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十分清楚，单靠军事镇压不能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只有让其诚心归服，蜀国才能真正安定。于是他对孟获采取“兵战”与“心战”相结合，以“心战”为主、兵战为辅的战略。
两军初战，蜀军大胜，孟获被擒。孟获很不服气。诸葛亮让蜀军排成威武的阵势，然后亲自带孟获前来观阵。等孟获看够了，诸葛亮问道：“我的队伍怎么样？”孟获说：“没有什么了不起。以前我不知虚实，所以吃了亏。如果再战，我一定能打败你。”
诸葛亮不想与他争辩，笑了笑，同意放孟获回去。不久，被放归山的孟获重振旗鼓，又来攻打蜀军。可他仍旧不是蜀军的对手，很快又被人五花大绑地押到了诸葛亮的面前。孟获高昂着头，不认输。诸葛亮不动声色，叫人又把他放了。这样一擒一放，总共7次。最后，孟获终于心悦诚服，心想诸葛亮真是仁义之人，要是成心杀他，脑袋已掉了7次。他对诸葛亮说：“丞相神威，是不可战胜的。从此以后，我诚心归顺蜀汉，决不再叛。”
蜀汉军队乘胜前进，攻占了益州郡，这样南中的问题就解决了。诸葛亮对孟获等少数民族首领，授予官职，让他们继续管理南中，并派人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南中成了蜀汉巩固的后方，一些少数民族青年参加了蜀汉军队，组成战斗力很强的“飞军”。南中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蜀中，有力地支援了蜀国的北伐。
蜀汉政权在南方巩固以后，诸葛亮着手北伐曹魏。出征前诸葛亮特向后主刘禅上《出师表》，“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出师表》是诸葛亮继隆中对之后，向继任领导递交的一份有价值的策划，也表示了自己收复汉地的决心。
可是由于将领没有贯彻诸葛亮的意图，第一次北伐（228年）失败了。诸葛亮回到汉中以后，酝酿下一次北伐，还是失败了。诸葛亮意志坚强，锲而不舍，他组织了多次北伐，但不是供给跟不上，就是兵力太少，或者遇到了恶劣的气候，以致每次都无功而回。
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统兵第四次北伐，这次他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为了解决崎岖险峻的山路的粮食运输，他亲自设计制造出一种叫做“木牛”的运输工具。这次北伐像上次一样，把祁山乌黑住。可是诸葛亮遇到了另一个智者——司马懿。魏国大将军司马懿统率大军救祁山。诸葛亮退兵诱敌，司马懿率军尾随，但不肯战。有的将领批评司马懿：“畏蜀兵如虎，难道不怕天下人耻笑吗？”司马懿无奈，只得命令进攻，结果中了计，损失3000多人。接着双方相持了一个多月。蜀军的粮草越来越少，诸葛亮只得把队伍撤回了汉中。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公元234年春，诸葛亮统率10万军队，开始第五次北伐，这也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这次蜀汉军队杀出斜谷口，开到五丈原（今陕西郿县西南），威逼长安。
司马懿知道蜀军远来，利于速战，不利于持久战，于是便也在渭水边扎下营寨，与蜀军对峙，以逸待劳。这次北伐，诸葛亮为了解决粮草问题，采取了一项非常有远见的战略，即“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可是，诸葛亮几次派人挑战，司马懿都按兵不动。最后，为了诱使敌军出战，诸葛亮让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衣服，讥笑他懦弱胆小如妇女。司马懿十分生气，几乎要出兵应战，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诸葛亮的激将法，于是仍旧坚守不动，使诸葛亮的速决战术无法施展。
就在诸葛亮此次北伐之际，三国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吴盟友进攻曹魏的三路大军都败退了，这结蜀军十分不利。转眼到了秋天，诸葛亮由于多年劳累，积劳成疾，病逝了。北伐军在杨仪的率领下，按诸葛亮临终的交待，不让死讯外泄，进行有秩序地撤退。司马懿追来时，蜀军突然倒转旗帜，擂响战鼓，向魏军冲杀。司马懿以为有伏兵，忙下令魏军停止追赶。蜀军得以安全地撤到斜谷。等蜀军撤退后，小心谨慎地来到诸葛亮生前部署的阵地巡视，不禁感叹道：“真乃天下奇才也！我能料定活人，却无法实定死人呀！”
两个智者谁更高一筹？
三、处世隐忍而身显的曾国藩
1．小心稳重地处事
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
——曾国藩
如果只看曾国藩的简历，那么会认为他一生官运亨通。曾国藩28岁中进士，初授翰林院检讨，1846年充文渊阁直学士，第二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849年升礼部右侍郎，8月署理兵部左侍郎。咸丰帝即位后，他先后兼任过兵、工、刑、吏等部侍郎等职。然而，这其中，他花了多少心血，经历了多少痛苦？
曾国藩初踏仕途，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对人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傲气，他自己承认“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他在长沙办团练，动辄指摘别人，尤其是与绿营的磨擦斗法，与湖南官场的离异不合，还有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都是不利于他的。锋芒毕露、刚烈太甚，必然会伤害太多人，给自己设置许多障碍，埋下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
咸丰七年，曾国藩的亲死了，他回老家湖南荷叶塘守制，这一年，他对人生进行了认真盘点，并作深刻地反省，认识到自己办事不顺手的原因是个性太强，容易得罪人。回到官场后，曾国藩为人处事比以前稳重多了，他在日记中写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历观名公巨卿，多以长傲、多言二端而败家丧生。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后，处事逐渐成熟稳重起来，对待同僚及下属注意谦让，再不把手中的权力看得高于一切。权力也是可以妥协的，妥协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权力。有些当官的把权力与尊严混为一体，与其说是尊严不可侵犯，不如说是权力不容侵犯，这显然是错误的，以致一些人因失权而抬不起头来，甚至忧郁而死。
曾国藩当上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深知作为一个汉人，在满族老板手下干事，地位太高是危险的，于是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湘军攻克南京之后，大肆洗劫城内的金银财宝，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抢得最多。左宗棠等人曾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罪，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国藩进南京后，也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事：第一，盖贡院，当年举行分试，提拔江南人士。第二，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闲散旗兵来驻防，发给全饷。第三立即裁减湘军4万人，又令弟弟曾国荃回乡下停职反省。这些措施缓和了多方矛盾。曾国藩再三告诫弟弟国荃道：“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
蔡锷编辑《曾胡治兵语录》，写道：“吾国之心，断送于‘伪’之一字。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上以伪驱下，下以伪奉上，同辈以伪交，驯致习惯于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矣。……由伪生疑，由疑生嫉。嫉心既起，则无数恶德从之俱生，举所谓伦常道德皆可蹴去不顾。呜呼！伪之为害烈矣。军队之为用，全恃万众一心，同袍无间，无容有丝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系。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战自焚。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
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交战，作为将帅，威风凛凛，权势显赫，但他待部下处处不忘一个“诚”字，并且向手下人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内心之诚乃“血诚”。曾国藩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
曾国藩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祓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
他在日记中写道：“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2．用人才弥补自身的缺陷
初非预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
——曾国藩
曾国藩讲究用人谋略。他曾多次向朝廷建议：应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察、甄别、审核；要提拔那些敢于提意见的“直臣风骨”；要破格提拔一批讲求经世致用的人才充任各给官员；人才选择的标准应是“崇实黜浮，力杜工巧之风”。
如果这只是说说而已，还不能看出曾国藩的智慧。历史让洪秀全与曾国藩成为位对手，谁是智者？在较量中体现。洪秀全是个失意的读书人，他有志向，有抱负，通过科举从底层爬上来的路堵死后，他想出人头地，只有选择非正常的手段，他借上帝的意志来包装和欺骗自己，他的思维就只有往“天命”的逻辑中套，只能走顺境，难以面对逆境。而曾国藩是个得意的读书人，他学识丰富，修养很高，相信传统的力量和个人努力的重要。
1851年，一个以前谁也没有听说过的名叫洪秀全的人，让清朝统治者很恼火，很震惊，也很害怕。永安城被占，广西失陷，湖南失陷，南京失陷……一条条消息震荡着清廷，震荡着包括曾国藩在内的食清廷俸禄的人们的心。曾国藩回老家湖南亲自招募兵员，办起团练，组成湘军。为了使湘军具有较高的战斗力，他采取以封建宗法关系为维系纽带，不招收游杂、城镇市民，只择青年农民；挑选同乡、同学、师生和亲友当军官，并先聘营官，由营官自己招募士兵。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为了争取满族贵族的支持和信任，曾国藩举荐满族塔齐布为湘军大将。
湘军初次出师并不顺利，在江西吃了败仗，消耗了不少兵力，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曾国藩派人督造战船，创办水师，准备发起肃清长江水面大战。就在这时，曾国藩听到消息，太平军攻陷了九江，并打入湖北，挺进武昌，情况十分危急。曾国藩出兵迎敌，可是节节失败，损失惨重。
曾国藩改变战略路线，先取武汉，以扼上游，解决后顾之忧，而后步入江西，取九江，攻安庆，围南京，以达决战而胜。他认为：“自古到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若何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后来证明他的这种战略思想是正确的。
在与洪秀全的较量中，曾国藩十分注意网罗和培植各类人才，包括文化方面的人才。曾国藩出师前，安庆是南京的屏障，夺南京，须先攻克安庆，可安庆工事牢固，湘军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也没有攻下，曾国藩在城外怀宁（今安徽怀宁县）乡野一边散步，一边思考攻城之法。在一座破庙里遇到了一个青年，觉得他胆子很大，不远处就是战场，他竟在这里用功读书。青年说他在这里等着一个人，三个月了，一直无机缘。曾国藩问他想见谁。他说：“湘勇吉字营统帅曾九爷曾国荃。”曾国藩觉得稀奇，便问他为什么要见曾国荃。青年向曾国藩讲开了，他曾亲自闯进曾国荃与曾国华的帐中，告诉他们不要打三河镇（今属安徽肥西县），转攻庐江（今合肥）。他们不听，结果全军覆没。
曾国藩得知眼前的青年是曾为湘军领导出过计谋的赵烈文，不禁上前握住他的手，介绍自己是曾国藩时。见到曾国藩，赵烈文当然兴奋。曾国藩把赵烈文带回了指挥部，请教破安庆之策。赵烈文从从容容地说：“太平军守城，有句老话，叫做守险不守陴。就是说，精兵良将都放在城外的险要之处，城内的反而是老弱病残。破安庆，就要从这里下手。安庆的险要首在北门外的集贤关。破了集贤关，安庆城一半到了手。次在菱湖石垒，菱湖石垒一下，安庆就是一座孤城。不出十天半月，即使外面不攻，内乱亦必自起。”他并提出了攻集贤关的具体方法。
曾氏兄弟接受了赵烈文的建议，果然攻克了久攻难下的安庆城。
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容闳，留学美国归来后，曾到太平天国提出新政建议，他看到了太平军内部用人机制的弊端，于是离开这里来见曾国藩，他对湘军大营的人才盛况颇有感触，他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两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
在湘军中，不仅曾氏重视人才，胡林翼、左宗棠等也极重视发现和搜求人才。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晚清文化界出类拔萃的人才，或为宿学名流，或为西学新人。他们虽无显达的名位，却是当时知识分子中最富信仰的部分，往往以一介寒儒历兵戈而成悍将，最终，大都成为湘军的军政骨干，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立下了汗马功劳。相比之下，洪秀全则显得十分可怜，几乎没有什么有作为的文化人进入他的帐下，就连李秀成也认为太平军的劣势在于“官兵多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入”。
曾国藩善于体察人情事故，他认为人常有两种积习：一种是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这种人大事做不成，小事不愿做。他形象地称这种人是瞽者，即看不到方向的人。还有一种人是天天忙于身边的琐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远见卓识。这两人终究很难成功。基于此基础上他提出：“成大事者必须目光远大，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但必须按目标一步一步走下去，方有成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