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他的上司做梦也没料到，这名黑人小伙子不仅没有对种族歧视视而不见，反而带领南非黑人推翻了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并成为南非共和国的总统！
婚姻与生活
当曼德拉在学校和公司基本安定后，他的养父大卫再次找到他，让他成家。曼德拉明白养父的苦心，点头同意了。
1944年，曼德拉与西苏鲁的表妹伊芙琳·梅斯结婚了，伊芙琳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婚后，他们在奥兰多成了家，位于约翰内斯堡向西南方向延伸的部分，距离市区大约10公里。
奥兰多到处是形式统一的火柴盒似的房子，没有什么风景，显得很荒凉。还好，西苏鲁夫妇也住在附近，他的妻子也是一名护士。不久之后，奥利弗也慕名而来，他在圣彼得学校教自然科学和数学。
成家后的曼德拉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还要到学校去上课，非常辛苦，而且曼德拉选修的业余课程都是晚上上课。最要命的是，上课的地点并不固定，有时在约翰内斯堡的公众图书馆，有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
每天上下课，曼德拉都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而且受到夜里11点钟宵禁的约束，这些客观条件都给他的学习带来很多困难。
但与曼德拉在工作中遇到的阻力相比，这些并不算什么。由于曼德拉对政治很敏感，尤其关注种族歧视方面的案子，他的上司总是有意无意地告诉曼德拉，让他集中精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从而能够“赢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让他远离政治。
可是曼德拉并不同意这么做，此时的他已经将自己当成一名非洲民族主义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律师。另外，在西苏鲁的影响下，曼德拉非常渴望能够加入历史悠久、持续性强的黑人政治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
然而，非洲人国民大会却因为经费及循规蹈矩等原因，慢慢衰落了，一些会员脱离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了非洲民主党。
曼德拉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而他的责任是要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推行自己认为正确的思想。他决定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号召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激发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活力。
第一次正面对抗
一天，曼德拉与3个同学一同登上一辆有轨电车。刚坐下来，就听到车上的白人售票员气急败坏地向曼德拉喊叫：“你是一个卡佛尔人，你怎么能够到电车上来？”
在南非，卡佛尔人即异教徒、潜在的危险分子。
曼德拉的同学诺维克很生气，他告诉售票员，曼德拉不是卡佛尔人，而是一名法律系学生，因此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资格坐电车。
售票员并不相信，他甚至将车停住，叫来警察，要求警察将他们驱赶下去。
包括曼德拉在内的4名学生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一起被带到警察局。在警察局，局长态度蛮横地要求曼德拉拟定一个声明，内容是声称（由于疏忽）3名同学将他“带到了车上”，曼德拉严词拒绝，并大声抗议。
有一个同学赶紧给他们的老师费希尔打电话，请求他来保护他们。费希尔立即赶到并答应第二天在法庭上为他辩护。
经过一番据理力争，警察局最终将他们释放了。这一种族歧视事件使曼德拉深深地体会到种族主义政权的荒谬和罪恶，更坚定了他为自己民族而战斗的决心。
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彻底将曼德拉推向了为民族战斗这条路。
曼德拉每天要乘坐火车来往于学校与奥兰多。此前的单程车费一直是4便士。后来运输局以战时物价高涨为理由，将车费提高到5便士。
这一举措立即遭到了很多非洲人的抵制，他们纷纷拒绝乘坐火车。在当时，大约有1.5万名非洲男子和妇女排成长达3英里的队伍步行到约翰内斯堡去上班，干完一天苦工后又步行9英里半回家。当时除了有几辆火车和货车供年龄较大的人和有小孩的妇女使用，大部分人都是靠两条腿。
这一次抵制火车的斗争持续了9天，最终，非洲人取得了胜利，运输局让步了。
曼德拉很高兴，以为反抗取得了成绩。可不久之后，他才发现，他被运输局的白人忽悠了。
在很多非洲人为初步取得胜利而欢呼时，运输局发出一份声明：
由于“紧急情况”，重新把票价提高到5便士，并建议非洲人向雇主索要额外的交通费。
这是一条很荒谬的建议，人们议论纷纷。尤其是亚历山大的居民，他们果断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这一建议对那些没有固定工作的人，如临时工、洗衣女工、儿童、探亲访友者和寻找工作的人来说，毫无意义。另外，这还可能导致亚历山大的居民失业，因为雇主宁愿雇用住在离工作地点近的人。
运输局出尔反尔，非洲工人继续实施对火车运输的抵制。曼德拉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每天，（我看见）许多工人、洗衣女工背着沉重的工具，佝偻着背，赤着足，艰难地拖着脚步往前走，没有人愿意屈服。”
尽管公共汽车照常行驶，售票员还满脸堆笑地招揽乘客，甚至还假惺惺地喊出“有警察护送，非常安全”之类的宣传，但是一个乘客也没有。
这次的反抗活动一直持续了7个星期，在这7个星期内，运输局的收入少得可怜，但更可怜的是那些来往工作的人。他们挣到的只是微薄的血汗钱，付出的却是疲惫不堪的代价。最终，运输局推出了一项政策：工作日的票价恢复到4便士，节假日和周末的票价则提高到6便士。
这次的反抗最终取得了胜利，同时也使很多非洲黑人认识到，即使在南非种族主义肆虐的情况下，团结仍是力量。曼德拉的政治觉悟亦逐渐成熟起来，1944年可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非洲人国民大会
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初叫南非土着人国民大会，创立于1912年1月，于1925年改名。它的创始人是4个年轻的律师，在布隆方丹召开了一次会议。
塞梅是创始人之一，他当时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和英国法学协会学成归来。他的目标是将全非洲人民联合起来，建设非洲人自己的家园。
塞梅认为，分散的部落各自为政，这是不正常的，这种局面造成了愚昧、灾难和落后。
就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发生了。在当时，这只是一次普通的集会性质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部落的首领，有政治联盟的领导人，还有牧师、律师、记者和教师，来自南非各地。与会人员克服了部落和语言的不同、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教育家约翰·杜比当选为大会主席，塞梅则当选为司库政部长。
这个组织大部分复制了美国议会的组织形式，也学习一些英国议会结构和程序的因素，设有议长和部落首领组成的参议院，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在议会、教育、工业和政府中取消种族歧视。
与会人员是纯正的非洲人，但并不仇视白人。他们接受的教育促使他们在白人的政治结构中追求自己的权利，但也并不这么简单，因为反对白人的种族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反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未偏离反对种族主义这个方向。
在第一次大会召开的时候，人们做了祈祷，高唱“上帝保佑非洲”“上帝保佑非洲”，后来，这首歌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黑人的国歌。
1925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有了自己的旗帜，由黑、绿、黄构成的三色旗，黑色代表非洲土着黑人，绿色代表土地，金黄色代表资源。
然而，在之后的时间，非洲人不断为反对不公平的待遇而斗争，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了其中一些行动，组织人们游行、集会、派代表团与政府谈判，递交请愿书等各种可能的行为。很不幸的是，这些非暴力反抗，得到的唯一回答是进一步的压迫和警察的暴行。
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常规反抗行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因此逐渐被非洲人所放弃。很多非洲人批判他们太过软弱，永远不会使用拳头，只会循规蹈矩，像个传教士一样“喋喋不休”。没取得任何成效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逐渐沦为一个无人问津的机构。
就在关键时刻，詹姆斯·卡拉塔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大胆的改革，吸收新鲜血液，把一些有思想、有干劲的年轻人吸纳进去，非洲人国民大会逐渐走上了非常规的反抗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