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风气的兴盛或衰败，随世道变迁而变化。汉朝时代的贤士俊才们，都靠精通一部经书来弘扬圣人之道，上知晓天命，下贯通人事，他们中凭着这个特长而得到卿相职位的人可多了。汉末风气改变以后就不再是这样了，读书人都空守章句之学，只知背诵老师讲过的现成话，如果靠这些东西来处理实际事务，我看大概不会有任何用处。所以，后来的士大夫子弟读书都以广泛涉猎为贵，不肯专攻一经。梁朝从皇孙以下，在儿童时就一定先让他们入学读书，观察他们的志尚，到步入仕途的年龄后，就去参预文官的事务，没有一个是把学业坚持到底的。既当官又能坚持学业的，则有何胤、刘王献、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纟舀等人，这些人文笔也很在行，不光是只能口头讲讲而已。在洛阳城，我还听说有崔浩、张伟、刘芳三人的大名，邺下那里还有位邢子才：这四位学者，虽然都喜好经术，但也以才识广博擅名。像以上的各位贤士，原本就该是为官者中的上品，除此之外就大都是些村夫庸人，这些人语言鄙陋，风度拙劣，互相之见固执己见，什么事也干不了，你问他一句话，他就会答出几百句，若要问他其中的意旨究竟是什么，他大概一点也摸不到边。邺下有谚语说：“博士上市去买驴，契约写了三大张，不见写出个驴字。”如果让你以这种人为师，岂不令人丧气。孔子说：“去学习吧，你的俸禄就在其中了。”而今这些人却在那些毫无益处的事情上下功夫，这恐怕不是正经行当吧。圣人的书，是用来教育人的，只要能熟读经文，粗通注文之义，使之对自己的言行经常提供些帮助，也就足以在世上为人了；何必“仲尼居”三个字就要写它两张纸的疏文来解释呢，你说“居”指闲居之处，他说“居”指讲习之所，现在又有谁能亲见？在这种问题上，争个你输我赢，难道会有什么好处吗？光阴可惜，就像那逝去的流水般一去不返，我们应当广泛阅读书中那些精要之处，以求对自己的事业有所助益。如果你们能把博览与专精结合起来，那我就十分满意，再无话可说了。
世间的读书人，不广泛涉猎群书，除了读各种经书和纬书外，就是学学解释这些经典的注疏而已。我初到邺城时，与博陵的崔文彦交游，我与他曾谈起《王粲集》中关于王粲责难郑玄《尚书注》的事，崔文彦转而给几位读书人谈起此事，才刚开口，就被他们责难说：“文集中只有诗、赋、铭、诔等类文体，难道会论及有关经书的事吗？况且在先儒之中，也没听说过王粲这人啊。”崔文彦笑了笑便告退了，终究未把《王粲集》给他们看。魏收在议曹任上时，与各位博士议及有关宗庙之事，并引《汉书》为据，众博士笑着说：“我们没有听说过《汉书》可以证验经学的。”魏收很生气，一句话也不再说，把《汉书》中的《韦玄成传》扔给他们，就起身走了。众博士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共同翻检此书，第二天才来道歉说：“想不到韦玄成还有这等学问啊。”
老子，庄子的书，讲的是如何保持本真、修养品性，不肯以外物来烦劳自己。所以老子用柱下史的职务把自己的名声掩盖起来，最后隐遁于沙漠之中；庄子隐居漆园为小吏，最终拒绝了楚成王召他为相的邀请，这俩人都是任性放纵之徒啊。后来有何晏、王弼，师法前贤，陈说道教的教义，继其后者一个跟着一个地夸夸其谈起来，如影子依附于形体、草木顺着风向一般，都以神农、黄帝的教化来装扮自身，而将周公、孔子的事业置之度外。然而何晏因为党附曹爽而被诛杀，这是碰到贪恋权势至死方休的罗网上了，王弼以自己的所长去讥笑别人而遭来怨恨，这是掉进争强好胜的陷阱里了；山涛因为贪吝积敛而遭到世人议论，这是违背了聚敛越多丧失越大的古训；夏侯玄因为自己的才能声望而遭到杀害，这是因为没有从庄子所说的那于世无补的支离疏和那扭曲无用的大树得以自保的寓言中汲取教训；荀粲在丧妻之后，因内心哀伤不止而终至送命，这就不是庄子在丧妻之后敲缶而歌的超脱情怀了；王衍因哀悼儿子而悲不自胜，这就不同于《列子》中的东门吴面对丧子之痛所抱的那种达观态度了；嵇康因排斥俗流而招致杀身之祸，这难道能与老子所说的“和其光，同其尘”相提并论吗；郭象因声名显赫而最终走上权势之路，这难道是老子所提倡的“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作风吗；阮籍纵酒迷乱，不合于庄子关于“畏途相诫”的譬喻；谢鲲因家僮贪污而丢官，这是违背了“弃其馀鱼”、节欲知足的宗旨。以上诸位先生，都是道家中人心所归依的领袖人物。至于其余那些在尘世污秽中身套名缰利锁，在名利场中摔爬滚打之辈，我更无从细说了。这些人不过是选取老、庄书中的那些清谈雅论，剖析其中的玄妙细微之处，宾主相互问答，只求娱心悦耳，但这些并不是拯救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的急要之事。到了梁朝，这种崇尚道教的风气又流行起来，当时，《庄子》、《老子》、《周易》被总称为“三玄”。武帝和简文帝都亲自加以讲论。周弘正奉君主之命讲述以道教治国的大道理，其风气流行到大小城镇，各地学徒达到一千多人，实在是盛哉美哉。后来元帝在江陵、荆州的时候，也十分爱好并熟悉此道，他召来一些学生，亲自为他们讲授，为此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甚至在他极度疲倦，或忧愁烦闷的时候，也靠讲授道教玄学来自我排解。我当时偶尔也在末位就座，亲耳聆听元帝的教诲，然而我这人资质既顽钝愚鲁，又对此缺乏兴趣，所以也没啥收效。
北齐的孝昭帝护理病中的娄太后，因此而脸色憔悴，饭量减少。徐之才用艾炷炙太后的两个穴位，太后痛不可忍，孝昭帝让母亲握己手以代痛，指甲嵌入掌心，以致血流满手。太后的病终于痊愈，而孝昭帝却积劳成疾，不久就去世了，临终留下遗诏说：他遗憾的是不能够为娄太后操办后事，以尽最后的孝心。他这人的天性是如此孝顺，而不懂得忌讳却又到如此地步，这确实是不学习造成的。他如果从书中看到过有关古人讽刺那盼望母亲早死以便痛哭尽孝的人的记载，就不会在遗诏中说出那样的话了。孝为百行之首，尚且须要通过学习去培养完善，何况其它的事呢！
梁元帝曾经对我说：“我从前在会稽郡的时候，年龄才十二岁，就已经喜欢学习了。当时我身患疥疮，手不能握拳，膝不能弯曲。我在闲斋中挂上葛布制成的帐子，以避开苍蝇独坐，身边的小银盆内装着山阴甜酒，不时喝上几口，以此减轻疼痛。这时我就独自随意读一些史书，一天读二十卷，既然没有老师传授，就常有一个字不认识，或一句话不理解的情况，这就须要严格要求自已，不感到厌倦。”元帝以帝王之子的尊贵，以孩童的闲适，尚且能够用功学习，何况那些希望通过学习以求显达的小官吏呢？
古代的勤学者，有用锥子刺大腿以防止瞌睡的苏秦；有投斧于高树、下决心到长安求学的文党；有映雪勤读的孙康；有用袋子收聚萤火虫用来照读的车武子；汉代的兒宽、常林耕种时也不忘带上经书；还有个路温舒，在放羊的时候就摘蒲草截成小简，用来写字。他们也都算是能勤奋学习的人。梁朝彭城的刘绮，是交州刺史刘勃的孙子，从小死了父亲，家境贫寒，无钱购买灯烛，就买来荻草，把它的茎折成尺把长，点燃后照明夜读。梁元帝在任会稽太守的时候，精心选拔官吏，刘绮以他的才华当上了太子府中的国常侍兼记室，很受尊重，最后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义阳的朱詹，世居江陵，后来到了建业。他十分勤学，家中贫穷无钱，有时连续几天都不能生火煮饭，就经常吞食废纸充饥。天冷没有被盖，就抱着狗睡觉。狗也十分饥饿，就跑到外面去偷东西吃，朱詹大声呼唤也不见它归家，哀声惊动邻里。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荒废学业，终于成为学士，官至镇南录事参军，为元帝所尊重。朱詹之所为，是一般人所不能做到的，这也是一个勤学的典型。东莞人臧逢世，二十多岁的时候，想读班固的《汉书》，但苦于借来的书自己不能长久阅读，就向姐夫刘缓要来名片、书札的边幅纸头，亲手抄得一本。军府中的人都佩服他的志气，后来他终于以研究《汉书》出了名。
北齐有位太监叫田鹏鸾，本是少数民族。年纪有十四五岁。起初当宫禁的守门人时，就知道好学，身上带着书，早晚诵读。虽然他所处的地位十分低下，工作也很辛苦，但仍能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四处拜师求教。每次到文林馆，气喘汗流，除了询问书中不懂的地方外，顾不得讲其它的话。每当他从书中看到古人讲气节、重义气的事，就十分激动，连声赞叹，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很喜欢他，对他倍加开导勉励。后来他得到皇帝的赏识，赐名为敬宣，职位到了侍中开府。齐后主逃奔青州的时候，派他往西边去观看动静，被北周军队俘获。周军问他后主在何处？田鹏鸾欺骗他们说：“已走了，恐怕已经出境了。”周军不信他的话，就殴打他，企图使他屈服；他的四肢每被打断一条，声音和神色就越是严厉，最后终于被打断四肢而死。一位少数民族的少年，尚且能够通过学习变得忠诚，北齐的将相们，比敬宣的奴仆都不如啊。
邺城被北周军队平定之后，我们被流放到关内。那时思鲁曾经对我说：“我们在朝廷没人当官，家里也没有积财，我应当尽力干活赚钱，以此尽供养之责。现在，我却常常被督促检查功课，致力于经史之学，您难道不知道我这做儿子的，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安心学习吗？”我教诲他说：“当儿子的固然应当把供养之责放在心上，当父亲的却应当把子女的教育作为根本大事。如果让你放弃学业去赚取钱财，使我丰衣足食，那么，我吃起饭来怎么会感到香甜，穿起衣来怎么会感到温暖呢？如果你能够致力于先王之道，继承我们家世的基业，那么，我纵使吃粗茶淡饭，穿麻布衣衫，也心甘情愿”。
《书经》上说：“喜欢提问则知识充足。”《礼经》上说：“独自学习而没有朋友共同商讨，就会孤陋寡闻。”看来，学习须要共同切磋，互相启发，这是很明白的了。我就见过不少闭门读书，自以为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口出谬言的人。《穀梁传》叙述公子友与莒挐两人相搏斗，公子友左右的人呼叫“孟劳”。孟劳是鲁国宝刀的名称，这个解释也见于《广雅》。近时我在齐国，有位叫姜仲岳的说：“孟劳是公子友左右的人，姓孟，名劳，是位大力士，为鲁国人所爱重。”他和我苦苦争辩。当时清河郡守邢峙也在场，他是当今的大学者，帮助我证实了孟劳的真实涵义，姜仲岳才红着脸认输了。此外，《三辅决录》上说：“汉灵帝在宫殿柱子上题字：‘堂堂乎张，京兆田郎。’”这是引用《论语》中的话，而对以四言句式，用来品评京兆人田凤。有一位才士，却解释成：“当时张京兆及田郎二人都是相貌堂堂的。”他听了我的上述解释后，开始非常惊骇，后来又对此感到惭愧懊悔。江南有一位权贵，读了误本《蜀都赋》的注解，“蹲鸱，芋也”，芋字错作“羊”字。有人馈赠他羊肉，他就回信说：“谢谢您赐我蹲鸱。”满朝官员都感到惊骇，不了解他用的是什么典故，经过很长时间查到出典，才知道是这么回事。魏元氏在位的时候，有一位有才学而位居重要职务的大臣，他新近得到一本《史记音》，而内中错谬很多，给“颛顼”一词错误地注音，顼字应当注音为许录反，却错注为许缘反，这位大臣就对朝中官员们说：“过去一直把颛顼误读成‘专旭’，应该读成‘专翾’。”这位大臣名气早就很大，他的意见大家当然一致赞同并照办。直到一年后，又有大学者对这个词的发音苦苦地研究探讨，才知道谬误所在。《汉书·王莽赞》说：“紫色圭龜声，馀分闰位。”是说王莽以假乱真。过去我曾经和别人谈论书籍，其中谈到王莽的模样，有一位聪明能干的人，自夸通晓史学，名誉身价很高，却说：“王莽不但长得鹰目虎嘴，而且有着紫色的皮肤，青蛙的嗓音。”此外，《礼乐志》上说：“给太官挏马酒。”李奇的注解是：“以马乳为酒也，揰挏乃成。”揰挏二字的偏旁都从手。所谓揰挏，这里是说把马奶上下捣击，现在做奶酒也是用这种方法。刚才提到的那位聪明人又认为李奇注解的意思是：要等种桐树之时，太官酿造的马酒才熟。他的学识浅陋竟到了这个地步。太山的羊肃，也称得上有学问的人，他读潘岳赋中“周文弱枝之枣”一句，把“枝”字读作杖策的杖字；他读《世本》中“容成造歷”一句，把“歷”字认作碓磨的磨字。
谈话写文章，援引古代的事物，必须是用自己的眼睛去学来的，而不要相信耳朵所听来的。江南乡里间，有些士大夫不事学问，又羞于被视为鄙陋粗俗，就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拿来装饰门面，以示高雅博学。比如：把徵质呼为周、郑，把霍乱叫做博陆，上荆州一定要说成上陕西，下扬都就说是去海郡，谈起吃饭就说是饣胡口，提到钱就称之为孔方，问起迁徙之处就讲成楚丘，谈论婚姻就说成晏尔，讲到姓王的人没有不称为仲宣的，谈起姓刘的人没有不呼作公干的。这类“典故”大约一二百个，士大夫们前后相承，一个跟着一个学。如果向他们问起这些“典故”的原由，没有一个回答得出来；用之于言谈文章，常常是不伦不类。庄子有乘时鹊起的说法，所以谢朓的诗中就说：“鹊起登吴台。”我有一位表亲，作的一首《七夕》诗又说：“今夜吴台鹊，亦共往填河。”《罗浮山记》上说：“望平地树如荠。”所以戴暠的诗就说：“长安树如荠。”而邺下有一个人的《咏树》诗又说：“遥望长安荠。”我还曾经见过有人把矜诞解释为夸毗，称高年为富有春秋，这些都是“耳学”造成的错误。
文字，这是书籍的根本。世上求学之人，很多都没有把字义弄通：通读《五经》的人，肯定徐邈而非难许慎；学习赋诵的人，信奉褚诠而忽略吕忱；崇尚《史记》的人，只对徐野民、邹诞生的《史记音义》这类书感兴趣，却废弃了对篆文字义的钻研；学习《汉书》的人，喜欢应邵、苏林的注解而忽略了《三苍》、《尔雅》。他们不明白语音只是文字的枝叶，而字义才是文字的根本。以至有人见了服虔、张揖有关音义的书就十分重视，而得到同是这两人写的《通俗文》、《广雅》却不屑一顾。对同出一人之手的著作，居然这样厚此薄彼，何况对不同时代不同人的著作呢？
求学的人都以博闻为贵。他们对于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都希望刨根问底，找出它的源头来；但对于文字，却漫不经心，自家的姓名，也往往出现谬误，即使不出错的，也不知道它的由来。近代有些人为孩子起名字：兄弟几个的名字都用山作偏旁，内中就有取名为峙的；兄弟几个的名字都用手作偏旁，内中就有取名为扌幾的；兄弟几个的名字都用水作偏旁，内中就有取名为凝的。在那些知名的大学者中，这类例子很多。如果他们明白这与晋平公的乐工听不出钟的乐音不协调是一回事的话，就会感到这是多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