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危险时刻，多亏一名叫德瓦尔的白人律师，他是阿非里卡人，是布兰德福特镇唯一的辩护律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德瓦尔无数次地帮助温妮，游走于法院和政府部门，又很多次为她出庭辩护。为此，他遭到当局的打击报复，被从白人圈子里赶了出来，几乎所有的白人都同他断绝了来往。
南非当局的卑劣行径，使更多的人觉醒，同时也使体制内的一些基层工作人员感到内疚、心虚。比较有代表性的当数一个年轻的白人警察，他曾写信给温妮，表明自己的心迹。他在信中承认自己的很多行为并不是出自自己的本意，而是“身不由己”，他在信中写道：
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甚至我的父母私下里都无法接受他们的孩子会成为一个向学生开枪的人——只因为他们的皮肤是另一种颜色。我自己也难以置信，当我接到“瞄准射击”的命令时，我的大脑是空白的，这和我在军校里学习到的命令根本无法兼容——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看得出来，我的战友们也和我一样迷茫，他们甚至还嘀咕：“这个世界疯了吗？”
尽管在布兰德福特镇的生活不再孤单，但温妮仍然很孤独，尤其是津荠离开了她去读书之后。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有津荠陪在身边时，她尚且感觉到快乐，生活有所寄托，痛苦的压力也得到了缓解，可津荠离开她之后，她感觉到了死一般的寂寞。
在津荠离开她的那段时间里，唯一能够让她安慰的就是去罗本岛探视曼德拉了。这种生活让她的脾气越变越坏，为了排解孤独，她学会了酗酒。
然而，当局为了控制舆论，对温妮探视曼德拉的请求作出了很复杂的规定：前往罗本岛探监的时间有明确的规定；离开布兰德福特镇的时间有具体的规定；前往罗本岛和回到布兰德福特镇必须前往政府部门报告；出发和归来期间，不准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来往罗本岛的路线必须经过当局的安排。
因此，每次探视之前，温妮总是要在半个月之前提出申请，然后经布兰德福特地方法官批准，才能匆匆忙忙地作准备。
幸运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国际上掀起了一个“释放曼德拉”的运动，这一运动很快影响了南非的国内政治，使南非当局再次陷入巨大的舆论漩涡之中。
3.南非的新局势
南非国际大环境
时间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非洲的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南非的邻国，继安哥拉、莫桑比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独立之后，津巴布韦也正式宣布独立。然而，南非白人政权仍然像固执的老人一样，死死固守着南非的利益集团，在国内不断强化各种种族立法，极力镇压即将爆发的黑人运动。
当然，世界潮流的大趋势不会允许南非白人政权肆意妄为，南非人民也不可能允许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被当局取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流亡国外，此时卷土重来，非洲人国民大会宣布1980年为“行动年”，庆祝《自由宪章》发表25周年。
与此同时，在南非国内，要求“释放曼德拉”的群众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且屡禁不止。
这次运动先前并无任何征兆，只是有些报纸偶尔刊登一些零星的倡议，但受限于当局的重压，一直是波澜不惊。1980年1月发生的两件事彻底将“释放曼德拉”的声音传播开来：在比勒陀利亚城郊，几名刚刚潜回国的“民族之矛”游击战士在南非最大的国有银行内劫持了两名工作人员，要求释放曼德拉，当警察强行解救时，三名年轻人和两名人质都被杀，最终，事件以流血冲突告终；约翰内斯堡郊区最大的石油设施在一夜之间遭到破坏，尽管当局事前已经得知消息，并加派重兵把守，却依然未能阻止这股强大的破坏力量。
各地报纸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两件案子，并配以“流血冲突抗议当局关押政治犯”“曼德拉重见天日”等标题，非常醒目。3月初，南非发行量最大的黑人报纸《星期日邮报》正式以“释放曼德拉”为标题发出强烈呼吁。随后，释放曼德拉及所有的政治犯的呼声越来越高。
接着，津荠高呼着“给我父亲自由”的口号，加入了“释放曼德拉”的运动，使这一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津荠在一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白人学生举行的聚会上发表演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谴责了南非当局犯下的种族主义罪行，以“索韦托一员”的身份，要求政府放弃挣扎，释放曼德拉及所有政治犯。
“释放曼德拉”的活动在3月份后达到高潮。据统计，有超过3万名群众聚集到索韦托镇的街道上，要求释放他们的英雄曼德拉。
1980年3月23日，索韦托镇的5000名群众集会纪念沙佩维尔惨案20周年。在纪念大会上，黑人响应“释放曼德拉”的倡议，同时，各种报刊、各界人士和各种族的青年学生都加入了这一请愿活动中。
“释放曼德拉”的运动，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得到了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
1981年6月，在法国，数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送到南非驻法国的大使馆，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曼德拉；
1981年6月，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强烈呼吁释放曼德拉；
1981年7月，“释放曼德拉”的活动席卷整个欧洲，1400个欧洲城市的市长联名要求释放曼德拉；
1981年8月，来自59个国家的2200名市长在请愿书上签名；
1981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收到约翰内斯堡英国圣公会主教德斯蒙德·图图组织的基督教徒1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南非当局释放曼德拉和所有的政治犯。
在这期间，曼德拉名扬海内外，还获得国际社会给予他的多种殊荣。他被意大利的罗马市、希腊的奥林匹亚市、英国的阿伯丁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被印度政府授予最高规格的“尼赫鲁奖”，委内瑞拉的“西蒙·玻利瓦尔奖”，第三世界社会经济研究基金会颁发的“第三世界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友谊明星奖”，古巴的“普拉亚·吉隆奖”。另外，很多国际知名的大学，如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纽约市立学院、英国的兰凯斯特大学都授予他法学荣誉博士的学位，很多国际知名的社会团体纷纷邀请他作为自己组织的荣誉主席或成员。
转移到新监狱
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罗本岛上，这让曼德拉很高兴。当然，曼德拉知道，南非当局并不会轻易让步，革命的道路还很漫长。为了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曼德拉仍然每天坚持锻炼、学习，这是曼德拉入狱以来一直保持的习惯。他知道，要想赢得战斗的最后胜利，就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和灵活的大脑。
当他得知自己被很多国家和地区授予殊荣时，他要求温妮代表他前去领奖，但南非当局考虑到温妮和曼德拉的影响力，以限制禁令为由，拒绝发护照。
“释放曼德拉”的运动规模越来越大，让温妮相信总有一天她的丈夫以及所有的政治犯会离开小岛，恢复自由。1982年4月的一天深夜，温妮的愿望实现了一半，这里所指的一半，是曼德拉、西苏鲁和其他几名政治犯，在当局的秘密行动下离开了罗本岛监狱，但并没有恢复自由之身。
1982年4月1日深夜，熟睡中的曼德拉被一个低沉的声音叫醒，还未等曼德拉反应过来，他就被两个人一左一右架了出去。当曼德拉被架到狱长的办公室时，发现西苏鲁、姆赫拉巴、姆贝基和雷蒙德等人都在那儿。狱长神色严肃地告诉他们，接到总理的通知，要将他们几个送到另外一个新地方。很快，他们几个人从罗本岛神秘地转移到开普敦，关在波尔斯摩尔监狱。
波尔斯摩尔监狱是一座新式监狱，距离开普敦大约40英里。监狱是一栋黄色的砖瓦楼房，内部设施完善。这个监狱共关押着6000多名不同种族的犯人，他们被隔离在不同的地方。曼德拉和他的几个同伴被关在一所孤立房子的一间大宿舍内，可以通过一个狭长的四周高墙环绕的院子，房子大约有25英尺宽，40英尺长。墙体大约12英尺的高度装有铁窗，室内阳光比较充足，比罗本岛监狱的条件好多了。房子内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张钢架床，沿墙还有几个书架，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被判了20年刑期的年轻人帕特里克。
进入新监狱之后，曼德拉仍然坚持以往的习惯，凌晨3点半起床，进行两个小时的身体锻炼，白天则主要是看书、学习。在这里，犯人的待遇被罗本岛监狱好多了，他们可以看一些报刊，包括《每周卫报》和《时代》，还能够收听现时段直播的广播。
狱方的行动非常秘密，罗本岛监狱的狱友根本一点都不知道。当第二天他们醒来时发现5个房间都空了，才知道曼德拉等人被转移走了。
至于转移的原因，监狱内外的人都不知道。很多人从报纸和电视新闻里得知了这一消息，当局未对这一情况作任何解释。很多人猜测，这可能和最近国内外铺天盖地的舆论有关系。
当温妮得知曼德拉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后，决定去探望。经过申请，她获得了批准。
在波尔斯摩尔监狱时，温妮发现候客室很舒服，探视间有一面很大的玻璃挡板，她可以看到丈夫大部分的身体，声音也不再是用电话而是用麦克风传递，当曼德拉对着麦克风说出“我终于又再次见到你了”的时候，温妮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是20年来她第一次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
人生能有几个20年？尤其对一对夫妻来说，20年的分离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
据温妮回忆，曼德拉看起来身体不错，脸色也好多了。看守也不再像罗本岛监狱时那样大喊“探视结束”，而是小声地提醒她：“曼德拉夫人，你还有5分钟时间！”
事实上，看守也是在了解了曼德拉和温妮的经历之后才改变态度的。可这小小的改变对这么多年受到粗暴对待的曼德拉和温妮夫妻来说弥足珍贵，他们依靠努力得到了南非当局“代表”的尊重。
新战场的继续斗争
转移到新监狱，根据规定，曼德拉等人必须从事监狱组织的劳动。可曼德拉和他的狱友果断地拒绝参加劳动，他们认为自己不是犯人，且年龄也很大，根本不应该参加。最终，他们成功地争取到了自己的权利，无须参加监狱组织的劳动。
为了打发在监狱的闲暇时光，他们几个人在长方形的楼顶上开辟出了一小块农场。这块所谓的农场，实际上是用十几个装满泥土的半截油桶组成的，在泥土里种上西红柿、黄瓜以及其他蔬菜。当然，大多数的时候，他们很少吃这些蔬菜，种植只是为了打发闲暇的时光。
曼德拉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蔬菜，精耕细作，松土浇水，除草施肥，很有邻家老人的味道。尽管曼德拉在监狱中所能接触到的大部分消息都来自当局，但凭借着对政治的敏感度，他已经觉察出南非的局势在朝着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发展。
当时的局势的确如曼德拉所预料的那样，南非的反抗运动越来越活跃，当局的镇压和迫害也与日俱增。很多白人纷纷将资产套现，南非不断出现爆炸性的经济新闻。政治和经济上的变动，从侧面反映了南非白人政权的恐惧。
在政治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年以来，拘留所内以各种形式死亡的黑人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多达25人。尽管死因千奇百怪，吊死、跳楼死、自杀死、被同伴打死等，每一次的事故都激起很多人的愤慨。
在经济方面，当时一些金矿的大老板纷纷撤资，很多设备和厂房不断被甩卖。原本计划投资开发的很多企业也纷纷驻足，都在观望南非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