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上旬，红五军团奉命同四方面军的三十三军合编为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同年6月，红二方面军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下历尽艰辛来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接受了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的行动方针。董振堂带领红五军第三次踏上过草地的艰难历程。环境险恶，饥饿严重威胁着红军战士。董振堂和战士同甘共苦，吃野菜、草根和树皮。
10月18日，一、二、四这三个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后，董振堂率部作后卫，在会宁南面的西兰公路上警戒尾追的敌军。他经常用电话传播红军会师的喜讯，鼓励全军将士打好仗，以实际行动庆祝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10月底，红三十军、九军、五军组成西路军渡黄河西征。董振堂率部在西征中仍作后卫。由于西路军孤军深入，遭到敌军的强大围攻，蒙受惨重损失。12月，董振堂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7年初，董振堂率部攻占了甘肃临泽县城，又带领红五军的四个团夺取了高台县城。进占高台后，董振堂带领红军指战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发动和组织群众，帮助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政权；组建了有一百多户贫民参加的贫协委员会，建立人民武装抗日义勇军，吸收近千人参加红军队伍。一时，高台军民革命热情高涨，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标语。
正当高台人民欢欣鼓舞庆祝翻身解放，积极组织人民政权和武装时，1937年1月12日，敌马步芳等部以四个旅、三个团及民团一部约两万余人包围了高台。
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董振堂立刻动员全城军民加强城防，填土筑垒，泼水结冰，制作大长矛，以补充武器的不足。由于敌军比红军多出八至十倍的兵力，连续七昼夜的激战，双方伤亡都很大。董振堂被迫率部入城坚守。随后，敌人不断增加兵力，攻势越来越猛，红军将士死伤多数，高台城内被敌军的炮火炸得浓烟滚滚，红军战士用大刀、长矛、石块和敌人拼杀。到了19日上午，形势更加危急。为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董振堂率五十多名干部战士宣誓：“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到底，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革命一定能成功，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能够到来。”20日凌晨，敌军倾其全力再次冲上城墙。董振堂身先士卒，带领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用最后的手榴弹和石头、瓦块同敌人展开殊死拼杀。在战斗最残酷的时刻，董振堂用尽毕生气力号召将士们：“英勇战斗，把尸首留给敌人，后人是会为我们报仇的！”随后，董振堂带着两名警卫员和一个司号长从东门以北的城墙上跳了下去，与敌军搏斗。敌兵一下子围了上来，董振堂因左腿受伤，不得不半跪在地上手举双枪轮番射击，直到身边的战士全部牺牲，他的手枪仅剩下一颗子弹了。面对敌人的枪口，董振堂视死如归，他把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对准了自己的胸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壮烈殉职。
噩耗传来，红军广大将士悲痛万分。同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宝塔山下为董振堂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祭奠。毛泽东赞誉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叶剑英在怀念董振堂的诗中赞誉他：“猿鹤沙虫经世换，高台为你着荣光。”
1950年，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在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路北开始兴建，1954年8月1日落成。陵园中，耸立着一座董振堂烈士纪念碑，苍松翠柏护卫着烈士的英灵，蓝天白云寄托着后人的追思。董振堂是河北籍参加长征的最高级别红军将领，他的光辉形象和英雄气概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完美的结合者——孟二冬
孟二冬（1957-2006），男，汉族，安徽省宿县人，中共党员。1980年参加工作，生前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专长是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为了支援新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主动要求到石河子大学支教，2006年因病去世。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980年，孟二冬在宿州师专毕业后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学术起点并不算高，但其间有幸来到北大中文系进修古代文学，并师从袁行霈。1985年，孟二冬以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袁行霈的硕士研究生。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初创的烟台大学任教，担任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91年，孟二冬又考取了袁行霈的博士生，并在1994年毕业后留在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期间又兼任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秘书，是袁行霈的得力助手。在做学问的路上，孟二冬始终心无旁骛地执着跋涉，不为外界名利所扰。作为教师，孟二冬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不仅在知识学问方面给予学生亲切指导，而且坚持不懈地教育学生追求真知，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1994年至2001年，孟二冬前往日本东京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2004年3月，为了支援新疆高等教育事业，孟二冬主动要求参加北京大学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教学的工作，为期8周。支教期间，除了给石河子大学中文系2002级138名学生讲授《唐代文学》必修课之外，孟二冬还为中文系的教师开设了《唐代科考》选修课，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多年研究的心血无私奉献给石河子大学的同行们。此外，他还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与中文系的教师座谈，为推动石河子大学中文学科建设积极出谋划策。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不料，在石河子大学授课的第二周，他的嗓子开始出现严重喑哑的症状，不时伴有咳嗽，他以为是咽炎，就没有放在心上，一边吃药，一边坚持上课。随着时间推移，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孟二冬不得不在课堂上用起麦克风。校领导和老师们多次劝他休息，他都微笑着说：“没关系，我还能坚持。”最终，抵不过师生再三要求的他来到当地医院检查，医生根据病情对他做出了“噤声”的医嘱，但他第二天又强忍病痛站上了讲台。2004年4月26日，他在剧烈的咳嗽中坚持讲完了他支教的最后一课，还为没能更深入讲解而向同学们投去歉意的眼神。同学们的眼睛都湿润了，他们知道孟老师是在强忍着巨大的病痛上课。下课后，孟二冬在其他教师的搀扶下来到校医院，面对诊断结果，大家大吃一惊：一个乒乓球大小的恶性肿瘤不仅挤压着他的气管，使他难以发声，而且挤压着他的食管。
2004年5月2日，孟二冬被紧急送回北京，在北大医院胸外科进行了首次手术。紧接着，他在一年之内又经历了三次大手术、几次化疗，病情暂时得到了控制。面对病魔，他以顽强的毅力坦然相抗。他的乐观积极感动了身边每一个人。
他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在病榻上的一年多里，他始终坚持亲自指导学生，送走了3名硕士生，又新招了两名硕士生和3名博士生，还亲自辅导他们的毕业论文写作。他修改并再版了《中国文学史》；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中国文学的乌托邦理想》；在《国学研究》上发表了7万字的《陶渊明无弦琴的认同与启示》。他甚至在暑假时还报名参加了中文系工会组织的驾驶学习，一个月就拿到了驾照。2006年4月，孟二冬获得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同年4月22日，孟二冬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49岁。2007年年初，孟二冬被授予“全国模范教师”荣誉称号。同年6月，中组部追授孟二冬“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20多年的治学生涯中，他甘于寂寞，潜心治学，撰写了《中国诗学通论》（合着）、《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韩孟派诗传》、《千古传世美文》、《陶渊明集译注》、《中国文学史》（参编）等400多万字的专着。经过艰苦的研究，他历时7年，完成了100多万字的《（登科记考）补正》，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空白，这项研究成果荣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及北京大学第九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得到了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高度评价。“他是一个能坐得住的人，他的心能沉得下来，大千世界的种种诱惑，都动摇不了他对学术的执着追求。”袁行霈这样称赞他，“孟二冬为人清正刚毅、治学勤勉踏实。他待人诚实，非常值得信赖；做学问一是一、二是二，绝无花架子。”一向以道德和文章的统一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袁行霈，也深为自己有这样的弟子而自豪。
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温儒敏这样评价孟二冬：“孟二冬已经到了职业道德的最高境界，那就是把从事的教书育人、潜心治学作为一种职志，当做一种追求。进入这种状态后，自得其乐，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人生境界。在当今一切都讲求经济效益的气氛中，孟二冬的这种精神和学风显得比较‘另类’，但这正是其可贵之处。”再深入挖掘孟二冬的人格魅力，北大社会科学部部长程郁缀的话很有说服力：“孟二冬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彩的部分——唐代诗歌，正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哺育了他，而他又是充满着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可以说，他就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精神的完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