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岚力的《我的书翰》，中间说起东京的茶食店的点心都不好吃了，只有几家如上野山下的空也，还做得好点心，吃起来馅和糖及果实浑然融合，在舌头上分不出各自的味来。想起德川时代江户的二百五十年的繁华，当然有这一种享乐的流风余韵留传到今日，虽然比起京都来自然有点不及。北京建都已有五百余年之久，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固然我们对于北京情形不甚熟习，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难道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这也未必全是为贪口腹之欲，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练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限。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
我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货色，有点不大喜欢，粗恶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国货，要卖得比外国货更贵些。新房子里卖的东西，便不免都有点怀疑，虽然这样说好像遗老的口吻，但总之关于风流享乐的事我是颇迷信传统的。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曾焚过什么香，却对于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终于不敢进香店去，因为怕他们在香合上已放着花露水与日光皂了。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仍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1924年2月
故乡的野菜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荠菜马兰头，姊妹嫁在后门头。”
后来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须得自家去采。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顾禄的《清嘉录》上亦说：“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陉上。以厌虫蚁。侵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号眼亮花。”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
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
黄花麦果韧结结，关得大门自要吃：
半块拿弗出，一块自要吃。
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作供，但不作饼状，做成小颗如指顶大，或细条如小指，以五六个作一攒，名曰茧果，不知是什么意思，或因蚕上山时设祭，也用这种食品，故有是称，亦未可知。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茧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日本称作“御形”，与荠菜同为春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饺，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
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名草紫，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瀹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间有白色的花，相传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辞典》云：“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吧。”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欣幸的，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姣姣”：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篷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
1924年2月
品读感悟
被碰死的人
《碰伤》——寄沉痛愤慨于反语之中。1921年6月3日，北京十五校学生为维持教育事举行请愿，国立八校的教职员向政府索薪，在新华门前遭北洋政府军警殴击，伤十余人。是时，周作人正在西山碧云寺养病，但他仍然不忘情于现实斗争，对请愿遭殴击事件十分关心，并且控制不住内心的沉痛和愤慨，写下了这篇寓意甚深的文章。
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被军警殴击，报纸却说是被“碰伤”，究竟谁碰谁？到底谁是主动，谁是被动？文中并不说清，故意含含糊糊，“碰伤”一词用得实是煞费苦心。自然，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大家都说这“碰伤”实在是“咄咄怪事”。周作人更加气愤，但他放出反话，在“碰伤”二字上大作文章，说这“碰伤”，“从我古浪漫派的人看来，一点都不足为奇”。是真的“一点都不足为奇”吗？作者列举了三件事来印证：一是自己从前幻想造一身带尖刺的钢甲，野兽不敢来碰，碰则负伤而去；二是听说有一种所谓见毒的蛇，谁见了就被毒死；三是看《剑侠传》之类的书，知道存在能够飞剑取人首级而又脾气很是不好的剑侠，谁惹了他就可能丢掉脑袋。作者煞有介事，一一列举，但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不过是些荒诞的想像，实不足以为证。其实作者自己也分明告白，说这是“古浪漫派”，并非现实。因此，这样印证教职员学生的“碰伤”“不足为奇”，实际上是说简直荒唐。
意犹未尽，作者更进一步用两个现实的例子来证明，这就是两次碰船事件，都是老百姓的轮船碰在军舰上，有一次是国务总理坐的军舰，沉没的当然是轮船，死的则是“若干没有价值的人”。这说明，老百姓碰在政府身上，无拳无勇者碰在有权有势者身上，受伤害的虽然是前者，而后者却并不负任何责任。实在说，这两个现实的例子，并非无关紧要的补充，而是作者有意把话从“浪漫的”
说到现实的，在结构逻辑上是把论证推进了一步，证明“碰伤实在是情理中所能存在的事”，“碰伤在中国是常有的事”，尽管说的这些都是反话。
值得指出的是文章最后一段写法上与全文不同，风格语调陡然一变而为深沉严肃。在极尽揶揄讽刺之后，突然换这种风格语调，就像大声苦笑戛然而止，更增痛苦气氛。作者语重心长地说：“我不忍再责备被碰的诸君，但我总觉得这办法是错的。请愿的事，只有在现今的立宪国里，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地方都不通用的了。”此话不是反语，却说的含蓄隐晦，意思是：请愿在民主国家或可有用，在中国这样的封建专制国度，则无异于以卵击石。鲁迅后来也说了这样的话，他在哀悼“三一八”烈士，斥责制造流言的“正人君子”之后说：
“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得这样一个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是很大的折本”。（《华盖集续编·死地》）又说：‘有限的几个人的生命，在中国是不算是什么的……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宽容，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当然不能得出结论，说鲁迅和周作人是请愿的取消主义者，实在他们是希望着更切实可行的革命行动。周作人就以1905年沙皇命令军警镇压工人群众的流血事件为例，说明更重要的不是请愿游行，而是其他。文章有几个省略号“……”用意甚深，为的是让读者自己去理解想像。作者最后说的“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吧”，也就是明确的指向。
《碰伤》达篇散文写得十分巧妙，通篇都用反语，且用事例反复论证，据说文章发表后竟“有一位青年把它正看了，写了信去责难过”。（都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可见他的反语说得多么认真，说得多么艺术。
淫淫细雨从天降 淡淡相思苦中来
在过去的一些诗词散文中，以雨为题村的是不在少数。许多骚人墨客或因情写景。或见景生情，每每以雨来抒写自己的胸怀。雨，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现像，确实给人创造出一种意境，表现出一种诗意。许多人是这样来写雨：
曾向西江船上宿，惯闻寒夜滴雨声。
——唐·元秧《丙声》
隔宙知夜雨
芭蕉先有声
——唐·白居易《夜雨》
须臾满寺泉声合，百尺飞檐挂玉绳。
——唐·张萧远《兴善寺看雨》
当然，也有不少是在写雨时注进一些社会内容，浅薄些的如写谁家的断墙被淋塌了，鸟雀困在屋檐下无法觅食了；深刻一些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唱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诗句，周作人的《苦雨》和以上都不同，而是写出一种极平凡甚至看来有点琐细的“苦雨”心境，既无惊人之语，更无恢宏奇妙的意境。但它确给人一种自然、实在、切近之感。
《苦雨》写雨，是围绕着一个“苦”字写的，即着重写出了因雨而烦躁难受的心情。连天淫雨，后园的西墙淋塌了，几天后门口的南墙又冲倒了，夜里哗啦哗啦的雨声使人不能安然入睡，阶下的雨水又漫浸了西边的书房，水退后“还留下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雨给人添烦加乱，确实“苦”了人，不是“喜雨”，是“苦雨”。
如果周作人就写了这些，仅仅是这样写“苦雨”的感受，未免太单调乏味了，作为散文大家，周作人却把“苦雨”的情调心境写得起伏回环，曲致婉转，真正是一波三跌，令人看不胜看。
居然，文章开篇是从写喜雨入手，他用不少笔墨写少年时在故乡“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特别是“冒雨夜行”，“一叶扁舟在白鹅似的波浪中滚过”，真像是身在“一种梦似的诗境”，不仅此，文章的后半篇又用了大段篇幅写“有两种人最是喜欢这回的大雨”，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玩水，“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高兴得要命；第二则是虾蟆，它们本是水性，下雨故更叫得欢。
写这“两种人” （虾蟆当然不是一种人，但作者把它与小孩并列而称一种人，足见其幽默），也是与“苦雨”之情相反。这样一头一尾，岂不是和作者“苦雨”心情矛盾吗？或者这岂不是冗墨冲淡了文章的中心意思或主题吗？其实正好相反，从艺术手法上说，开头写在故乡时的苦雨恰是为和今天的苦雨对比，后面写“两种人”的喜雨则是作为自己苦雨的反衬，通过对比反衬，作者的苦雨心情就不但十分突出，而且也显得有深度和厚度，不会给人以浅薄单调之感了。
值得指出的是：《苦雨》在艺术上不但从全篇看来写得曲折起伏，就是在小的自然段里也写得有波有澜。如文章第一自然段主要写在故乡时的喜雨，也并非一开姑就写乌篷船，而是想像“伏园兄”在长安道上遇雨“不一定是很愉快”——这是先抑，然后才写乌篷船的情趣——这是后扬，继写自己虽然“对于水颇感到亲近”，但对于“北京的泥塘似的许多‘海’实在不很满意”——这是再抑，接着又写想像中的“伏园兄”“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这是再扬，但马上又说“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样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很感困难，正在叫苦连天也未可知”——这又是再抑，（这一次再抑就和自己的“苦雨”衔接上了，两大段间衔接得是那样自然，那样合缝。）这样，在一个自然段里，就出现了二扬三抑。同样，在后面写“两种人”喜雨时，也是几番婉转，几经曲折，让人不能一览无余，而是可以反复回昧，作者的艺术风格，作者的艺术功力，不是也可以由此看出吗？
追忆简单的纯朴
周作人写散文，总喜欢把很在意的事说得似乎很不在意，把很有情的事写成似乎颇不经心。他不爱过多地渲染，而是用简练的笔墨把人或事的轮廊清晰地勾勒出来。所谓用简练的笔墨勾勒，却不是粗犷的单线条，而是精细的笔法，十分耐人品味。
《故乡的野菜》实际上是一篇写故乡情、写童年生活情趣的抒情散文，然而全文不着一个情字，更没有一句抒情的话语，只是写了几种野菜，好像不过是在记事，最多不过夹几句议论。然而字里行间仍跳动着深挚的感情。
为什么这样说呢？
最主要的便是作者在分别写这三种野菜（荠菜、黄花麦果、 紫云英）时，除了描述了它们的形状、特点、俗名、学名、用途以及文献上的记载外，更夹叙了一些自己在孩童时代亲自参与的或眼见的采食野菜的活动，并且是写得那样逼真生动，让读者和他一道回到那天真纯朴的时代。譬如写采摘荠菜是：
……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荠菜马兰头，妹妹嫁在后门头。”
这里把采摘者寻求的心理，获得的欢悦，特别是孩子们有伙伴在园地上戏耍的乐趣，写得活灵活现。又譬如写黄花麦果和单紫（即紫云英），都夹叙了扫墓祭祖的活动。特别是写草紫，不但写它的花球“是小孩常玩的东西”，还写到少年们常随了鼓吹的音乐声或是上坟船头上的篷窗下露出的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带着好奇和新鲜的冲动去追看“上坟船里的姣姣”，更是别有一番情趣。
在这篇散文中，周作人也并未完全掩饰他对儿时生活的一些眷恋之情。在写到用黄花麦果做成的糕时，笔底一滑，便情不自禁地说“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后”，就不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虽然在北京也能吃到一种“草饼”，“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这和鲁迅在《社戏》中所写不复吃到儿时又香又嫩的罗汉豆，情趣是那样相似。人们在年长之后仍然保留一些对儿时生活的回忆，且总是感到新鲜难忘，更怅然于它们的很难再得之感，这大概是人的共同感情。
《故乡的野菜》在艺术手法上可以说完全是“白描”。鲁迅说白描的特点就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用白描而能写出深挚的感情，只有高手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