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问题
据我看来，人口增加，在文明进步的国家里，断不会为这缘故，弄到土地所出的东西不够养人的。怎么说呢？一方面因为科学发达，人类用这土地的本领，就大了许多。比方农学进步，就会改良种子，改良肥料，改良灌溉，栽培的方法，都可以战胜天然的，很多从前不能用的所谓不毛之地，也可以用来种东西。交通利便了之后，埋没在地下的矿物，都可抓出来给人类享用。无论怎么远的地方，都可以拿他有余的，来换他所要的物事。所以一个地方有饥荒，人不至于会饿死。一方面人口增加，是有个很自然的限度的。一般国民生活容易了，贫民阶级没有了，人民的平均寿数，自然是高些，养的儿女，自然是多些。却是一般男女知识的程度高了，男的怕家累，就会不娶亲，也比较晚些。女的能独立，就会怕嫁人，就是嫁了人，也不想多生育，害她的身体，妨她的娱乐。
摘自廖仲恺《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之关系》(1918年8月)《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63年5月第25页
照这几个相对抗的自然趋势看来，人口增加，断不会到可怕的程度，用不着那些灾害、罪恶、战争种种为人道之敌的东西来制限他。也不怕国家发达，文明进步了之后，人口会弄到领土装不下的。所以“人满之患”终归是一句傻话罢了。人满的患，在中国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倒是“民穷财尽”这四个字。这四个字的根源，固然是在政治上，现在无论谁也看得很明白。无论哪一方面当局的，也逃不了这个罪恶。
摘自廖仲恺《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之关系》(1918年8月)《廖仲恺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63年5月第25—26页
中国农村人口之相对的过剩，本来是历史的现象。再加以这时期中的手工业之渐受摧残，农村经济之渐被破坏，手工工人和农民的失业者已逐渐增多。所以自由劳动者的来源，在当时实是很丰富的。资本家举办工业时，绝不愁雇不到贱价的劳动者。
摘自李达《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1929年)《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52页
劳力与国民经济，劳力与土地，同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俗语说：“牡丹虽好，终仗绿叶扶持”，吾们亦可以说，“土地虽好，终仗劳力扶持”。“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数千年前的贤人，已先我言之。劳力既是主动的生产要素，所以是万事的本源，国民经济的盛衰，系乎劳力者大，而系乎自然者却小。
摘自李权时《新中华经济概论》(1931年8月)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40年七版第70—71页
一国的劳动力，当然希望其大。大的方法，不外有二：一在品质方面，当求其好；二在数量方面，当求其多。好的方法：先天的，在乎研究和实施优种学，改良人类的种子；后天的，在乎研究和实施优境学，改良社会的现状(如普及教育、提倡卫生等等)。多的方法：自然的，在乎出生率(即每千人中出生的人数)超过死亡率(即每千人中死亡的人数)；人为的，在乎吸收外国移民。
摘自李权时《新中华经济概论》(1931年8月)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40年七版第71页
家庭手工业之破产及农业之机器化，使农村中产生大量之过剩劳动力，兼以主要副业蚕桑(以下当再详述)之衰落及连年灾荒，使农民不得不打破其墨守乡土之故习，群集都市，成为产业工人，商铺店员或劳动后备军。
摘自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1932年7月)《薛暮桥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6月第13页
劳动力的浪费，仍然不会消灭农村中的人口过剩问题。……自然，经营愈加狭小，劳动力的过剩也就愈加来得显著。
摘自薛暮桥《农村劳动力的过剩》(1937年1月)《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88—89页
农村劳动力过剩，在这全国破产声中，达到了空前的严重程度。第一，因为都市工商业的衰落，迫得许多失业工人重返农村。第二，东北的陷落，和南洋华侨的失业回国，堵塞了离村农民的两条巨大出路。第三，农业的衰落和农村手工业的极度破产，也加重了农村劳动力的过剩现象。
摘自薛暮桥《农村经济的总崩溃》(1937年1月)《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96页
更可注意的是在农业劳动者中，还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能参加农业工作。农业本来是有季节性的，并不能够全年工作；尤其因为耕地狭小，工作时间也就愈加缩短。
摘自薛暮桥《农村劳动力的过剩》(1937年1月)《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在中国，农村手工业的破产，它的速度在都市新兴工业的发展以上。因此农村中的过剩人口，不能够在新兴都市中间找到充分的出路；他们只得长期地沉淀在壅塞着的农村中间，努力去从狭隘的农场上面寻求生活。……这种现象，使半封建的零细佃农愈加普遍，佃租愈加苛重起来；同时又使农业劳动者的工资愈加降落，因而阻碍着农业机械甚至耕畜的广泛利用。在许多内地农村中间，不值钱的人力竟同畜力互相竞争。
摘自薛暮桥《农村劳动力的过剩》(1937年1月)《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页
从农村劳动力的消长的情形，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农村生产力的或增或减。同时也可以看到当生产力下降的时候，劳动力就不能充分地被利用。在耕地缺乏而农业经营面积很小的广东，农民自家所耕的田亩每不能容纳所有的工作人口。
摘自陈翰笙《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1934年)《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局发行1935年版第763页
农业劳动的需要与否，工资的多寡，工作时间的久暂，在与季节忙闲发生直接的关系。以致农忙时劳动的需要上求过于供，农业劳动者的人力不敷分配；到了农闲时，劳力的需要供过于求，农业劳动者有力无可劳动，这种不平均现象所酿成的结果，当农业劳动不敷分配时，势必使妇女或幼童代替成人去负担不合宜乃至于妨害健康的劳动；当农业劳动闲散时，连日常生活立刻发生严重的问题，因受着生活之鞭的驱使不得不联袂离开农村。上焉者向都市里找寻一些剩余的面包，以为养活自己与留在农村里的全家老小；照过去农民离村率少则2％，多则9％的统计上看来，只有日趋增加的倾向。下焉者，干干脆脆地做了土匪。
摘自蔡斌咸《浙江农业劳动之分析》(1935年2月)《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局发行1935年8月版第745页
土地生产力的低落和经营的小规模性，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过剩，驱迫它们于副业收入的追求，以抵补家用。他们多半驱使耕作畜以从事搭载旅客或运输煤斤什货，以博蝇头微利。向为副业的家庭纺绩，自洋纱洋布(主要为日货)输入后，逐渐被淘汰击溃。榨油、种烟、制纸等业大半亦陷入同样命运。
摘自毕任庸《山西农业经济及其崩溃过程》(1935年4月)《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上海黎明书局发行1935年版第250页
经济环境的改变和其最低的生活不能维持的时候，自然会向其他的地方移动，我国农业劳动者的移动方向，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向都市方向奔流。自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我国沿海及内地若干重要都会，轻工业及资本主义化的各种建设，还有帝国主义者所移植的产业，当然均有相当的发展。农村的劳动者，一面羡慕都市的繁荣，一面又因都市的工资，比较农村要高，自然而然会大家都向着都市奔流。可是我国的都市产业，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重重束缚，不能发展，无法大量地容纳这些离村的农业劳动者，尤其近年来的不景气，反而要把已经吸收了的工人，都赶回到乡村去。第二，我国华北各省如山东、河南、河北各省的农业劳动者，因为东三省地旷人稀，而且工资较高，所以曾成群结队的到东三省去开垦，或者从事季节的劳动；可是自“九一八”以后，出关固然要受排斥，就是在关外的也大有欲归不得之慨。第三，到外国去做工的，虽曾经有过相当的发展，每年这些华工的汇款额，亦相当的多；可是从世界的经济恐慌发生以后，华工便到处受了排挤，被送回国。所以我国农村的过剩劳动，在上述的三个方面，已经是此路不通，而且在急剧的逆转中，最后留给这些农业劳动者的一条出路，便是兵士和盗匪。
摘自寿勉成、李士豪《农村经济与合作》(1936年8月)正中书局1946年8月出版第60—61页
在以上的各种观察中，我们对于中国农业劳动者的情势，可以明白(1)农业生产上大部分还是实行着手工劳动的小农经营。(2)农业劳动者的雇佣关系上，雇主和雇工的对立，形式不十分尖锐。(3)无产农民的数量，日渐增多，而且小农经营不能吸收这种过剩劳动的情势很严重，这种农业劳动者在其性质上，是形成一种乡村的散工和苦力，为社会问题极重要的部分。
摘自寿勉成、李士豪《农村经济与合作》(1936年8月)正中书局1946年8月出版第58页
人在繁殖，土地有限，这矛盾固然是人类经济中无法逃避的，但这矛盾却不一定成为分碎农场的力量。人多了，可以把他们赶到农业之外去谋生；即使赶不出去，也不一定要叫他们都做地主。若能这样干，人尽管多，农场哪里会小呢？以英国的情形说，十九世纪以来，人口增加了几倍，而农场不但不分碎，反而集中起来。这不是明明告诉我们人口压力不一定把农场压小的呢？在中国人口压力直接成了分碎农场的力量是因为我们传统的亲属结构在助虐为暴。
摘自费孝通《土地继承和农场的分碎》(1937年)《内地农村》生活书店发行1947年1月第20页
劳动力活动的自由，是以劳动者由土地解放出来的这件事作为前提；也就是说，劳动力的自由买卖，是以封建义务的打破为前提，而在封建义务与土地关联的限内，又可说是以土地的自由买卖这件事作为前提。土地的商品化，一般是先于劳动力的商品化的。劳动者要自由得一无所有了，要对一切传统因袭的物质基础毫无牵挂了，他才会发现他的劳动力，可能作为他的生存的新根据。但舍弃旧的生存根据(土地)，而诉之于新的生存根据(资本)，那不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至少也是客观社会条件这样准备好了，他不能不去作这种选择的。直到封建临近崩溃解体过程中，土地自由买卖的条件，始被产生出来，同时劳动力自由买卖的条件，也才相应地被产生出来了。
摘自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1946年)《王亚南文集》第三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命运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
摘自费孝通《乡土本色》(1948年)《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52页
（第二节）粮食问题
以黄豆代肉类，是中国人之发明。中国人、日本人用为主要食料，既历数千年。现今食肉诸国，大患肉类缺乏，是必须有解决方法。故吾意国际发展计划中，当以黄豆所制之肉乳油酪输入欧美，于诸国大城市设立黄豆制品工场，以较廉之蛋白质食料供给西方人民。又于中国设立新式工场，以代手工生产之古法，而其结果可使价值较廉，出口亦较佳矣。
摘自孙中山《建国方略》(1917—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