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中写到：“1936年6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7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这里，斯诺已经把红军西征、“西安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内在原因联系在一起了。山城堡战役的指挥者彭德怀也在他的自述中谈到山城堡战役时说：“此役虽小，却成为促成西安‘双十二事变’的一个因素。（《彭德怀自述》第217页）也是说山城堡战役与“西安事变”的关系。1984年版的《西行漫记》出版时，胡愈之先生在“中文重译本序”里说：“1936年，中国正酝酿着由长期的反共内战转变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抗战，而这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实际上，也都是在说红军西征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包括之后所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
今天，我们更加追念那些曾经驰骋在宁夏大地上的红军英雄，也怀念那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的前辈们。
红军西征与西安事变
西征的中枢地区在宁夏。在此前毛泽东就认为，当前的任务是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西面的甘肃、宁夏地区是无堡垒地区，我军应到这一地区进行外线作战。西征的目的很明确：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的团聚。
宁夏与陕甘宁边区大本营——陕北是连为一体的。西征时期宁夏南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东与陕北根据地相连；南与西兰交通枢纽固原相接；西可越黄河抵河西，发展的空间很大。从陕甘宁根据地的开辟与扩大看，无论是以宁夏中南部为中心向南、西、北发展，还是进退防御陕甘宁边区，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同心县外围是交锋的战场，南部是国民党东北军，西部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北面是独守宁夏的马鸿逵部等。就是在这样一个围剿堵截的空间中，与红军东征一样，红军西征同样开辟了广大的苏区，建立了豫海回族自治政府等苏维埃政权，换起了民众，尤其是广大回族群众，凝聚了抗日力量。
红军西征的过程中，接近和争取东北军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一点。1936年5月18日西征战役命令发布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给朱德、张国焘等人的电文里已谈到“红军同东北军合作的情况”，红军与东北军已有一定程度的来往。5月25日，毛泽东等在给朱德、张国焘等人的又一份电文里，在谈到二、四方面军快速北上会师时说：“……至于奉军（东北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实际上，在红军西征过程中，已经伴随着与东北军一定程度上的合作。5月2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人电文里又说：“已电张（张学良）让出曲子、环县、洪德城，但一军团应不待张复电即进至元城镇……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惟以不与东北军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一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五师师长）则坚决打击之。”可见，西征一开始，红军与东北军已经默契，以示尽量减少正面冲突。对马鸿逵部是坚决打击的，攻占宁夏是西征的军事目的之一。同时，对于敢于正面围剿红军的东北军，西征红军还是要教训的。何柱国部，是国民党军西北“剿总”所属东北军骑兵军军长，在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步骑兵数师的兵力自庆阳至固原一线向红军进攻。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文中说：“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其实，何柱国部到宁夏固原一带，也未敢发动全面进攻。
杨虎臣的西北军，也是红军西征过程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争取力量。西征后期，毛泽东曾致信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希望他进一步推动杨虎臣接受抗日联合战线。西北地方势力，也希望杨虎臣能大力斡旋。杨虎臣同意联合战线时，毛泽东表示欢迎，并派人专门拜谒杨虎臣。无论张学良，还是杨虎臣，西北军事委员会始终采取统一联合战线的政策。即抗日是基本指向，在抗日的前提下，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走向联合。由“西安事变”，可以明白地看出红军西征过程中，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在一步步走近，最终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抗日的问题上，他们的指向是一致的，都是在联合抗日旗帜下的共同目标。
红军西征期间，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宁夏的大会师，山城堡战役大捷，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创造和提供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地理环境和军事保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它的历史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红军西征为红军会师打通了地域空间。红军西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北上的二、四方面军会师扫除障碍，开辟会师的地域空间。西征之初，毛泽东就电告二、四方面军，借有利时机或出甘肃，或出青海，由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方向接迎。而蒋介石此时调大军围剿，要将红军隔开，将红军与张学良东北军隔开，将红军与苏联隔开。同时，再加上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举动，给红军会师带来更大困难。
1936年7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各路大军，不但进攻陕甘宁边区，而且围剿西征的西方野战军，同时部署王均、毛炳文等部专力阻拦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野战军全力以赴，充分利用西征开辟的苏区和路线向西南推进。8月底，当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南北上时，西方野战军由豫旺堡南北向西出动，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东地区。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今宁夏西吉县将台堡胜利会师；11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在宁夏同心城会师。
第二，山城堡战役是西安事变的直接缘由。山城堡，位于环县以北洪德堡和甜水堡中间地带，这里的地形有利设伏歼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近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在这里歼灭胡宗南一部，以粉碎蒋介石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1936年1月21日下午至次日上午的山城堡战役，以红军的彻底胜利而宣告结束。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是红军主力会师的结晶。具有历史意义，它不仅挫败了蒋介石妄图剿来红军的计划，为红军赢得了地域空间，而且迫使国民党停止了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壮大了红军的声威。同时，巩固了与东北军的统一战线，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和“逼蒋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盟产生了划时代的作用和影响。
第三，西安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追溯历史，人们都清楚，1936年月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是逼迫蒋介石抗战的源起，也是全民抗战的开始。但“西安事变”的源起，却与红军西征有着内在的联系，更是与山城堡战役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此役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稳定了西北地区的局势，尤其是陕甘宁根据地。山城堡战役进一步使张学良、杨虎臣二位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身上看到了抗日的希望。同时，也促使张学良、杨虎臣更加坚定了与中共联合抗日的决心。“山城堡战役是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有道理的。
60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中写到：“1936年6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这里，斯诺已经把红军西征、“西安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内在原因联系在一起了。山城堡战役的指挥者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谈到山城堡战役时说：“此役虽小，却成为促成西安‘双十二事变’的一个因素。”也是说山城堡战役与“西安事变”的关系。这些关于西征与“西安事变”的话题，实际上也都是在说红军西征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及其之后所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
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毛泽东在作结论时指出：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臣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很大。毛泽东也谈了这个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争史上，红军西征在宁夏，前后只有数月时间，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这个伟大创举本身、包括它所创造的业绩却在改变着历史。红军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并三大主力会师、山城堡战役、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是一个链条上不同时间内又有密切内在联系的几大环节，它们之间有着深层的联系，有着直接的关系，是那段历史进程中特殊的表现形式。在交通、地理、生存环境极端困难的西征大地上，面对国民党大军的前追后堵，红军走过来了，并与结成的抗日大军一直走向抗日最前线。毛泽东高举爱国同胞联合抗日的旗帜，赢得了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的拥戴，西安事变的发生，成为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彭德怀在他的《彭德怀自述》里说：“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国民党围剿红军的一部分）军消灭，西安事变就可提前”，红军西征与西安事变的关系说得更为直观。面对西安事变，毛泽东审时度势，发表声震中外的声明：“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出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