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使我们不注目于文章的好坏上而注目于民俗的材料上，那么唱本的内涵实在比歌谣为复杂。歌谣固然有天趣，但是它大都偏向于抒情方面；要在里边求出民间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民众们脑中的历史，它实在及不上唱本。唱本是民众里的知识阶级作成的，他们尽量把自己所有的知识写在唱本里，他们会保存祖先口传下来的故事，他们会清楚地认识下级社会的生活而表现他们的意欲要求，他们会略具戏剧的雏形而使戏剧作家有取资的方便。
摘自顾颉刚《湖南唱本提要序》《民俗》1929年第64期第2页
综合的说，乡中的歌谣，至少也含有它最初原始的特质；城市中的歌谣，完全失去了它的原来本质，而与近世的歌谣同化了。
摘自于飞《辑巴歌杂记》《民俗》1929年第82期第8页
社会史的看来，文化人自身所具的器官与智力，事实上不唯不超越原人，即较之高等动物，亦有其所长，有其所短。然而文化人之所以为文化人者在什么地方呢？便是生产技术或生产力之无限制地增加。这是自然与文化的分水岭。自此以后，动物便长久停滞在它所处环境的固定状态里，或因环境的变化而略有变异，而人类却随着生产力之发展，继续地征服与改变自然，而无限地高飞腾达了。而且，自此以后，人类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生活(观念形态)亦随生产力之改变而改变，而受其规定，人类不能超越其物质生产状况而营其社会生活，这是非常明白的事，同理，人类的观念形态亦为其社会生活状况所反映。低级文化阶段民族之奇风异俗和对于一切事物之迷信与神道观念，都源于其低级的生产状况，或完全为自然所压服或蹂躏之结果。自然崇拜或拜物教为原人或低级文化阶段民族一切习俗之核心，近代进步的初民心理学者已明了此源于当时人类之技术与能力尚属幼稚，而自然之破坏力极大，他们之得以残存或竟因之而毁灭，均在自然哀怜之下；处此最大的威力与恫吓之中，而又无以胜过之，其结果又可决定其生死存亡，人类实自感渺小，油然而生畏惧，祈求与崇拜之念，此为心理学之原则，而为一切宗教特性所同然。
摘自罗绳武《民俗学之社会史的研究》(1931年)《中国民俗学论文选》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4页
歌谣是多方面而且很普遍的一种表现法。民俗学的研究歌谣是要观察他在民众生活中的地位，他侵入于生活中的那一方，以及他的种种形式是怎样的。
摘自林惠祥《民俗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73页
然而照中国的习惯，童谣常是一种预言，与“推背图”之类有同等价值；实在研究起来，这童谣的来源，倒往往是出于先存在的事实。
摘自廖沫沙《“拜与卖”》(1934年8月6日)《廖沫沙文集》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卷第112页
因为歌谣是由现实生活所派生的，是生活韵律的节奏。那末，我们从某地方的歌谣，可以观察其生活情形，风俗习惯及其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的，并且人民对于政治，礼教，民间疾苦等之感悟亦可窥见。因民间一切生活情形所引起的感情作用，都藉歌谣而发抒，都寄托于歌谣。由此歌谣实是研究风尚礼俗及生活之情况的原料。
摘自陈家盛《广西陆川歌谣中的生活素描》《民俗》1936年第1卷第1期第218页
过去，曾有许多美学者和文学研究家等，曾经做过一种缥缈的幻想，即把艺术(诗歌、民谣包括在内)看作一种纯粹地自然产生、发展的，和人间功利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甚至于以为是不能够有关系的东西。这种幻想，大体已被前世纪下半期一些社会学的美学者、人类学的艺术学者们的实证的研究打破了。(虽然现在还有些顽固的学者企图用纯美的动机，去说明艺术的产生等，但是，那不过是艺术上的回光返照而已。)艺术在它的产生和发展上，是深切地和人们的实际生活发生着关系的。而这在原始社会的作品中，是特别容易给予以证明。
……中国是开化得很早的国家，和这同样是事实，她又是一个进步得迟缓的国家，至少，她的大部份民众是这样。在这个国度里所流行着的民谣，自然有许多是差不多已达到了“艺术”的诗歌的境界的——换言之，即文明社会中的诗人作品的境界的。但是，在另一面，却仅有着滞留在那较幼稚的文化时期的作品。她们表现着古旧的内容，具备着古旧的形态，并且，仍然保持着古旧的机能。柳田国男氏在许多地方，曾一再表示着下面一种意见：日本是最适宜于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个国家。因为在西洋若干文明国中早已销声匿迹了的旧风古俗，在日本现在还是丰富地存活着。我觉得把这意见移用到中国来，是再恰当没有的。在我们现在所说的民谣方面，尤其是这样。
民谣的机能，是多方面的。这，在所谓“原始种族”(即狩猎种族)里，像少数贤明的学者所指示，就已经是这样的了。中国现代民谣的机能，不用说是颇为复杂的。这里，我们只想举述出其中比较近于原始时代所有的几种。因为一面，它们是更容易被忽视，而另一面，在古文化史的考究上，它们又特别占着重要位置的缘故。
摘自钟敬文《中国民谣机能试论》《民俗》1942年第1卷第4期第14页
语言——特别音律的语言，在文化幼稚的人民脑中，有着和在文明人头脑中所具有的很不同的观念，在他们，它是一种神秘的、能动的东西。换言之，它是一种有力的、法术的武器。所谓“咒语”，就是这种被神秘地看待了的语言。中国现代民谣中，很富于这种东西——有音律的，被信作能抵抗、消除那实际的或想象的灾患的咒语。它们不是已经僵冷了的化石，反之，它们至某种程度，是尚有着活泼的生命的。(大抵，这种咒语在应用的时候，必伴着种种相关联的仪式。)
摘自钟敬文《中国民谣机能试论》《民俗》1942年第1卷第4期第15页
民谣，是直接地为协助劳动而产生的。现代有一些学者，坚固地执持着这种主张。这，或者尚有待于更精密的论定也未可知，但是，民谣在一般原始人的劳动上尽着重要的任务，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中国现在各地尚存在着种种旧日的劳动方式——渔猎、采樵、种植等等。在那里，自然要各各保存着用歌谣来协助劳作的风习。假使你是一位到中国内地去的旅行者，在那青苍的田野或碧绿的溪边，你当可以听到农夫或舟子们的各种歌唱吧。若是你有机会——这并不是怎样难得的机会，走到那些正在从事着建筑工务的工人旁边，那么，便可以听到那音律非常均齐的，和声的歌曲。在中国民谣中，占据相当地位的所谓“山歌”，“秧歌”等，她们的起源，固然大抵是为协助劳动(采樵、种田)的，就在现在，她们也大都还是和那些林间陌头的劳动者，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即使现在这种歌谣的内容和形式，和原来的相比较，已经有着若干变化的地方。劳动得歌谣，因为各种劳动性质的不同，和其自身(歌谣)传承上的演变等，自然是很不一律的。简单地说来，中国现在境内各地，这类的歌谣，从最单纯的“邪许、邪许”的喘息声，到语句颇为整齐和内容很有意味的篇章，都同样流行着。……
摘自钟敬文《中国民谣机能试论》《民俗》1942年第1卷第4期第14—15页
民间文艺，是民众的产物。中国最大部分的民众是农民，因此多数的民间文艺，也就是农民的产品。它们即使不是直接地关于农事的，也大抵是农民心理和农民文化的忠实的反映。农谚，不消说，是这一类产品中的一种。
正像神话，民间故事和歌谣等普泛地存在于世界各民族一样，谚语也差不多可说是人类共通的东西。野蛮的部落里大都缺少了她，文明国的民众中，同样存在着这种简练的“语言艺术”。
有人说：“谚语是智慧的产物”。别的人说：“它是经验的产物”，两者都是对的吧。在许多谚语中，有的确是经验得老实的记述，但是，有的却更辉煌地映射着智慧之光——一种深刻的或聪明的思考的表现。
谚语，它和神话，民间故事等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它很少用得着那种虚夸的幻想。它也和山歌、俚谣有差别的地方，因为它节省着较多的情绪和词藻。谚语，它有着真实的内容，它也有那精练的技巧。在一切民间文艺中，它是一种独特的存在物。
摘自钟敬文《关于农谚》《民俗》1942年第1卷第4期第48页
一切的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同时也是促进或调整生活的工具。一般民间文艺——特别是文艺中的谚语，自然也是这样。它由于人们在生活上所得的经验或思考而产生了，并且流布了。结果，它必然在那社会里发生一种作用。假如它是关于行为的，它多少地要给那社会的成员们以伦理的教导。假如它是关于智慧的，它是自然要在那同社会的人们中添益些有用的认识。此外，像关于技术、信仰等的也莫不一样。总之，谚语是人群的行为的和智慧的教条。
摘自钟敬文《关于农谚》《民俗》1942年第1卷第4期第48页
农谚，本来只是谚语中的一种，但是，在农业的中国社会中，它却占着很大的数量和主要位置。如果从中国一般的谚语中，把农谚部分抽开去，那就不免显出贫弱可怜了。
农谚，它是数千年来中国大部分纯良的老百姓们生活经验和思考的结晶，同时又是长远地密切地教导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南针。诚然那些简短的语言艺术，中间有的是传达着荒诞的智慧或伦理的，而那种语言的形式，也多过于简朴甚至于还有拙劣的地方。但这是我们从今日文化水准所发出的批评，不能算是对于历史事物的最公允的评价。平心而论，农谚可算是中国民间文艺中乃至于一般文化中，很丰饶而且相当坚美的一种成果。
摘自钟敬文《关于农谚》《民俗》1942年第1卷第4期第18—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