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上讲，东北方言很接近北方方言的京话（普通话）。一般来讲，听懂东北话对一个受过普通话教育的人来讲是很容易的事情，很多播音员都是东北人。然而东北毕竟不小，人口也不少，口音当然也杂。辽宁部分地区的口音与大家熟悉的东北话相去甚远（如大连，丹东，海蛎味儿甚浓），而沈阳，长春等地的口音都是“侉了巴叽”，“哏了巴叽”，只有哈尔滨的口音才与普通话更接近一点。
从文化的相互影响上来讲，原住民占有先天优势，因为逃荒者是陆续到来的，他们要想和原住民打成一片，就必须接受当地的风俗习惯，包括语言被同化。一般来讲不过三代人，外来者就会被同化，除非他们群体较大比较封闭。说山东话的移民是很少的，主要是新移民或集中于辽宁南部。总的来说，中原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本土文化的影响是直接的，在各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谈到东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这位东北汉子滔滔不绝：对某一地区的人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他地区的人的想象方式完成的，这种想象常常是片面的和虚幻的。相对于人们对北京人和上海人的研究和总结，对东北人的研究实在太少了。中国人对东北人的认识是简单的，而事实上，东北人“特复杂”，很难概括出其共同点。
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孔庆东举了一个例子，在现代文学家中，萧军和端木蕻良都是东北人，却代表了东北人两种完全不同的极端。东北人是豪放的，同时也是细腻的，而且东北人一旦细致起来，其程度绝不输于江南一带的人。就像在身高普遍比较高的“东北大汉”堆里，也会涌现出个别潘长江这样的“身材”。
也的确如此，单是大家都认同的性格，就可以举出不少。
东北人能逗。虽离“幽默”似乎还有些距离，但与国语里的“搞笑”差不多。赵本山、黄宏、巩汉林、潘长江这些年来蹦蹦哒哒地逗来逗去，还真逗出点“号”来了。虽然有人说他们“那也配叫艺术家？叫艺术家也是农民艺术家”。倒也不假，赵本山原本是铁岭地区（市？）康平（开原？）县一个唱二人转的老倒，“老倒子进城，头戴草帽，腰系麻绳，先进侧所，后逛联营，喝瓶汽水，不知退瓶，看个电影，不知啥名，看场球赛，不知输赢……。”这叫艺术？但挺逗，你难道不觉得，这下里巴人，比那“摩尔多瓦，我的玫瑰花，我多么爱你，可又不敢表达……”的呻吟调听着更舒服些？
东北人不是不讲理，不是不讲道理，而是不“讲”理。东北人不是那么能说会道，但讲的是诚心诚意，喝起酒来也是“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跟东北人打交道，够朋友讲义气比“理”重要得多。也因为不讲理，所以东北人容易上当受骗，但要骗他们，首先有一件事必须考虑好：敢不敢赌命。
东北人仗义。这一点可能是“举世公认”的，实际上有人不同意也不为怪，因为仗义的定义可以不同。东北人的仗义之名从何而来，无从考证。但起码那张汉卿于临潼兵谏后只身随蒋介石飞去南京，是仗义之举。而后的东北人无不自觉不自觉地珍惜这一名声。
东北人豪放直爽。肚子里的弯弯肠子少，说话办事都是擀面杖捅驴，直来直去型。东北话里有一句叫“少跟我扯那哩哏儿棱”，就讲的是别扯淡。有一次在火车上，笔者听一东北老客骂开车两个小时也没给旅客送水的男列车员：“长个挺大个B个子，晃里晃当地，不他妈玩活。”
有人戏言，上个世纪从东北“出口”到关内的只有两样东西：张作霖的口头语“妈个巴子”
和赵本山的小品。还有人说，东北地区原始文化积累过于贫微。东北不出圣人，棍子扫一圈，扫倒的全是武夫。
其实举来举去，好听也罢，难听也罢，大概可以这样概括：这里有英雄至上的风俗，人们是靠着感性和感情生活。
仿佛人们从张作霖身上看出了东北人的“山林气概”。——孔庆东用这样一个极富美学味道的词语来概括东北人身上的“土匪气”。
分析这种整体性格的形成，既有自然的因素，也有历史原因。
古代的东北地区，人们以游牧和打猎为生。由于远离中华文明的中心，东北人在历史和文化发展方面显得落后。当中原地区的人们已经抛弃了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开始以集体的力量对抗自然时，东北人仍然停留在以个体力量争取生存空间的阶段。另外，东北地区由于归属中原的王朝秩序比较晚，生活在东北的人们享有比关内地区的人更大的思想自由度。这种体制外的生存环境，使东北人养成了尊重个体力量、尊崇英雄、讲究忠义精神的传统。
东北人这方面的特点在“闯关东”历史过程中得以加深。本来从关内来的人就以底层社会的“不法之徒”为主，这些人来到东北，长期的艰苦生活、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甚至没有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力量，造成了各自为政、强者为王的心理。在早期的关内移民中，只有强悍的人才有活下去的可能，温文尔雅者即使迁入东北，也很快被这种艰苦生活所淘汰。
然而与之有些不太和谐的是，东北人从整体上有一种“小富即安”的性格。
对于东北人“小富即安”性格的成因，东北土生土长的作家迟子建认为，是当年冒着生命危险“闯关东”的老客们将这种生活态度带到了东北大地。那些“闯关东”的关内人之所以离开家乡来到东北大地，主要是因为生计问题，而不是抱着寻找新大陆的梦想来东北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没有大的抱负，在解决吃饭问题后，就感到满足了。而且，“闯关东”时代的东北，男女比例相差悬殊，来到东北的关内人娶媳妇极为困难。吃饱饭、成个家，“三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成了他们的最高理想。这种着眼当下、少思未来的心态，在那些“关东客”和他们后代的心中根深蒂固。
因而从整体上来讲，东北人缺乏冒险精神，容易安于现状。由于冬季较长，耕种季节相对短，在长时间的农闲时间内，东北人很少有人外出打工，而是把时间放在喝酒赌博上。
改革开放以后，东北的经济连年不景气，但是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多少改观，大批的劳动力闲置，外面的世界仿佛天然对东北人没有吸引力。
吉林大学副教授杨军分析，东北人懒散的作风，客观上是由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决定的。东北的冬季很长，不但不能耕种，户外活动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东北人有“猫冬”的习惯。另外，东北自古物产丰富，有“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之说。东北人均耕地面积多，虽然只能耕种一季，但人均粮食产量足够一年的食用。这使得短时间的劳作供应一年到头的温饱成为可能。东北有句俗语，生动地描绘了东北人一年到头的生活状态：“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三个月干闲。”
东北人的这种复杂性格是有历史渊源的。
杨军认为，东北的文化从古至今变化很大。明清两代，统治东北地区的主要是满族文化。八旗入关以后，东北大部分地区成为无人区。满族人将白山黑水的东北地区视为圣地，为了保护东北地区不被汉人破坏，清政府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封禁政策一直延续至清代中后期，后来为了充实边防，抵御外来侵略，清政府才解除了封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