀！这两天，也就是有了两个臭钱，就像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老婆也只好一笑了之。显然，在这里，两个当事人都表现出一种装傻充愣自我作践的态度。这种态度，用王朔的话说，就是“千万别把我当人”。
这就是世故，一种生存的智慧。
但，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这里面也同样充满了苦涩、无奈。
事实上，只有世故的人，才能装傻充愣。因为装傻充愣的背后，实际上是毫不在乎：人生在世，没必要太把自己当回事。谁也别太当回事，谁也别叫真。所以，谁也别太把自己当人。何况，我不是人，你也不会是人。当我不把自己当人时，我其实也没把别的什么人当人。
就拿前面那个笑话来说，便推敲不得。表面上看，那个小青年是在作践自己，仔细一琢磨，却又不知道是在作践谁。因为“我”固然是个“屁”，然而这个“屁”却是警察“放”的。
说了归齐，还是“警察放屁”。结果，谁都挨了骂，也就谁都不吃亏。因此，当一个北京人（尤其是王朔式的北京人）在你面前“装孙子”时，你可千万别上当，以为你真是“大爷”。这是一种自卫，同样也是一种反抗，“世故”的北京人就是这样找到了平衡。
北京平民的幽默中，是不乏苦涩的。就拿把雀斑说成是“茶叶末”来说，便透着生活的苦涩。因为只有贫穷的小民，才喝这种末等茶叶。其实，就连北京平民的幽默本身，也是“苦恼人的笑”。
平民嘛，一无所有，要啥没啥，既没什么可乐和的，也没什么可得意的，就剩下一张嘴，再不让它快活快活，那日子还能过？
再说，耍贫嘴又不要钱，也就不说白不说。即便不能损别人，拿自己开涮总是可以的。只要嘴巴闲不下，也是一种生活的享受，看看曾热播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知道，北京人的幽默里往往带着哭腔。
上面那个青年当时也许并没有想那么多。他的话，不过脱口而出。但，他的脱口而出，又显然有北京人世故的耳濡目染和长期熏陶作背景。咱一介平民，没权没势的，谁也糟践不了，那么，自己作践自己还不行。于是我们就品出苦涩来。
显然，正如“长歌当哭，要在痛定之后”，苦涩也只有经过平和的过滤才能变成幽默，而平和的背后则是世故。也就是说，只有一切都看穿看透，才会满不在乎。于是，无奈到了极点，反倒心气平和。因为一切都无所谓。
正因为不必较真，所以，在北京式（尤其是王朔式）的幽默里，越是严肃的东西，就越要弄得荒唐可笑；而越是不当回事，则越要一本正经，这就是一种黑色的幽默。比如，在王朔的一部小说中，一个名叫马青的人就这样“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哥儿们”说：“你就别一个人混了，咱们还是一起混吧！人多力量大，敢教日月换新天。人心齐泰山移，蚂炸还有四两肉，一个萝卜一个坑，咱们怎么就不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王朔《一点正经没有》）这种把豪言壮语和俚词俗语说在一起，而且说得不动声色的说法，最得调侃之神韵。而且，这段话，还非得葛优来说，才能说得风味纯正，说出王朔式的“语重心长”来，说到底还是人家那股子冷劲。
总之，北京人的幽默，表面是风趣，内里是世故，这世故不是油滑，而是一种沧桑之感，这才有了如张辛欣所说的那种“经蹬又经拽，经洗又经晒”的韧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