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大众化问题首先要有能使大众理解——看得懂——的作品，这不能不要求我们的作家在群众生活中认识他们的生活，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具体的表现出来。同时，文学的任务如果是民众的导师，它不能不负起改革民众生活的任务，就是说文学该有提高民众意识的责任。
摘自乃超(冯乃超)《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
大众文学应该是大众能享受的文学，同时也应该大众能创造的文学。所以大众化的问题的核心是怎样使大众能整个地获得他们自己的文学。
摘自郑伯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
故无产阶级文艺，只有被征取的群众对象之不同，没有什么艺术性的差别，艺术性是可变的，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不能说适合于文化水准较高的读者的东西就必然有艺术性，反之，适合于文化水准较低的读者的东西就必然没有艺术性，这种见解是不对的。我们为了要征取文化水准较高的工农和城市贫民，故要将我们只适合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文艺大众化；更为了要征取很广大的文化水准很低的工农群众；故要制作出各式各样的大众化了的(或者说通俗化了的)作品去宣传他们，教化他们，我们更把眼光扩大点来说吧，为了儿童，为了妇女，为了兵士，为了……我们更将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去和他们接近，因此，只要在各阶级层中能够宣传和教化千百万勤劳大众的作品，那这种作品就是有色有香的艺术性十二分高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反之，则不是。
摘自华汉(阳翰笙)《普罗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拓荒者》第4、5期合刊1930年5月
紧跟着为什么要大众化或应不应该大众化这一问题来的，便是最实际最具体的“怎样去大众化”法的问题。这一问题包含着四个主要内容：一是大众化的内容的问题，二是大众化的形式的问题，三是欧化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四是大众文艺的创作方法的问题。
摘自寒生(阳翰笙)《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
我们既明白了民族主义的文艺的实质。但这在实质上仍归是一个本体的两个观察。第一，在文艺上将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籍——在英文上所谓Nationality——表露出来；这实在是文化上的空间性。文艺的存在与产出；必须将其作家所属的空间表露出来，这我们在普通的称语上，是所谓民族色彩。第二，在文艺上将产生该文艺作品的时间性表露出来，这在普通的称谓上，是时代精神。换句话说：前者是文艺的横的观察，后者是文艺的纵的观察，故此两方面的活动，仅是对一个本体的努力，这个本体，就是所谓民族主义文艺。
摘自叶秋原《民主主义文艺之理论的基础》《前锋周报》第10期1930年8月24日
“文学大众化”，首先就是要创造大众能理解的作品。在这里，我们必须先研究我们的作品为什么不能为大众所理解，以及什么作品是大众所能理解。我们先问：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作品不能为大众所理解？我们要肯定的说，作品本身上，特别是作品的形式上，有着很大的问题。在提出“创造大众能理解的作品”这任务时，形式的问题比其它任何问题都首先需要我们从新研究和解决。我们要肯定的说，现在的作品是过于投合知识分子读者的脾胃的，用语和文字组织是过于奇离晦涩，过于隔离群众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的，作品的体裁也是如此。这事实，在现在不能不认为是作品本身上的问题，因为这不能以大众缺少文学的修养来辩护，而应当以我们作品缺少大众的生活的要素来说明。
摘自洛扬(冯雪峰)《论文学的大众化》《文学》第1卷第1期1932年4月25日
大众化口号下的普罗戏剧的内容与形式问题我们不想在这里细说，没有任何普罗的文化运动而可以不是国际战线的，因此中国的普罗戏剧运动当然是IATB(国际普罗戏剧同盟)的议决的活泼而坚决的执行。但我在这里想接触几个问题：第一是文化工作者的生活环境问题。过去的非大众的普罗文化乃至戏剧是说明了守在“亭子间”里或史铁儿先生所谓“纱笼”里的作家和戏剧家们的必然的产物，谁不能真走到工人里去一道生活一道感觉，谁就不配谈大众化。第二是方法论问题。史铁儿先生提出的是普洛现实主义，这当然是我们过去和日本普罗文化运动一道信奉的“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但这一口号以有机械的唯物论的毛病似乎已经国际普罗文化的组织扬弃了，作为中心口号的是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的获得。我们是应该为获得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而斗争。
摘自田汉《戏剧大众化和大众化戏剧》《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
这里，创作者就必需具备一件东西：修养。一个创作者必须非常正确地去理解上述的两重桎梏，及我们大众唯一的出路是什么，这是理解方面的修养，但只有这种修养远是不够，现在的创作者是才从小白脸文化里蜕化出来的：他一面非常吃力地想追上大众，一面还丢不了那嚼巧克力糖的生活。作品是反应作者的生活的。所以无论你怎样理解，而制作出来的东西仍然不属于大众，仅仅是进步一点的小白脸文学而已，甚或并没进步。那么要怎样呢：要把你的巧克力糖，抒情诗，后期印象派的风景画等等，全扔到粪缸里去，剥掉你那张小白脸皮，而跑到大众里面去生活。这生活，比理解还重要到一百四十四倍，这样你的作品才会真正是大众的。
摘自张天翼《文学大众化问题征文》《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
最后，必须说到关于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文艺应该大众化，左翼文艺家为了要实现宣传鼓动的目的，应该采取各种通俗的大众文艺的形式，通俗的白话文，写出能为大家所了解的文艺作品，这完全是正确的。然而因此认为只有这种作品才是文艺作品，只有利用这种“有头有脑”的说部、唱本、连环图画之类的形式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艺的观点，无疑的是错误的。我认为无论如何，现代文艺的各种形式比较中国旧文艺的形式是进步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当然应该利用这种新的形式。
摘自哥特(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斗争》第30期1932年11月3日
在这时候，我们的文学，应当竭力发挥它的抗争作用，应当防御疆土，帮助民族意识的健全成长，促成有着反抗意义的弱国的国家观念，歌颂真正的民族英雄；我们应当建立崭新的国防文学！
国防文学(Literature of National Defence)原为庶联所倡导。可是，它移到中国来，并不是毫无考虑的袭取；它有着客观情势的要求：除了少数明暗的汉奸，谁不要防卫我们可爱的中国？同时它也有着和庶联的国防文学不同的任务：在庶联，它是防卫工农的伟大建设的，在中国，它是解放民族的一样特殊武器；在庶联，它主要是对付国外的敌人的，在中国，它反抗国外的敌人，同时更要进攻国内汉奸卖国者。中国的国防文学，是反帝反汉奸的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识上的武装。
摘自立波(周立波)《关于“国防文学”》《时事新报·每周文学》1935年12月21日
文学的民族救亡阵线上，提出了国防文学的主张，不过半年，中国各地和南洋，都有应和，而其他艺术部门，也都有这同样的倡导。这决不是一个普通的，偶然的事件。文学而能获得这么广大的影响的这个事实，决不是少数人主观的规定所能成就，而是由于这主张本身，是全中国极大多数人民，处于民族危难的新环境下的一种普遍的生活实际的要求，在意识领域里的最自觉最明确的反映的缘故。
摘自立波(周立波)《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发展》《光明》第1卷第1期1936年6月10日
我们的国防文学是一柄双锋的利剑。它的每一行，每一句，每一字都充满着汗与血，黑暗，紧张，恐怖同呐喊。它也许是全世界所有的史诗中最伟大的诗篇。
摘自梅雨(梅益)《国防文学的内容》《时事新报每周文学》1936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