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元代，中国沿海就受到日本倭寇的侵扰，当时的元统治者对此十分愤怒，于是大举出兵，然而终究因为海上风浪太大，未到达日本就全军覆没。明朝建立初年，日本海盗仍然在中国沿海一带大肆抢掠，于是朱元璋便派出使者前往日本希望能够建立友好关系，后日本遣使称臣。 在朱元璋的努力之下，中日邦交逐渐正常，日本为了表示邦交的诚意，还特地将抓获的海盗送往中国，听人朱元璋处置，此外还将海盗们虏获的在中国人送还国内。然而这种友好的邦交关系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胡惟庸案时，朱元璋得知胡惟庸和日本竟有暗中勾结，遂对日本产生不满，但是介于元朝出兵全军葬于大海的前车之鉴也不敢贸然出兵，两国随即进入断交阶段。 朱棣即位后，日本海盗时常会骚扰沿海边境，这令朱棣十分苦恼。沿海的居民深受这些日本海盗所害，常常是被洗劫一空，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残酷的杀害，身为大明帝国的皇帝，朱棣自然容不得这些日本海盗在自己的地盘上抢劫，更容不得他们屠戮自己的子民。为了给沿海居民一个安稳的生活，朱棣下定决心一定要肃清倭寇，捍卫大明的海上边境。 考虑到日本远在海外，中间相隔茫茫大海，海上风云莫测，用兵征伐显然不是上策，元朝统治者全军葬身海底就是最好的例子。既然强攻不成，那么就采取怀柔政策吧。于是，朱棣上台后不久，就立即派出使者前往日本通好，在朱棣的政策下，断交了20多年的中日关系得以恢复。
永乐元年(1403)九月，朱棣再次派出使臣出访日本，谁知，使臣还没有出发，宁波便传来消息说是日本使臣前来通好，朱棣一听乐坏了，没想到第一次出使日本就卓有成效。可是据沿海官员奏报，日本的使臣随身带有刀枪等兵器，这在当时是违背大明朝禁令的。礼部尚书李至刚对于此事专门奏请“籍封送京师”，要知道日本方面能够主动派来使臣可不那么容易，所以，朱棣也不计较这些小事。 毕竟改善中日关系，肃清沿海倭寇才是事情的重中之重，为了表示自己对日本使者的宽宏大度，朱棣不仅没有将违背禁令的日本贡臣治罪，反而命令当地政府给予丰厚的钱财买下这些兵器。 十月，日本贡使终于来到了大明的京城南京，朱棣专门接见了来自远方的客人，日本贡使向朱棣传达了日本国王的通好之意，并献上了“表及方物”，“帝(明成祖)厚礼之，遣官偕其使还，赍道义冠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自此以后，两国之间使臣来往频繁，关系也逐渐密切。 永乐二年，朱棣册立太子，日本专程派出使者前来道贺。虽然中日关系已经恢复，但是中国沿海倭寇依然十分猖獗，很多沿海的渔村都遭遇洗劫，这些倭寇来无影去无踪，当地的官军虽几经出动，却往往是收效甚微。 于是，朱棣便接着日本使臣来朝贺的机会，向日本使者传达了倭寇猖獗影响两国邦交，希望日本能够有所行动的意思。日本国王经过再三考虑后，“发兵尽歼其众，系其魁二十人，以(永乐)三年十一月献于朝，且修贡”。此时，朱棣的怀柔政策已经初见成效，大明朝没有费一兵一卒，沿海倭寇的嚣张气焰就有所收敛，其手段确实是非常高明。 朱棣对于日本的做法十分赞赏，为了表示对日本剿匪的感谢，朱棣派出使臣鸿胪寺少卿潘赐和中官王进，令他们前往日本送达朝廷给予日本国王的丰厚赏赐，并表达大明朝廷的谢意。至于送来的那些倭寇头目，朱棣并没有自行处理，而是交还并令日本方面自行处理。日本使臣回到宁波后，将20名倭寇头目放入大缸中“蒸杀”，这也表明了日本帮助大明朝肃清倭寇的决心。 怀柔政策已经初见成效，为了继续深入双方的友好关系，朱棣专门下达了诏令，其内容主要是允许日本每10年进贡一次，来贡人员为200人，船只为2艘，禁止携带兵器入境，如有违反一律视为倭寇诛杀之。考虑到日本毕竟是小国，而且路途遥远，来朝可能会诸有不便，朱棣特地赐给日本两艘船只，以方便其及时入贡。 永乐四年，朱棣再次派出使臣，对日本国王“赐赉优渥，封其国之山“而且还专门刻制了碑文，碑文内容如下： 日本有国钜海东，舟航密迩华夏通。衣冠礼乐昭华风，服御绮绣考鼓钟。食有鼎俎居有宫，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万年景运当时雍。皇考在天灵感通，监观海宇罔不恭。尔源道义能迪功，远岛微寇敢鞠凶。鼠窃蝇嘬潜其踪，尔奉朕命搜捕穷。如雷如电飞蒙冲，绝港余孽以火攻。焦流水上横复纵，什什伍伍擒奸凶。荷校屈肘卫以从，献俘来庭口喁喁。彤庭左右夸精忠，顾咨太史畴勋庸。有国镇山宜锡封，惟尔善与山增崇。宠以铭诗贞石盘，万世照耀扶桑红。 在明成祖在位20余年间，只有日本、满剌加等少数几个国家享受到封山的待遇。日本国王对此十分感激，当年六月就遣使来谢，以后则频频来贡，并献上所捕获的倭寇。日本使臣请求得到徐皇后所编的《劝善》、《内训》二书，明成祖遂命各赐100本。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对倭寇的管束有所松懈，本已经安宁的沿海地区又出现了大批倭寇，而且其规模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于是，朱棣下令官军剿匪，然而当时的倭寇已经初具规模，官军的力量实在有限，所以又组建了民兵。对于沿海倭寇的再次泛滥，朱棣深知仅靠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关键还是要坚持怀柔政策。于是，朱棣一边剿匪，一边派出使臣责备日本方面约束不严，“令悔过自新”。 永乐十六年，日本使臣来朝，“海寇旁午，故贡使不能上达。其无赖鼠窃者，实非臣所知。愿贷罪，容其朝贡。”朱棣一想，觉得日本使臣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所以仍然待其如初，当然朱棣并没有对沿海的倭寇放任自流，而是继续采取剿杀的政策。抓到了倭寇，朱棣本着“威之以刑，不若怀之以德，宜还之。”的原则，都交回到日本方面处理。 怀柔政策为主，剿杀沿海倭寇为辅，在朱棣这两种政策的共同影响下，沿海的居民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中日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逐渐扩大，建立起了友好的邦交关系。大明朝的沿海边境也得以稳固。
““谋安”术”主辅结合消除安全隐患。 沿海倭寇自元代以来一直是历朝君主都面临的沿海安全问题，在治理沿海倭寇上，朱棣可谓技高一筹，一方面他以怀柔政策为主，说服日本帮助朝廷主动剿匪，另一方面，他出动官军和民兵力量大力剿杀前来抢劫的日本海盗，一主一辅，两者结合，终于使得沿海的百姓有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安全的生活环境。 当我们面临问题手足无措的时候，不妨转变一下思路，既然一个办法解决不了，那么就同时运用两种方法甚至更多的方法来解决。针对主次矛盾制定出主辅策略，主辅结合必然能够顺利解决难题，消除生活或工作中的不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