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宗教教育的传统方式会让孩子感到厌烦。然而，在我们对少年犯的工作中，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与他们有关、有恒心的成年人，积极向上而不是总在谴责的成年人来引导他们学习《圣经》，那么，就会给他们提供改变生活的强大力量，能把40%的人拉出泥淖。
停止一切对孩子有害的言行
“祝福弱者”是《圣经》八福词里的一句话祝福。但侵犯弱者成为我们“基于权利的文化”中的主要内容。同样，许多问题孩子用权力去伤害或侵犯他人。其中，一些自己也被成年人或大一点的孩子侵犯过。其他人从街头上、学校里的小恶霸和媒体中学到了权力这一课。因为权力是道德发展阶梯中的最低度一级，所以我们必须先帮助孩子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从权力转向到原则方面。
我们现在考虑了四种重要的方法，帮助孩子学会从伤害向帮助转变：消除暴力，直面容貌歧视，治愈种族歧视和培养利他主义。
消除暴力
研究表明，美国校园暴力问题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严重得多。大多数成年人都能回想起校园暴力者带来的痛苦经历。直到最近，这样的行为还被“孩子总是孩子”这样的话饰和容忍。但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研究者表明，许多校园暴力能被一种兵为三路的方法阻止，这种方法以暴力者、受害者和沉默的人群为目标对象。
暴力者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因为他们犯罪行为像成年人一样，并虐待自己身边的孩子。所以，目标定为校园暴力的计划是一种有力的制止策略。
暴力者必须正视他们严重的思想误区，他们惯于把对他人的虐待合理化。例如，人们需要置疑像这样的声明“我们只是在教那个胆小鬼要像个男人样儿。”通过显示力量存在于限制权力上，而不是滥用它。
我们必须认识到，实际上，许多暴力者，至少在一些同龄人中是有力的领导者，尽管是消极的领导者。他们需要的是练习领导能力的正面机会。挪威的学校已经有效地把以前的暴力者转化成了他们班级里新生的“老兄”。
不仅必须正视暴力犯罪者，受害者也需要帮助，从而变得更自信，更相信自己不应处在受害者的位置。表现在像个受害者的孩子会持续受到伤害。由于相信自己在某些方面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他们看不到别的选择，没有什么动力来改变。
但只有当沉默的大多数人，让暴力者不受惩罚地任意行事时，他们才能幸存下来。在学校、青少年团体或家庭中，我们必须树立一种谁在这里也不能欺负他人的风气。如果想要让这种价值得到相信，成年人必须成为审慎角色的榜样。大声地说“停止暴力”，这不是空话，而是成熟和勇敢的行为。
孩子不仅需要被训导站出来支持那些在学校里被欺负的人，他们也必须要面临一些不可思议的任务的挑战：向那些被排斥的同龄人伸出手，和他们做朋友。每个孩子都知道那些在学校食堂、过道里经常遭受他人欺负的人，孩子必须认识到：如果那些人被人欺负，而他们袖手旁观就像参与欺负别人一样恶劣。
纠正孩子容貌歧视的观点
暴力只是在男孩中很常见，然而，女孩中的“容貌歧视”一样具有破坏力。波利·尼古拉斯把“容貌歧视”定义为依照人的外表给人划分等级。虽然比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要轻微一些，但容貌歧视也是一种更普遍的思想错误。绝大多数孩子声称对自己的外表不满意。从青春期早期开始，他们就对自己和同龄人的外表有偏见。当把重要性附属于人类的差异时，外表成为衡量自己和他人价值的尺度。容貌歧视是非常普遍并极为有害。塞德科叙述了下面一件事：
礼堂里坐了一千多名学生，他们在听报告时不停地发出噪音。一个很胖的、笨拙的十年级学生走上台来到话筒旁，当她经过时，几个男生大声发出狗叫般的噪音，暗示她像条狗，其他人发出猪一样的呼噜声。然后，一个年纪较大、长发的苗条女孩走向话筒时，受到一片嘘声和口哨。没有人试图阻止这种对这些十几岁女孩们外表进行的污辱性的、有害的公众评价。
显然，如果学生们叫出关于种族或残疾的别名，成年人应让他们对此负责任。但在“男孩总是男孩”的借口下，大量的性别歧视发生了。孩子开始评价自己的这些思想误区，如果他们感到不合格，他们会陷入自我厌恶中。这在女孩中很普遍，但许多男孩同样容易受到嘲笑并感到羞辱，由于他们感觉自己缺乏男子汉的气概。
纠正孩子种族歧视的偏见
“你希望我能做什么？”拘留中心的一个孩子抱怨说，“因为我们是波多黎各人，所以人们不会雇佣我们。相信我，我已经尽力了。但在我生活的地方，只有变成白人才可能找到工作。如果我们想生存下去，就得想办法弄到钱，你要是我怎么做？”
令人难过的是，他很准确地说出了要点。在拉尔森的康复之家，我们目睹了太多的例子。一个少数民族孩子向一个雇主问是否能雇佣他时，答案常常是“不”，尽管他们常常直接站在“诚聘”的招牌下。有些时候，同样一个来自拉尔森康复之家的白人男孩问同样的问题时，会得到回答“是的，我们正要雇佣几个轮班的人，你可以填一张申请表吗？”
偏见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是最普遍的疾病，哈佛医疗学校的约翰·伍德达尔把它描述为“思想上的疾病”。得这种病的弱小者会把对自己缺点的不满发泄到其他人身上。在我们以权力为基础的物质文化中，这种模式特别极为有害。偏见影响了那些自以为更优越的人，也影响了那些偏见的受害者。
斯宾塞·波金斯是社区开发先驱约翰·波金斯的儿子，他在密西西比州长大。在那儿他父亲被种族歧视的法律官员打得浑身是血。即使在斯宾塞之后，一个非裔美国人，搬到北方的一个白人居住区后，他也常在走近一辆汽车时听到车门被锁的声音。但他并没有静静品味苦涩，而是出去结识他的同胞们。后来，他和克里斯·赖斯成为最好的朋友，一起写了《不仅仅是平等》这本书，开始领导全国关于种族调解的专题讨论。
按种族、少数民族或性别的不同来给别人划分等级的观点在大众中间蔓延，宗教团体也不能幸免。在大多数社区中，星期日上午仍然是一周中隔离的时间。作为一个年轻的新闻工作者，自从内森·路斯汀被派去报道马丁·卢瑟·金的民权运动时起，就开始研究种族主义。他总结说：数十年为取消种族隔离而努力，却没有认识到种族主义是一种精神和思想上致使的疾病，它不可能被法律、多元文化活动或“忍耐训练”治愈。我们需要的远远超出了彼此之间的礼貌的忍耐。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所有人类同一的精神实质，是大家都是按照上帝形象而被创造出来的孩子。
与教堂、学校、警察局和其他社会团体合作，路斯汀已建立了数百个治疗种族歧视的研究所。从加入“两天”种族主义治疗研究所开始，不同背景的人们一起进入一个信任的环境，学习种族歧视的荒谬思想是如何产生的，种族歧视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的。然后他们开始从事在自己的集体中根除种族主义的艰巨任务。路斯汀强调目前所教的多元文化主义可能会培养表面上友好，但还不能使我们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做朋友。
培养利他主义
一些问题孩子轻视他们自己向别人给予的价值，而倾向自私和利用他人的生活方式。但大多数人仍然有着一些关心别人的念头。例如，他们可能会在地铁里偷一个妇女的钱包，然后在数钱时，把其中的10元送给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我们很难为一个和我们的年纪、文化或种族不同的人着想。但道德的行为会让我们成为朋友，即使是和陌生人。如果我们想培养孩子的无私，我们必须帮助他们超越只为自己的朋友们服务的思想。这包括直接参加志愿者活动，这些活动为孩子提供现实生活中帮助他人的机会。
最能发展同情心和洞察力的经历是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如何使他人受伤害的。在“前进部”的一个康复之家的男孩回忆起了他在波士顿第一次施舍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的事：“我习惯踢打或偷窃那些睡在公园里的人。但那天晚上，我施舍了他们。这让我为过去的行为感到羞耻，我很高兴我有机会以某种方式回报他们。”
有组织的“受害者与冒犯者”计划，也鼓励孩子明白他们的行为是如何伤害他人的。一个令人感动的例子是由德国一个教堂机构发起的，他们针对涉及新纳粹主义团伙的孩子们，这些青少年因憎恨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而犯下罪行。
这些孩子被带到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为期三周的体验学习。这个死亡集中营正在为受害者修建纪念碑。他们也与一些童年时就生活在集中营的老人亲密接触。倾听这些友好可敬的幸存者讲述大屠杀的故事。同情心变成最终武器，来与导致憎恨罪行的偏见态度、信仰斗争。
如何纠正孩子思想上的误区
拉戴尔和威尼门在他们的经典著作《满怀憎恨之情的孩子们》中，第一次描述了问题孩子是如何陷入“认知扭曲”或思想误区的，这妨碍准确解释自己的和他人的行为。例如，一个暴力者可能用这种思想为自己袭击他人辩护：“嗯，他很可笑的看着我，所以他应该被揍一顿。”除非这些思想误区被纠正，否则这个暴力者永远不会自责或改变这样的行为。
在青少年工作中，一个令人兴奋的成就是发展了确认和改正危险孩子中普遍存在的思想扭曲的计划。这些计划已在那些少年犯、情绪受扰乱的孩子们和任何表现出具有扭曲的、偏执的想法的孩子们身上取得成功。偏见会产生许多消极行为，如果成年人想帮助孩子们思想更明晰，需要学会一些技能。有四种基本思想误区可被治愈：
1.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
自我中心思想是一个孩子只考虑自己的观点、需要、感情和权力的一种思想。自我中心的核心问题一直存在于紧张的关系中。约翰·吉布斯教授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的思想误区，其他的误区都只是由此衍生出来的更特殊的思维模式。一些常见的例子如：
我需要它所以我拿走了它。
如果我欺骗男朋友，这只是我的事，其他人都管不着。
我不关心别人怎么了，我只关注自身利益。
消除这些误区的方式是多提供一些机会，让孩子倾听别人的想法，感受别人的感受。因为自我中心思想可能非常牢固，不断地与他人建立关系的经历比单纯的说教更能改变这种思想误区。如果陷入争论，有时最好的办法是问及一个可能在孩子头脑中引起矛盾的问题。例如：“我想知道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会怎么样呢？”培养无私精神的服务性活动是对付自我中心思想的最好方法。
2.最小化或错误地定义自己的问题
最小化或错误地定义自己的问题的思想误区，是一个孩子把自己有害的行为描述成无害的甚至聪明的，例如：
我只是轻轻地打了他。
酒醉或挥霍是一种乐趣。
她该被强奸，因为她穿成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