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幸运的是，事态的发展引起国外舆论的关注。联合国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种族歧视制度。当时，也有少数有正义感的白人直接加入到“蔑视运动”中，支援非洲人的正义之举。
“蔑视运动”的尾声
关于这次的“蔑视运动”，从过程来看，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组织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缺陷，最为明显的是管理和筹款工作中的不足。
11月底，政府采取更为不人道的措施，将莫罗拉、曼德拉、西苏鲁、奥利弗等十几名“蔑视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送上法庭，接受审判。
政府所采用的法律依据依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反对的《镇压共产主义法》。幸运的是，政府对他们的处罚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其中着名的音乐研究专家特雷塞教授是最大的反对者。
尽管政府罗列了一系列罪名，但连法官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运动领导人自始至终一直在劝告其追随者保持和平的行动方针并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
最终，经过一连串的干预之后，法庭判他们9个月的监禁，缓期2年执行，条件是他们不再犯同样的罪行。政府对运动组织者的监禁和审判，使“蔑视运动”停了下来。
这一场为时半年、轰轰烈烈的“蔑视运动”虽然没有使政府废除任何一条法律，没有废除无情的种族歧视制度，但它唤醒了广大黑人群众，使他们认识到黑人的力量。
在回忆录中，曼德拉对这一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
它召唤出巨大的社会力量，并影响了全国成千上万的人。这是一个促使群众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有效方法，是对政府的反动政策表达愤慨的强有力的手段。这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最好途径之一，同时对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它鼓舞并唤起我们的人民摆脱被征服的、屈从的唯唯诺诺状态，而成为一支有斗争性的、毫不妥协的战斗队伍。全国都变成了战场，争取解放的力量与反动邪恶的势力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我们的旗帜在每一个战场上飘扬，成千上万的同胞团结在它周围。我们掌握着主动权，争取自由的力量展开了全面的进攻。
正是在这种争取自由的力量的感召下，有8326名志愿者自愿入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正式成员人数从运动前的7000人猛增到10万人。
除了对黑人的影响外，这次运动亦唤醒了一些白人。运动后，一些激进的白人组织了民主人士大会，开始对黑人的解放运动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同时，“蔑视运动”还促使自由派人士建立起一个多种族成员参加的自由党。这次运动的另一个积极结果是政府开始认识到黑人的力量。志愿者的素质和人数、运动的规模和深入以及组织者的精明与成熟都是马兰政府始料不及的。运动后，政府开始考虑对班图斯坦的非洲人实行“自治”，而不是一味坚持“主子统治”了。当然，这样做是欺世盗名，但也说明了这场运动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已被承认了。
当然，不可否认运动中有缺陷和不足。由于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抵抗运动，在组织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首先，是对群众的发动和对志愿者的挑选方面。当我在比勒陀利亚征召志愿者时，曾有一位名叫莫克的中年人向我建议，应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来加入这场“蔑视运动”。他很认真地告诉我，要想打破种族隔离这部机器，正确的办法是将我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沙子、破烂、石头等统统丢进这部机器的轴承、轮子和所有机器零件里，使它不能运转。
其次，我对西苏鲁等人坚持志愿者队伍应该少而精的看法不以为然，我认为人多力量大，只有让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挤满警察署、法庭和监狱，才能使政府的整个功能停止运转。遗憾的是，我和其他人没有接受西苏鲁的建议并驳斥了他的这一建议，从而使很多有可能成为志愿者的人没有机会加入这场运动。
而另一方面，由于对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审查不够严格，致使一些破坏分子、分裂分子甚至奸细和警察都混入到国民大会内部来了。
一个曾在全国总部工作过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原来是警察局派来的内奸。在约翰内斯堡对我们这些组织者进行的审判中，他站出来为政府一方作证，这使我们陷入极为不利的局面。
政府的黑名单
“蔑视运动”被迫中止了，但曼德拉等人没有停止脚步，收拾行囊，打点包袱，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蔑视运动”结束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们和组织者对这次运动进行了总结。总结会过后，大会进行了重新选举，在这次选举中，艾伯特·卢图利当选为主席，曼德拉当选为副主席，全面负责德兰士瓦省的工作，接替刚刚被政府宣布了禁令的马克斯。
这个职位非常重要，人们对曼德拉的领导能力期望很高。他的好朋友奥利弗在大会上极力推荐他，是因为他能力突出，组织和领导能力都很强。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向人们提供了向政府表达自己愤怒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激励了人民的觉醒。
艾伯特·卢图利原来是一名牧师，后来当了17年的酋长，与部落的百姓关系很不错。他还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当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访问伊丽莎白港，在那里，3.5万人列队欢迎他的到来。
由此可见，他的个人魅力是多么出色。
恰恰在此时，马兰政府发出管制禁令，禁止包括艾伯特、曼德拉在内的52名“蔑视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2个月内参加公众集会，并不准访问德班、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伊丽莎白港和一些中心地区。
这些管制禁令是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法》对个人宣布的，这是南非政府一直使用的镇压手段。颁布这些禁令，不需要任何指控，也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最蛮横的是，不准上诉。只要司法部长认为你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就可以将禁令加在你身上，一旦违反，将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这一禁令，曼德拉很生气，他说：
之所以对我施行禁令，不是法院审判的结果，也不是由于犯罪，而是出于偏见。这或许是产生于政府内部幕后进行的“星法院”诉讼程序。
除了对这些组织者颁布更为严厉的法律外，对一些参与者也制定了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条文有“通过支持或者参与某种运动为违法将会判处3年监禁或者300英镑的罚金，对那些通过其言行煽动他人组织或者参与抗议的人，再加上200英镑罚金或者2年监禁”的字眼，政府在以强有力的措施针对这一切行为。
政府的种种高压政策，让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很多会员感觉到沮丧，甚至是绝望。
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的曼德拉在面对政府苛刻的行为时，却表现得很兴奋，他认为政府的打击力度变强了，说明非洲人国民大会过去的行为（“蔑视运动”）已经伤害到政府，让政府感觉到痛苦。任何一个人或者组织在受到伤害时都会反击，政府也是如此。因此，非洲人国民大会不仅不要停止脚步，反而要加大力度，继续坚持斗争。
曼德拉的一席话让很多人重新振作。曼德拉决定继续制订新的可行的方案，继续推动黑人解放运动的发展。当然，在当前政府的高压形势下，不可顶风而上，应该保存组织的实力，以再次进行反抗。
政府的行为让曼德拉消失在大众面前，但不愿屈服的曼德拉继续发挥着作用。
自由之路无坦途
1953年9月，曼德拉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讲，由于他被限制了自由，这篇文献是由其他代表宣读的。
这份题目为《自由之路无坦途》的演讲稿成了南非黑人解放斗争中的一篇历史性宣言：
自1912年来，非洲人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非洲人，在他们的家里和社区里，在省内和全国的各个城市，在公共汽车里、火车上，在工厂、在农村、在城市、在贫民区、在学校，一直在讨论统治整个国家的那些白人的可耻行径。
这些白人组成的政府像吸血鬼一样，不知疲惫地吸取人民的血液，让人民一贫如洗，低廉的工资，短缺的土地，不人道的剥削以及整个白人主宰政策的谴责。但随之而来的不是更多的自由，而是更大的压迫，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大大加强了。而且，看起来似乎人民的牺牲毫无作用。
今天，整个国家都知道他们的付出不是徒劳的，因为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在我们的人民脑海中生根了。如今，人们谈论的是行动：我们国家的人民中已经有力量在觉醒了，而1952年则作为全国自我意识的涌动而分外突出。
1952年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在心中牢记着南非被践踏的、被压迫的人民代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决意冒险，发动了旨在蔑视不公平法律的运动。在6月26日的早些时候，“蔑视运动”在伊丽莎白港开始时，还只有33名蔑视者参与。而在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到了下午则达到106人，这场“蔑视运动”像野火一样在全国蔓延。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医生、教师、律师以及办事员，无论是非洲人还是有色人种，无论印度人还是欧洲人，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都集合起来，响应号召，蔑视《通行证法》《宵禁法》等种族隔离措施。到这一年末，有超过8500名的各种族人参与了“蔑视运动”。该运动立即招致重大的损失——工人们丢掉了工作，教师们被赶下讲台，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被关进了监狱。“蔑视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它释放出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从而影响了数以千计的国民。
……
在这份演讲中，提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未来路线，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不要因为微小的挫折而放弃希望，要继续并且不间断地斗争，实现整个南非的民族解放。
演讲生动形象，大大鼓舞了南非被压迫的人们。
5.新的律师生涯
律师界的冉冉新星
在禁令期间，曼德拉的活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这让他很不舒服，脾气也越来越暴躁。这时，他的好朋友奥利弗建议他利用禁令期间的时间，重新拾起以前的法律知识，最好能考取律师证书。
曼德拉采纳了奥利弗的建议，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在1952年12月，曼德拉取得律师证书，并与奥利弗一起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由于政府的某些行为，律师的名声不是很好，人们经常将律师和“索贿”“行贿”“有知识的无赖”之类的字眼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南非，黑人律师是少之又少，且很受人尊重。
黑人律师的数量很少，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更是屈指可数。根据庭审资料的记录，第一个有资格出席高等法庭的黑人律师是艾尔弗雷德·曼杰拉，他的律师资格是由英国伦敦的林肯法律协会授予的，并在英国工作过。
1910年，他回到南非，在黑人被歧视的南非，他历经挫折，申请了几次才有资格出现在最高法院。尽管只是初级律师，却也代表着不小的进步。
他积极代理黑人的案子，多次成功地为非洲人辩护，因为开罪政府和一些大企业，生命多次受到威胁，但他依然不改初衷，在南非黑人中很有威望。
在艾尔弗雷德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黑人律师出现在南非的法院中，前文提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始人塞梅也是律师，他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教育的，后来成为一名很有名的律师。
在南非，越来越多的黑人律师出现在法院中，他们所代理的案子多半和黑人有关。为了限制这种现象的出现，当地政府开始控制律师的数量。
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只有极少数的黑人有机会进入律师队伍，政府是幕后的重要操控手。
除了政府的幕后操纵之外，学习法律需要很多花费也是其中一个缘由。学习法律，除了要交纳一般的学杂费外，还须交纳保证金。另外，即使这些钱都能交得起，也很少有白人律师愿意雇黑人法律毕业生当实习生。
更重要的是，种族歧视之下，黑人需要经过种种审查才能够顺利经营律师事务所。
可以说，曼德拉与奥利弗的合作是优劣互补，曼德拉性格开朗，奥利弗则稳重踏实；曼德拉性格暴躁，而奥利弗则相对冷静。
在回忆与奥利弗的合作关系时，曼德拉开玩笑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把我们两个人安排在一起！”
律师事务所的成立
在当时的南非，种族歧视非常严重，加上政府严格控制黑人律师的数量，曼德拉和奥利弗的面前困难重重。
首先，租房子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根据政府的《集团居住法》规定，南非的白人、有色人种和非洲土着人，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区。在白人居住区内，黑人只能作为廉价劳动力，供人使唤。
作为黑人，曼德拉只能住在属于黑人的居住范围内。这些地区距离城市达10至15公里，而且人口拥挤不堪，环境很差。
在这种脏、乱、差的环境下开设律师事务所，是无法想象的。另外，在黑人居住地开业等于丢掉了很多顾客，因为白人绝对不可能去那儿，更谈不上去找事务所，这在法律业务上无异于自杀。
如果留在城区，一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二是不会有白人愿意将房子租给两个黑人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