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习斋的意思似乎只在慨感儒生之无用，但其严重地责备偏重气节而轻事功的陋习我觉得别有意义。生命是大事，人能合生取义是难能可贵的事，这是无可疑的，所以重气节当然决不能算是不好。不过这里就难免有好些流弊，其最大的是什么事都只以一死塞责，虽误国殃民亦属可恕。一己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
那种偏激的气节说虽为儒生所唱道，其实原是封建时代遗物之复活，谓为东方道德中之一特色可，谓为一大害亦可。如现时日本之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派政权，岂非悉由于此类右倾思想之作祟欤。内田等人明言即全国化为焦土亦所不惜，但天下事成败难说，如其失败时将以何赔偿之，恐此辈所准备者亦一条老命耳。此种东方道德在政治上如占势力，世界便将大受其害，不得安宁，假如世上有黄祸，吾欲以此当之。虽然，这只是说日本，若在中国则又略有别，至今亦何尝有真气节，今所大唱而特唱者只是气节的八股罢了，自己躲在安全地带，唱高调，叫人家牺牲，此与浸在温泉里一面吆喝“冲上前去”亦何以异哉。清初石天基所着《传家宝》中曾记一则笑话云：
“有父病延医用药，医曰，病已无救，除非有孝心之子割股感格，或可回生。子曰，这个不难。医去，遂抽刀出，是时夏月，逢一人赤身熟睡门屋，因以刀割其股肉一块。睡者惊起喊痛，子摇手曰，莫喊莫喊，割股救父母你难道不晓得是天地间最好的事么？”此话颇妙，习斋也生在那时候想当同有此感，只是对于天下大约还有指望，所以正经地责备，但是到了后来这只好当笑话讲讲，再下来自然就不大有人说了。六月中阅《学记》始写此文，到七月底才了，现在再加笔削成此，却已过了国庆日久矣了。
（二十二年十月）
日本的人情美
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的当。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对外战争上也表示过不少成绩，但这似乎只是外来的一种影响，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阅内藤虎次郎着《日本文化史研究》在什么是日本文化一章中见到这一节话：
“如忠孝一语，在日本民族未曾采用支那语以前系用什么话表示，此事殆难发见。孝字用为人名时训作Yoshi或Taka，其义只云善云高，并非对于父母的特别语；忠字训作Tada，也只是正的意义，又训为Mameyaka，意云亲切，也不是对于君的特别语。如古代在一般的善行正义之外既没有表示家庭关系及君臣关系的特别语忠孝二字，则此思想之有无也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内藤是研究东洋史的，又特别推重中国文化，这里便说明就是忠孝之德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我国的国粹党听了且请不要鼻子太高。）现在我借了他的这一节话并不想我田引水，不过藉以证明日本的忠君原系中国货色，近来加上一层德国油漆，到底不是他们自己的永久不会变的国民性。我看日本文化里边尽有比中国好几倍的东西，忠君却不是其中之一。照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似乎也有非讲国家主义不可之势，但这件铁甲即使穿上也是出于迫不得已，不能就作为大褂子穿，而且得到机会还要随即脱下，叠起，收好。我们在家里坐路上走总只是穿着便服，便服装束才是我们的真相。我们要规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柄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虽然军装时是一副野相。辜鸿铭老先生应大东文化协会之招，大颂日本的武化，或者是怪不得的，有些文人如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保罗路易古修（PaulLouis Couchoud）之流也多未能免俗，仿佛说忠义是日本之精华，大约是千虑之一失罢。
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据我看来是在反对的方向，即是富于人情。和过哲郎在《古代日本文化》中论“《古事记》之艺术的价值”，结论云，“《古事记》中的深度的缺乏，即以此有情的人生观作为补偿。《古事记》全体上牧歌的美，便是这润泽的心情的流露。缺乏深度即使是弱点，总还没有缺乏这个润泽的心情那样重大。支那集录古神话传说的史书在大与深的两点上或者比《古事记》为优，但当作艺术论恐不能及《古事记》罢。为什么呢，因为它感情不足，特别如上边所说的润泽的心情显然不足。《古事记》虽说是小孩似的书，但在它的美上未必劣于大人的书也。”
这种心情正是日本最大优点，使我们对于它的文化感到亲近的地方，而无限制的忠孝的提倡不但将使他们个人中间发生许多悲剧，也即是为世人所憎恶的重要原因。在现代日本这两种分子似乎平均存在，所以我们觉得在许多不愉快的事物中间时时发见一点光辉与美。
（十四年一月）
我的复古的经验
大抵一个人在他的少年时代总有一两件可笑的事情，或是浪漫的恋爱，或是革命的或是复古的运动。现在回想起来，不免觉得很有可笑的地方，但在当时却是很正经的做着；老实说，这在少年时代原来也是当然的。只不要蜕化不出，变作一条僵蚕，那就好了。
我不是“国学家”，但在十年前后却很复过一回古。最初读严几道林琴南的译书，觉得这种以诸子之文写夷人的话的办法非常正当，便竭力的学他。虽然因为不懂“义法”的奥妙，固然学得不像，但自己却觉得不很背于造译的正宗了。
随后听了太炎先生的教诲，更进一步，改去那“载飞载鸣”的调子，换上许多古字，（如踢改为踶，耶写作邪之类，）——多谢这种努力，《域外小说集》的原板只卖去了二十部。这是我的复古的第一支路。
《新约》在中国有文理与官话两种译本，官话本固然看不起，就是文理本也觉得不满足，因为文章还欠“古”，比不上周秦诸子和佛经的古雅。我于是决意“越俎”来改译，足有三年工夫预备这件工作，读希腊文，豫定先译四福音书及《伊索寓言》，因为这时候对于林琴南君的伊索译本也嫌他欠古了！——到了后来，觉得圣书白话本已经很好，文理也可不必，更没有改译之必要：这是后话。
以上是我的复古的第二支路。
以前我作古文，都用一句一圈的点句法。后来想到希腊古人都是整块的连写，不分句读段落，也不分字，觉得很是古朴，可以取法；中国文章的写法正是这样，可谓不谋而合，用圈点句殊欠古雅。中国文字即使难题，但既然生而为中国国民，便有必须学习这难题的文字的义务，不得利用种种方法，以便私图，因此我就主张取消圈点的办法，一篇文章必须整块的连写到底，（虽然仍有题目，不能彻底的遵循古法，）在本县的《教育会月刊》上还留存着我的这种成绩。这是我的复古的第三支路。
这种复古的精神，也并不是我个人所独有，大抵同时代同职业的人多有此种倾向。我的朋友钱玄同当时在民报社同太炎先生整夜的谈论文字复古的方法；临了太炎先生终于提出小篆的办法，这问题才算终结。这件事情，还有一部楷体篆书的《小学答问》流行在世间来作见证，这便是玄同的手笔。其后他穿了“深衣”去上公署，那正是我废圈的时候了。这样的事，说起来还多，现在也不必细说，只要表明我们曾经做过很可笑的复古运动就是了。
我们这样的复古，耗废了不少的时间与精力，但也因此得到一个极大的利益，便是“此路不通”的一个教训。玄同因为写楷体篆书，确知汉字之根本破产，所以澈悟过来，有那“辟历一声国学家之大狼狈”的废汉字的主张；我虽然没有心得，但也因此知道古文之决不可用了。这样看来，古也非不可复，只要复的彻底，言行一致的做去，不但没有坏处，而且反能因此寻到新的道路，这是的确可信的。所以对于现在青年的复古思想，我觉得用不着什么诧异，因为这是当然，将来复的碰壁，自然会觉醒过来的。所可怕者是那些言行不一致的复古家，口头说得热闹，却不去试验实行，既不穿深衣，也不写小篆，甚至于连古文也写得不能亨通，这样下去，便永没有回头的日子，好像一个人站在死胡同的口头硬说这条路是国道，却不肯自己走到尽头去看一看，只好一辈子站在那里罢了。
（十一年十一月）
一年的长进
在最近的五个礼拜里，一连过了两个年，这才算真正过了年，是民国十三年岁次甲子年了。回想过去“猪儿年”，国内虽然起了不少的重要变化，在我个人除了痴长一岁之外，实在乏善可陈，但仔细想来也不能说毫无长进，这是我所觉得尚堪告慰的。
这一年里我的唯一的长进，是知道自己之无所知。以前我也自以为是有所知的，在古今的贤哲里找到一位师傅，便可以据为典要，造成一种主见，评量一切，这倒是很简易的办法。但是这样的一位师傅后来觉得逐渐有点难找，于是不禁狼狈起来，如瞎子之失了棒了；既不肯听别人现成的话，自己又想不出意见，归结只好老实招认，述蒙丹尼（Montaigne）的话道“我知道什么”？我每日看报，实在总是心里胡里胡涂的，对于政治外交上种种的争执往往不能了解谁是谁非，因为觉得两边的话都是难怪，却又都有点靠不住。我常怀疑，难道我是没有“良知”的么？我觉得不能不答应说“好像是的”，虽然我知道这句话一定要使提唱王学的朋友大不高兴。真的，我的心里确是空澌澌的，好像是旧殿里的那把椅子，——不过这也是很清爽的事。我若能找到一个“单纯的信仰”，或者一个固执的偏见，我就有了主意，自然可以满足而且快活了；但是有偏见的想除掉固不容易，没有时要去找来却也有点为难。大约我之无所知也不是今日始的，不过以前自以为知罢了；现在忽然觉悟过来，正是好事，殊可无须寻求补救的方法，因为露出的马脚才是真脚，自知无所知却是我的第一个的真知也。
我很喜欢，可以趁这个机会对于以前曾把书报稿件寄给我看的诸位声明一下。我接到印有“乞批评”字样的各种文字，总想竭力奉陪的，无如照上边所说，我实在是不能批评，也不敢批评，倘若硬要我说好坏，我只好仿主考的用脚一踢，——但这当然是毫不足凭的。我也曾听说世上有安诺德等大批评家，但安诺德可，我则不可。我只想多看一点大批评家的言论，广广自己的见识，没有用朱笔批点别人文章的意思，所对于“乞批评”的要求，常是“有方尊命”，诸祈鉴原是幸。
（十三年二月）
托尔斯泰的事情
一两个月前中国报上载，托尔斯泰着作被俄国社会主义政府禁止，并且毁书造纸，改印列宁着书云。当初大家不肯相信，还有些人出力辩护，所以我也以为又是欧美帝国的造谣，但是近来据俄国官场消息，禁止乃是确实的，不过拿去造还魂纸与否是个疑问罢了。在信奉一样东西为天经地义的群众中间这类的事是可以有的，本来不足为奇，托尔斯泰着作之被残毁也并不始于今日，我们不必代为不平；我因此事而想起，想略略一谈的乃是别一个托尔斯泰的事情。
所谓别一个者即是亚力舍托尔斯泰（Aleksei Tolstoi1817-1875）。他是诗人戏剧家，又作小说，最有名的是《银公爵》，——十六七年前我曾译为古文，寄给上海书铺，回信说他们也已译出，退了回来；后来有一部《不测之威》出现，据说即是此书，我的译本经人家拿去看，随后就遗失了。这是他的着作与中国相关的一点因缘，除此以外我们便不知道什么了。近来看德国该倍耳（Koebel）博士的小品文集，才略知托尔斯泰的思想，使我发生很大的敬意。一八七四年意大利具倍耳那帖思教授要编一种列传体文人辞典，征求各人的自叙略历，托尔斯泰的答书中说，“简短而自憙的答覆你一句，使能知道我在俄国文学上的位置。我被一部分的人所迫害，又被别一部分的人所爱好。此外还有奇怪的事情。一方面我被目为政治上的逆行者，别一方面在有威权的社会里又几乎以我为革命家！”
他在后面又说明道，“我的着作里的伦理的基调以及根本情调，可以简单的说，在于表示——一方面对于专制政治的憎恶，别一方面对于努力提高恶劣而抑下优良之伪自由主义的憎恶。这二重的憎恶使我对于一切压制专断，无论在什么境地，用什么形式与名义，都表示反对。”我们相信立在文化最高处的精神上之贵族主义者其主张不外对于一切压制专断的憎恶与反抗，那么这亚力合托尔斯泰真是可以景仰的人，而且由我看来似乎比那禁欲的老弟还要可亲了。
达尔文的《人种由来》译成俄文的时候，检查官想禁止它的出板，因为达尔文所说与圣书的抟土成人不同。托尔斯泰听见这个信息，便写了一封又诙谐又严正的信给检查局长郎吉诺夫（Mikhal Longinov），其文曰，“密哈耳兄，听说达尔文的学说使你非常惊愕懊恼，至于想禁止它的翻译传播，这件事是真的么？
请你容我说一句话。密哈耳兄，你仔细的想一想吧！足下的后面未必长着一条尾巴，那么对于在大洪水以前或者有过也未可知的事情为什么这样的着急呢？人类这种东西，他所做的或者只在播种罢了，对于这种子里出来的果实他是不负责任的。哥白尼之说已经与摩西不同了，在足下——对于古希伯来传说同我的老乳母一样地抱着畏敬之念的足下看来，那么伽理勒也非由检查局禁止不可。但是倘若听从理性的呼声，承认一切学问不能忍受如何的禁制，须在完全自由之下才能繁盛，足下有什么权利可以宣布禁止呢？创世之时你曾在场么？为什么人类一定不能逐渐的变成现在的形状呢？足下又未必想对于造物主的工作指示他比这个更好的方法吧。神怎样地工作，怎样地创造，为什么创造，又正是那样地创造而不是别样的，这些事情即使是检查局长也到底不能知道。但是以我所知，并且欲对足下一言者，即以达尔文为异端而加以迫害，反将使足下多少有异端气味是也。何则？主张除了《创世记》所说的方法以外不能造人类者亦异端也，而且比达尔文更是恶性的异端。这岂不就是限制神之全知全能么？好像是说神不得不那样地造人类，而且不能用别的方法去造！朋友，这个结论很是明了，于检查官之足下更特是危险。盖足下因此始创不信任神的主属性之恶例，且因此颇有为教会所罚之虞，恐非在极边的修道院里挨过服役年限不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