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与徐海东、程子华、刘地丹领导的陕北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从此，一个全新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始拉起抗日的大旗。中共产党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不但没有认可，反而调集大军对陕甘苏区连续发动军事“围剿”，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加速入侵。同时，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红军西征，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伟大创举，也是红军到达陕北后重大军事行动之一，是“以发展求巩固”战略方针的全体体现。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万里长征的继续，是红军抵达陕北后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扩大苏区、建立苏维埃地方政权的有效途径；更是与国民党东北军达成默契、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必然。这种特殊背景下的伟大创举，蕴藏着中华民族伟大的凝聚力。“西安事变”的生成，全民抗战大旗的揭起，都闪烁着红军西征的光芒。
红军西征的背景和目的
1936年2月，红军渡过黄河东征。5月5日，红军西渡黄河，返回陕北，东征结束，前后历时70余天。东征的目的就是对日作战，收复失地，但蒋介石调集大军前追后堵。在与国民党军队交战的过程中，东征红军取得了渡河作战的经验，提高了战斗力，红军兵员得以扩大，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西征，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
在红军东征返回的5月18日，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这座古庙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西征，决定继续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西征军命名为中国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战役的命令就是在这里发布的。西征，以打破国民党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和进攻，扩大抗日根据地，为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有利条件。西征过程，是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领导和指挥。西征的中枢地区在宁夏。在此前，毛泽东就认为，当前的任务是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西面的甘肃、宁夏地区是无堡垒地区，我军应到这一地区进行外线作战（《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41页）。西征的目的很明确：为着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根据地；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的团聚。
在当时，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同盟。在这个基础上，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知识的出知识，在反蒋抗日的战线上，体现着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就是西征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
红军西征在宁夏
在地域空间上，宁夏与陕甘宁边区大本营——陕北是连为一体的。以现在的辖区看，红军西征在宁夏主要是在中南部地区，同心是指挥中枢所在，彭德怀的西方野战军总司令部就设在豫旺堡；徐海东部在豫旺县城——下马关；韦州，是红军与马鸿逵军队对峙的前锋。西征时期宁夏南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东与陕北根据地相连；南与西兰交通枢纽固原相接；西可越黄河抵河西，发展的空间很大。明代以来，豫旺堡、下马关、韦州等都是驻固原陕西三边总督南北用兵的要道，也是军事设防的重镇。从陕甘宁根据地的开辟与扩大看，无论是以宁夏中南部为中心向南、和西、向北发展，还是进退防御陕甘宁边区，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红军西征时，同心外延都是交锋的战场，陕甘根据地外围的国民党军队集结基本是合拢型的。东面以黄河为防御带，河东是山西军伐阎锡山的军队；南部是国民党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他们大致驻防在洛川、宜川、西安一带；北部是井岳秀、高桂滋、高双城部，驻榆林一带；西南部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约3个军，驻甘肃天水、秦安一带；西面有马鸿逵、马鸿宾部，驻银川、中宁一带，总兵力约20万人。在宁夏中南部，主要是东北军何柱国部、马鸿宾部35师。协助围剿的还有驻陕北的84师高桂滋部、井岳秀部等。
西征战役，红军的出征情况大致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红81师组成，包括骑兵团，大约1．7万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西征的过程，兵分左右两路：左路为红一军团组成，下辖第1、2、4三个师，约8000余人。左权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右路由红十五军团组成，下辖第73、75、78三个师，包括红二十八军、红81师等，约9000人，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5月20日出发，西征开始。
西征开始不久，毛泽东制定了《关于西征战役的作战原则》，一是军事上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二是政治方面扩大红军的影响，尤其对于东北军。实践证明，就是在这样一个围剿堵截的空间中，与红军东征一样，红军西征同样开辟了广大的苏区，建立了豫海回族自治政府等苏维埃政权，换起了民众，尤其是广大回族群众，凝聚了抗日力量。
制定进入回民地区的政策
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前，面对红军所要到达的甘肃、宁夏两省地方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中央高度重视。为了配合红军西征，在回民地区开展工作，做好民族地区的宣传教育工作，搞好军民关系，中央采取多得途径来实施和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1936年5月24日，红军部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目的在于指导整个红军西征过程的民族工作。大致内容是：“加紧争取与帮助回民走到抗日反国民党军阀卖国贼的战线上来，并联合苏维埃红军，为回族的自决与解放而斗争，创建西北新的伟大的局面，是党和红军极迫切的重要政治任务。”同时还提出回民工作的基本原则：“我们对回民的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回族的事情由回族自己解决，我们只有站在帮助与督促的地位去推动与发动他们的斗争，坚持正确灵活的去运用这一原则到回民实际工作中的各个方面，是争取回民决定意义的先决重要前提。”这是从军事层面上发布的基本要求。仅隔一天之后，即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又从政治的层面上签发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抗日人民红军的西进，不仅是实际抗日的必要步骤，而且是蒙、回及其他弱小民族，特别是回族独立解放的大好时机。”
其次，创建回族武装，培养回族队伍和干部。成立回族武装，培养回族干部，是红十五军团的首创。红十五军团攻占靖边县宁条梁之后，经报请西方野战军批准，于1936年5月下旬正式成立回民独立师，由回族干部马青年任师长，回族干部欧阳武任政治面目委员，李铁民任参谋长。这是红军历史上建立的第一支回族武装力量。
以上“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与“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为红军西征过程保证了民族政策的有效贯彻执行，为处理宁夏民族问题指明了方向。同时，回族独立师的建立并随西征军开展工作，更有利于民族政策的宣传和落实。因此，攻取韦州、王家团庄的过各中，回民独立师处处时时都参与其中，与回民接触，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联合一切力量抗日的政治主张。在具体攻城过程中，红军都按照以上精神处理相关事件，在韦州、王家团庄等地直接作用于攻城的宣传当中。
既是俘虏的国民党军队，同样体现着统一战线的政策，冶成章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曲子镇，是庆阳通向宁夏的咽喉要地。曲子镇不但有国民党马家军31师骑兵团，还有105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和他的旅部。左路军红一军团攻打国民党环县政府驻地曲子战斗中，冶成章身负9处重伤被俘，副旅长被活捉。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很好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电示左权、聂荣臻等，要求“特别优待冶成章旅长，治好伤后，送后方一行，谈后即送其回宁夏。俘获官兵可分配送走二三十人，要有回民，给以优待。其余大多数则训练数天，妥送吴起镇，交肖劲光派队送后方，沿途布置欢迎。”（《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7页）
中共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对叶成章的影响很大，他被释放回宁夏后，“便脱离了马家军，对党有回民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习仲勋谈话记录》，《习仲勋传》第232页）
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关系
红军西征的目的之一，就是打通西兰通道，扩大苏区，为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师开创一个地域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接近和争取东北军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一点。
1936年5月18日，即西征战役命令发布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给朱德、张国焘等人的电文里已谈到“红军同东北军合作的情况”（《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42页），红军与东北军已有一定程度的来往。5月25日，毛泽东等在给朱德、张国焘等人的又一份电文里，在谈到二、四方面军快速北上会师时说：“……至于奉军（东北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44页）。实际上，红军西征过程中，已经伴随着与东北军一定程度上的合作。5月2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人电文里又说：“已电张（张学良）让出曲子、环县、洪德城，但一军团应不待张复电即进至元城镇……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惟以不与东北军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一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五师师长）则坚决打击之。”（《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44页）可见，西征一开始，红军与东北军已经默契，以示尽量减少正面冲突。对马鸿逵部是坚决打击的，攻占宁夏是西征的军事目的之一。同时，对于正面敢于围剿红军的东北军，西征红军还是要教训的。何柱国部，是国民党军西北“剿总”所属东北军骑兵军军长，在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步骑兵数师的兵力自庆阳至固原一线向红军进攻。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文中说：“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57页）其实，何柱国部到固原一带，也未敢发动全面进攻。
杨虎臣的西北军，也是红军西征过程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争取力量。西征后期，毛泽东曾致信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希望他进一步推动杨虎臣接受抗日联合战线。西北地方势力，也希望杨虎臣能大力斡旋（《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69页）。杨虎臣同意联合战线时，毛泽东表示欢迎，并派人专门拜谒杨虎臣。
无论张学良，还是杨虎臣，西北军事委员会始终采取统一联合战线的政策。即抗日是基本指向，在抗日的前提下，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走向联合。由“西安事变”，可以明白地看出红军西征过程中，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在一步步走近，最终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抗日的问题上，他们的指向是一致的，都是在联合抗日旗帜下的共同目标。无论红军东征，还是西征，都体现的是民族抗战的精神，体现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美国人斯图尔特·施拉姆在他的《毛泽东》一书里这样写到：“……既高举爱国同胞联合抗日的旗帜，又不投降国民党而丧失任何一点主动性或独立性，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则具有解决这种问题的卓越才能……。”（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第16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红旗出版社1987年）理解和审视，红军西征，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关系，分析和研究“西安事变”，就不能不研究“联合抗日旗帜”下中国命运的走向。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态度的改变，国共（包括各种爱国力量）抗日战线的形成，却成为历史大趋势。斯图尔特·施拉姆对“爱国同胞联合抗日”的作用，对毛泽东当时的评价，是颇具理论意义和研究价值的。
以上是红军西征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和大的背景，弄清楚这些历史和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红军西征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具体战役及其走向。
西征期间在宁夏的重要战役
红军西征开始后，5月到6月间由东向西推进。5月下旬，左路军在陇东（主要是指甘肃庆阳地区的镇原、环县等地）相续取胜，给马鸿宾部以沉重打击，马鸿宾部先后退守宁夏南部固原的黑城、三营、杨郎等地，不敢再与红军接战，兵锋直逼宁夏马鸿逵部。6月中旬，右路军东进已夺取陕北靖边、定边、横山等县。这样，红军西方野战军已完成第一阶段进军甘肃陇东、夺取三边（陕西靖边、安边、定边）的目的，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西征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于1936年7月初。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红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战果辉煌。据统计：“一、消灭马鸿宾之主力3个团，沉重打击了马鸿宾的部队。二、缴获步枪一千五百余支，俘敌二千余人。三、活捉旅长一人，缴获无线电所机两架。四、扩大抗日红军八百余人。五、筹得抗日积金四万五千余元。六、扩大新的抗日根据地纵横七百里。七、占领了定边、花马池、环县、曲子镇、宁条梁、豫旺、同心城、七营等重要城市。”（《红军胜利统计——西征以来至七月初止》，《红色中华》1936年7月9日）
夺取宁夏，是西征的第二个阶段。
西方野战军进入宁夏境后，几次重要战役，打得非常漂亮。
第一，是攻打固原以北的杨郎庄。
右路军红一军团攻克环县、环县的洪德城、曲子镇后，顺势就进入宁夏。豫旺堡，是西方野战军进入宁夏境内后占领的一处重镇。豫旺堡，原本是元代豫王的封地和城堡，古城至今雄姿优在，中鼓楼的原始建筑还在。它是一处较为重要的地方。如果往前追踪，明代万历五年（1577）修筑了下马关城，清代同治年间就在这里设置了平远县；民国二年改为镇戎县；1928年改为豫旺县，1938年才将县制迁往现在的同心县城。所以，豫旺堡的战略地位非常要紧，西方野战军占领豫旺堡后，就将军团指挥部设在这里。彭德怀的西征指挥部也设在豫旺堡的城隍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