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军撤出关中时犹有众十五万，途经蔡州（今河南汝南）时，迫使唐朝守将秦宗权战败投降。夏秋之交，黄巢围攻陈州（今河南淮阳）。这次战役持续达三百日之久，最后唐朝调朱温、李克用增援，义军连遭挫败，黄巢终于在中和四年夏退军北撤。围陈之役耗尽了义军的力量，黄巢犯了屯兵于坚城之下的错误。李克用与忠武军监军田从异在王满渡（今河南中牟北）发动进攻，义军损失万余人，尚让降敌。黄巢渡汴河北去，最后与亲故数十人退至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壮烈牺牲。历时九年余的农民战争至此结束。
唐末农民战争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导致悲剧性的结局。但这次大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唐政权，并且首次提出了“平均”财富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主经济，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唐朝的灭亡唐王朝在黄巢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分崩离析，名存实亡。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又新兴起一批节度使，于是新旧割据势力相互间展开了剧烈的兼并战争，其中黄河流域势力最大的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汴宋节度使朱全忠（朱温降唐后被赐名全忠）和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三人。僖宗还京后，唐王朝能够控制的不过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诸道数十州，其余各地的藩帅皆自擅兵赋，相互兼并。
文德元年（888）唐僖宗去世，宦官杨复恭拥立李晔即位，是为昭宗。在他统治时期，藩镇更加猖獗，无论是北司的宦官还是南衙的宰相，都必须依靠藩帅的支持才能维护自己的地位。朝官如崔昭纬、崔胤和柳璨等人，实际上都是节度使在中央政权的代表。其中尤其是崔胤，因交结朱全忠而擅权，气凌人主。宦官如骆全瓘、刘景宣、韩全诲、张彦弘等，均先后党附于李茂贞。南衙、北司的斗争，崔胤与韩全诲的斗争，实质上是朱全忠与李茂贞的斗争在中央的反映。这种情况说明皇帝进一步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地位。
宦官和宰相尽管重藩帅而轻皇帝，但这两个集团毕竟还是寄生在皇权上的政治势力，皇权的沦落最终会动摇他们的生存基础。李茂贞与朱全忠各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后来双方发生战争，唐昭宗被宦官和李茂贞劫持至凤翔。朱全忠在军事上占优势，遂兵围凤翔。李茂贞不能支，终于让步讲和。天复三年（903）朱全忠拥昭宗还京，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尽诛内侍省宦官数百人，出使在外的宦官亦下令就地诛杀，持续一百多年的宦官势力至此被彻底翦除了。次年，朱全忠奉表逼唐昭宗迁都洛阳，强令朝廷百官随驾东行，动身后派人尽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后来，朱全忠使人杀昭宗，另立李祝为太子。李枧不久即位，是为哀帝。天啣二年（905）朱全忠大肆贬逐朝官，接着又把崔枢等被贬的朝官三十余人全部杀死于白马驿，投尸于河，这次事件史称“白马驿之祸”。政治上的阻力已全部扫除，朱全忠遂于天啣四年逼唐哀帝禅位于己，改国号梁（史称后梁），是为梁太祖（不久，改名晃），改元开平，都于开封。唐朝灭亡。
宋
10世纪60年代到13世纪70年代建立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960年在开封建国，1127年政权南迁后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1279年被元朝灭亡。习惯上称1127年前的宋朝为北宋，1127年后的宋朝为南宋。
北宋建国和消灭诸割据势力
北宋东京城平面图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后周世宗柴荣病死，他的幼子柴宗训即位。次年正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返回开封，夺取皇位，建立了宋朝，改年号为建隆，定都于开封。
宋朝建立时，北边有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宋太祖赵匡胤在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后，依照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首先集中兵力进攻经济富庶的南方诸国，准备在此后北向收复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等州。
乾德元年（963），宋太祖出兵荆南，占领江陵府（今湖北江陵），荆南主高继冲投降，宋军继续向湖南进发，击败抵御的守军，擒湖南主周保权，平定了湖南。
乾德二年至三年，宋军自剑门、夔峡两路进攻后蜀，连败后蜀军的反抗，迫使后蜀主孟昶归降。
开宝三年（970）至四年，宋发兵岭南，负隅兴王府（今广东广州）的南汉主刘张投降。
开宝七年至八年，宋发兵进攻南唐，战舰沿江而下，歼灭南唐军主力，包围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南唐主李煜投降。
宋太宗赵炅即位后，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钱仿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相继纳土归附，两浙、福建亦纳入宋的版图。
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未获克捷。太平兴国四年（979）初，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派潘美等率军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辽朝援兵，北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乱以来的两百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基本结束。
北宋农民起义
川蜀农民起义宋初，川峡地区保留较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土地集中尤其严重，豪强地主役使着几十、几百乃至几千家“旁户”，世代相承，视同奴隶。旁户除向豪户纳租外，还负担官府的赋税和夫役。宋朝消灭后蜀，除向蜀地人民征收两税等“常赋”外，还在成都设置博买务，征调各州农民织作一些精美的丝织品，禁止商人贩卖和农民出售，并“掊取”茶利，使川峡人民的生路几致断绝。到淳化四年（993）二月，广大旁户在王小波领导下，在永康军青城县（今四川灌县南）发动了武装反抗斗争（见王小波、李顺起义）。
王小波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立即获得川蜀人民广泛的响应。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庆）各县，进而攻打眉州彭山县。起义军把贪污害民的彭山县令齐元振处死，并把他搜括所得金帛散发给农民。起义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王小波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袖。李顺继续贯彻均贫富的主张，凡起义军所到之处，将“乡里富人大姓”家中的财物、粮食，除生活需用外，“一切调发”，分给贫苦农民。
淳化五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成都府，李顺建国号“大蜀”，年号“应运”，占领了剑关以南、巫峡以西的广大地区。宋太宗极为震惊，立即派遣两路大军，分别向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和峡路进军。李顺原想在宋大军入蜀前，先派兵占领剑门栈道，但未获成功。宋军占据栈道，得以长驱直入，李顺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在张余、王鸬鹚等人领导下，在川南、川东一带坚持斗争，直到至道二年（996）最后失败。起义失败后，宋朝取消了成都的博买务，川峡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一些调整。
北宋中期的农民和士兵起义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戍卒在王均领导下举行起义，占领益州，建立大蜀国。王均起义失败后数年，以陈进为首的宜州（今广西宜山）士兵发动起义，拥立卢成均为南平王，前后坚持斗争三四个月。
宋仁宗、英宗时，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士兵斗争在各地陆续爆发。其中声势较盛的有王伦领导的起义，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起义，王则领导的起义。庆历三年（1043）五月，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捉贼虎翼卒”一百多人在王伦领导下起义，杀死巡检使朱进，起义士兵数量随时扩大，南下淮南路。宋廷极为震惊。七月，宋军围攻，起义军战败，王伦在采石矶被俘牺牲。同年，陕西大旱，商州（今陕西商州）农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邈山、党君子、李铁枪等人领导下起义，活跃于“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员纷纷逃窜。驻守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的宣毅军五百多人在邵兴率领下哗变，与起义军互相配合。邵兴进军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大败宋军。宋朝以重兵残酷镇压起义军，年底，张海、邵兴等相继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失败。庆历七年十一月，河北路贝州（今河北清河境）宣毅军小校王则也发动兵变，并且利用弥勒教，与京东路德州（今山东陵县）、齐州（今山东济南）士兵和农民秘密联络。王则占领贝州后，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改年号为德圣（一作得圣），设置官吏。宋朝调集数路兵力，并派遣参知政事文彦博主持镇压。经过六十多天的苦战，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士兵斗争与农民起义互相结合，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显著特点。
宋徽宗、蔡京集团的腐朽统治
蔡京专政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病死，无子。宋神宗皇后向氏提议立宋神宗第十一子赵佶。章悙以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曾布、蔡卞等人呵叱章悙，支持向太后。向太后决策，由赵佶即位（宋徽宗），自己“权同处分军国事”。向太后早就反对新法，当权后，起用韩琦之子、守旧派韩忠彦为左相，曾布也乘机排除异己，进为右相。变法派大臣章惇、蔡京、蔡卞等人被先后贬斥出朝。
元符三年七月，宋徽宗亲政后，听从曾布绍述之说，决定恢复新法，改年号为崇宁，表示崇法熙宁。崇宁元年（1102）五月，韩忠彦罢相。蔡京勾结宦官，重返朝廷，很快取代曾布任右相。从此，蔡京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李彦、高俅等人在宋徽宗统治的二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掌握全部军政大权，成为北宋王朝极度腐朽、黑暗的时期。
蔡京首先定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苏轼、苏辙、程颐等一百二十人为元祐奸党，又将元符末向太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恢复旧法的臣僚，分为正、邪两类。此后，重定元祐和元符末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刻石文德殿门，颁行全国，称“元祐党籍碑”。奸党名籍中，还包括章惇、张商英、李清臣、陆佃等十名与蔡京意见不合的变法派。章惇因反对立宋徽宗，被指责为“为臣不忠”。被列入党籍的官员，重者被编管、责降到远地，轻者则赋闲或谪降，非经特许，不得内徙。其子弟同样受到种种限制。
宋徽宗重用蔡京一伙，依仿制置三司条例司设置讲议司，商定关于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等政事。他们借推行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如免役法的恢复，巩州（今甘肃陇西）的役钱由元丰时每年的四百贯增加到二万九千余贯。方田的官员往往在原有税额外，增加税数，称为“蹙剩”，一县多达几万贯。在丈量过程中，贿赂公行，弊端百出。豪右形势之家多减免赋役，把负担都转嫁到下户头上。
蔡京借口“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极力搜括财富。崇宁元年，恢复榷茶法，在产茶州军设官场专卖，禁止商人、园户私相贸易。崇宁四年，罢官场，允许商贩向园户买茶贩卖，由官府“抽盘”后，批给茶引。政和元年（1111）后，朝廷一年的茶税收入达四百余万贯。每年以一百万贯供皇帝“私奉”。蔡京还大改钞盐法，废除东南六路官运官卖制，由商人任便向榷货务出钱买盐钞，凭盐钞去产地领盐，再到指定的州县贩卖。钞法屡次更易，商人出钱买钞，尚未领盐，钞法已变，又须贴钱领新钞，如无钱更换新钞，则“已输钱悉干没，数十万卷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甚至被迫自尽。朝廷还以卖盐多寡为州县官的考核标准，州县往往强迫百姓按户等买盐，有的上户一家全年买到上千贯，第三等末户买到三五十贯。宜和元年（1119）前后，榷货务岁人淮南和两浙盐利，分别为一千四百至一千五百万贯和七百至八百万贯，成为朝廷财政的一笔重要收入。宋徽宗见到盐钞、茶引成柜搬入朝廷，得意地说：“此太师（即蔡京）送到朕添支也。”
宋徽宗还用宦官直接掠夺民间田地。政和六年（1116），由宦官杨戬在京西路设公田所。杨戬死后，宦官李彦又设置西城括田所。李彦等人在京西、京东、京畿、河北等路，以把官地、荒地、逃田、退滩等收归官府为名，将大量民田指作“天荒”，掠为“公田”，课取“公田钱”，强占的田地共达三万四千多顷。大批百姓被夺去常产，“愁怨溢路”。
宋徽宗、蔡京将各地仓贮钱谷搜罗一空。各路每年向朝廷上供的数额，宋神宗时已增加一倍，宋徽宗时重定上供额，又增加到十几倍。蔡京的亲信胡师文为江、淮、荆、浙等路转运使，将每年籴买东南粮米的大部分本钱，移作上供，供徽宗挥霍，胡师文因而升户部侍郎。各路官员竞相仿效，仓贮钱物全被搜空。各地官府还千方百计敲诈百姓。西蜀原来税钱三百文折绢一匹，因辗转纽折，竟增至二十三贯。对一向不施行支移的地区，加征地里脚钱，一斗税粮的地里脚钱竟与元丰时正税相当。此外，还巧立名目，仅绢帛一项，有和买、预买、泛买、常平司和买、应副燕山和买等，米谷一项，有和籴、均籴、补发上供和籴等。名为预买，实不给钱，名为和籴，只给低价。赃吏猾胥，从中侵渔。大批百姓饥寒转徙，苦不堪言。
宋徽宗再次对西夏和吐蕃用兵。崇宁二年至三年，王厚统兵先后占领吐蕃湟、鄯、廓（今青海尖扎北）等州，瓦解了当地吐蕃政权。蔡京还强令王厚招诱西夏卓罗右厢监军仁多保忠，双方用兵三年，胜负相当。政和四年，西夏军攻环庆路，宋以宦官童贯为陕西经略使，战事再起。童贯袭用以往进筑城寨的战略开边，但开拓之地有限，城寨多建于不毛之地，难以防守。宋军与西夏军屡次举行大规模战斗，互有胜负。宣和元年，童贯令大将刘法率重兵袭取西夏朔方之地，两军会战于统安城，宋军大败，刘法被杀。西夏亦为战争所困，双方遂于当年讲和休兵。
宋徽宗、蔡京一伙大肆搜括民财，穷奢极侈，恣意挥霍。宋神宗元丰间左藏库月支约三十六万贯，这时增加到一百二十万贯。宋徽宗初年，杭州设造作局，由童贯主管，每天役使几千名工匠，为皇室制造奢侈品。所需物料，全向民间征敛。稍后，又在苏州设应奉局。宋徽宗酷爱奇花异石，蔡京最初命朱勔密取江浙花石进奉，后来所运花石规模不断扩大，动辄用船数十艘，每十艘编为一“纲”，号花石纲，朱勔仗势掠夺民间花木、奇石，运到汴京。一块石头的运费，民间至用三十万贯。各路监司、郡守仿效朱匡等人，凡“尺寸之地，入口之味，莫不贡献”，花石所过，沿途甚至毁桥梁，凿城郭，州县官府积存的钱谷，为之一空。大批农民长期被征发当民夫，搬运贡物，不能种田，直到力竭饿死，或者自缢于大车的辕轭下。大批花石树木运到京城，用来建造延福宫、景龙江和艮岳。艮岳用人工筑成，周围十多里，主峰高九十尺，使用山石以万计，都由各地限期运来。山上建造馆舍台阁，穷极华侈。徽宗整日在宫中纵情取乐，宫女多至以万计。
蔡京第宅宏敞，园内林木参天，与其子蔡攸等第宅相邻，“极天下土木之工”，金碧相照。蔡京家蓄养姬妾成群。蔡京生日，各地都要奉献大宗礼物，称“生辰纲”。宦官童贯掌握军权，每得军需，悉充私藏，家中金币宝玉堆积如山。朱勔在苏州占有甲第、名园，田产跨连郡邑，每年收租十多万石。童贯、王黼等人公然鬻卖官爵，贿赂公行，门庭若市。京师人说：“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即一贯），直秘阁。”王黼侍妾甚众，其中有官封者达十八人。其子十四岁便任待制，被称为“猢狲待制”。
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
北宋王朝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使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日益众多的农民破家荡产，“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方腊起义两浙路是北宋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封建国家的财赋，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里。宋徽宗时，应奉局、花石纲之类，又对该地区的广大农民、工匠大肆搜括和奴役，社会秩序动荡不定。宣和二年（1120），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农民在方腊领导下发动起义。
方腊（方十三）是青溪万年乡帮源峒地主、保正方有常家的佣工（一说方腊是漆园主）。十月九日，方腊假托“得天符牒”，率领农民，杀方有常一家，首揭义旗。远近农民闻风响应，很快发展到上万人。起义军尊称方腊为“圣公”，改元永乐，置将帅为六等。在起义的头三个月内，陆续攻占睦（今浙江建德东）、歙（今安徽歙县）、杭、婺（今浙江金华）、衙（今浙江衢县）、处（今浙江丽水西北）等六州五十多县。各地响应起义的，有苏州石生，湖州归安（今浙江吴兴）陆行儿，婺州兰溪灵山峒（今浙江兰溪西南）朱言、吴邦，水康方岩山（今浙江永康东）陈十匹等。台州仙居吕师囊、越州剡县（今汾江嵊县）裘日新（仇道人）等，也领导当地摩尼教秘密组织起兵响应。
宋徽宗于宣和三年正月，派童贯率领京畿禁军和陕西蕃、汉兵十五万人南下。宋军攻杭州，起义军战败，退回青溪。歙州、睦州、青溪相继落入宋军之手。方腊带领余部退守帮源峒。四月末，宋军重重包围帮源，发动总攻。起义军奋战，七万多人壮烈牺牲，方腊力竭被俘。八月，方腊英勇就义。起义军余部分散在浙东坚持战斗，直到宣和四年三月，最后失败。
宋江起义重和元年（1118），河北、京东遭水灾，贫苦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稍前，宋江领导京东路的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军活跃在河北、京东、淮南一带。大约在方腊起义失败的前后，宋江等三十六名首领接受了宋朝的招安，起义就此失败。
张迪、高托山等起义方腊、宋江等起义失败后，宋徽宗、蔡京一伙以极大的代价从金朝手中赎回燕京（今北京）及其附近的六州，燕京驻军和官吏的给养，都摊派在河北、山东、河东百姓头上，还须运到燕京交纳。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盘费十几石到二十几石，造成这地区百姓的极大灾难。随后，王黼又在全国征收免夫钱，数达六千二百万贯。州县官吏对百姓竭泽而渔，急如星火，加上连年灾荒，饿殍遍野。宣和五年，河北、京东等路农民遂相继起义，少者几百人、几千人，多者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河北路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张迪“聚众数十万，陷州县”，曾围攻浚州（今河南浚县）五日。刘光世率宋军镇压，张迪牺牲。河北高托山在望仙山起义，号称三十万人，转战于河北和京东路青（今山东益都）、徐（今属江苏）、密（今山东诸城）、沂（今山东临沂）等州一带，宣和七年被宋朝杨惟忠、辛兴宗军战败，高托山降宋。京东路青州张仙（张先、张万仙）号“敢炽”，率领起义军号称十万人。同年，在沂州鼓山与宋军作战，失败，张仙接受宋朝“招安”。济南府孙列率领当地农民号称十万人，占领铧子山，靖康元年（1126）被宋梁方子军战败。沂州临沂的武胡、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的杨天王、郓州（今山东东平）的李太子、沂州和密州的徐进、水鼓山的刘大郎等率领的农民军也都号称万人以上。这些起义队伍所到之处，杀地主、官僚，攻打州县，或则保聚山谷之间，以崇山峻岭为据点，树起起义的旗帜，“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
女真兵马的南侵和北宋的灭亡
政和五年（1115），辽朝统治下的女真族贵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在混同江（今松花江及同江以东黑龙江）边建立起奴隶占有制的国家，国号金。随后向辽朝进攻，屡败辽兵。宋徽宗等以为辽朝有必亡之势，决定联金灭辽，乘机恢复燕云。宜和二年（1120），宋、金订立“海上盟约”：双方夹击辽朝，金军攻取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境），宋军攻取辽的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和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宋将原来送与辽的岁币转送给金朝。宣和四年，金军攻占辽中京、西京，由童贯、蔡攸统领的宋军，接连两次攻打辽南京，都被辽军打败。童贯要求金军攻辽南京。十二月，金军由居庸关进军，一举攻下辽南京。金朝提出燕京（辽南京）归宋，宋将燕京租税一百万贯给予金朝。宋徽宗、王黼全部应允照办。金军将燕京城内财物和男女掳掠一空而去，宋朝接收的只是一座残破不堪的空城，改燕京为燕山府。
宋代武士复原图在攻打燕京和宋、金交涉燕京归属的过程中，宋朝军事政治的腐朽情况在女真贵族面前已暴露无遗。金军于宣和七年二月俘获了辽天祚帝，乘胜于十一月侵宋：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从云中府（今山西大同）进取太原府东路由完颜宗望（斡离不）率领，由平州（今河北卢龙）进取燕山府。两路约定在攻下太原、燕山府后，会师于宋朝东京开封府。西路军在太原城遭到王禀领导下宋朝军民的顽强抵抗，长期未能攻下。东路军到达燕山府，宋守将郭药师投降，金即以降将为向导，长驱南下，渡过黄河，直达东京城下。
宋徽宗自从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即急忙传位给太子赵桓（宋钦宗），企图南逃避难。宋钦宗即位，改明年为靖康元年（1126）。这时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励等“六贼”的罪恶，要求把他们处死。宋钦宗被迫陆续将蔡京等人贬官流放或处斩。
靖康元年正月，宋钦宗起用了主战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部署京城的防御。战守之具粗备，金完颜宗望部即已抵达城下。宋钦宗派使者去金营求和，完颜宗望提出：宋须交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骡各一万头匹、驼一千头、杂色缎一百万匹、绢帛一百万匹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三镇（称三镇，即包括其所属州县）尊金帝为伯父以宋亲王、宰相作人质，送金军北渡黄河，才许议和。金军攻城，李纲亲自督战，多次打退金军。
驻守陕西等路的宋军，听说开封被围，立即由种师道、姚平仲等率领前来“勤王”。各地乡兵和百姓也自动组织起来，迅速向开封集中。种师道等各地援军达二十多万，金军不到六万人。李纲、种师道主张坚守京城，在敌军粮尽力疲北撤时，中途邀击，可以取胜。二月，姚平仲领兵半夜出城劫营失败，宋钦宗和太宰李邦彦罢免李纲，向金军谢罪。这些荒谬举动，激怒了东京军民，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门上书，要求复用李纲，罢免李邦彦等人，几万人来到皇宫前，痛骂李邦彦，砸碎登闻鼓，打死宦官几十人。宋钦宗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京城四壁防御使。李纲复职，下令能杀敌者厚赏，军民无不奋跃。但宋钦宗却继续派使者去金营求和，竟然答应了金朝赔款和割让三镇的要求。
完颜宗望见宋朝备战，勤王军不断来援，又因已得三镇，便撤军北归。宋朝两次出兵救援太原，均被金军击破，宋军主力耗折殆尽。
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虽然把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土地和人民全部割归金朝，三镇的人民却起而抗拒，“怀土顾恋，以死坚守”。北归的金军并不能凭靠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无耻诺言而占有三镇。因此，究竟应否割让三镇的问题，在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中也成为重新争论的议题。于是在靖康元年八月，金军再次南侵。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仍分东、西两路进兵。这时，宋将王禀坚守太原已八个多月，因粮尽援绝，九月初被攻下。东路金军也于十月初攻入河北路的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宋钦宗惊慌失措，召集百官商议是否如约割让三镇事。这时，种师道已死，李纲贬官，主和派唐恪、耿南仲等控制朝政，坚主割地，遣返各地的勤王军，撤除京城的防御工事。金军渡过黄河，完颜宗翰向宋朝提出，要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地归金。宋钦宗一一答应，并且亲自下诏给两路百姓，劝谕他们“归于大金”。
十一月，金军前锋到达东京城外。闰十一月初，金军攻城。城内兵力有限，士气不振，宋廷于危急之际竟派郭京带领“六甲神兵”出战，大败逃散，东京城破。宋钦宗派宰相何栗去金营求和，完颜宗翰、完颜宗望要宋钦宗前往商议割地。宋钦宗亲去金营求降，献上降表。从靖康元年十二月起，金军大肆搜括宋朝宫廷内外的府库以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靖康二年四月，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满载而去，北宋从此灭亡。
宋政权南迁与南宋初抗金斗争
金军从开封撤退之前，册立了原北宋宰相张邦昌为楚帝，企图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女真贵族的傀儡政权，统治黄河以南地区。金军撤退后，宋廷旧臣不再拥戴张邦昌，张邦昌只好避位。五月，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元年（1127），是为宋高宗。
宋高宗赵构即位之初，起用当时深孚众望的抗战派李纲为相。这时河北、河东地区都有忠义民兵抗击入侵的金军。李纲要把这些力量加以组织、领导和使用，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便推荐宗泽任东京留守，张所任河北西路招抚使，王躞为河东经制使，傅亮任经制副使，并提出改革军制，整顿军纪，募兵买马等一系列建策，部署收复河东和河北失地。但赵构、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却只想用割让土地和缴纳岁币的办法，以求金人不再进军，决不敢作以武力进行抵抗的打算，因而对李纲的谋划百般阻挠和破坏。李纲任相仅七十五天，即被罢免，张所等抗战派也相继被罢免。上书言事、力主抗金的太学生陈东和进士欧阳澈也被杀害。
南宋与金分界
女真贵族的烧杀掳掠，在北方强制推行奴隶制等行径，激起北方人民的武装反抗。河东地区的人民用红巾作标志，组织武装，到处袭击金军。泽州（今山西晋城）和潞州（今山西长治）一带的忠义民军，曾猛攻金军大寨，金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几乎被俘。女真贵族痛恨红巾军，逐捕最急，每每妄杀平民以泄愤，而红巾军却愈益壮大。河北庆源府（今河北赵县）五马山（在今河北赞皇）上，有官员赵邦杰和马扩领导一支抗金队伍，他们拥立自称信王赵榛的人作号召，人数达十万以上，各地的许多抗金武装闻风响应。河北西路招抚司都统制王彦，率军渡河，攻占了新乡县城，后被金军打败，王彦率部转移到共城（今河南辉县）西山。他的部属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表示与金军斗争到底的决心，这支军队从此便以“八字军”著称。两河忠义民兵纷纷接受王彦的领导，队伍扩大到十万以上，屡次打败金军。此外，如幽燕地区的刘立芸、杨浩和智和禅师、刘里忙等人也分别组织抗金队伍。张荣领导的梁山泊水军，陕西邵兴（后改名邵隆）和邵翼组织的义兵，也都各自为战，奋勇抗金。
赵构和黄潜善、汪伯彦对北方人民的抗金斗争，实际上采取敌视态度。他们将“行在”迁往扬州，以求苟安享乐。只有留守开封的宗泽，把那些归附在他的旗帜下的各地农民起义军加以组合，并和黄河以北的忠义民兵取得密切联系，整顿防御，以加强作战实力，建炎元年冬和二年春，宗泽率军击退金军的大举进攻。但是，他收复失地的计划一直得不到赵构的批准，几次吁请赵构返回东京，也未被采纳，积愤成疾，与世长辞。接任东京留守的杜充，一反宗泽所为。北方人民抗金武装也遭受挫折，先后为金军击破。
建炎二年秋至三年春，金军又发动攻势，前锋直指扬州，赵构仓皇逃往江南。抵达杭州不久，苗傅和刘正彦发动政变，逼迫赵构退位。吕颐浩和张浚联络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起兵“勤王”，政变宣告失败。东京留守杜充放弃开封，率军退往江南的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当年冬，金将完颜宗弼率大军渡江，占领建康府，杜充投降，赵构又自杭州出奔，漂泊于海上。金军追至明州（今浙江宁波），沿途遭受南宋军民的不断袭击，遂于建炎四年春在大肆掳掠后北撤。韩世忠在黄天荡一带拦截金军，相持四十天之后，金军以火攻破韩世忠军，才得回到建康。岳飞率部克复了建康府，金军退至长江以北。绍兴元年（1131），张荣的梁山泊水军在泰州（今属江苏）缩头湖击败金将完颜昌，俘获完颜昌之婿蒲察鹘拔鲁。金军又被迫放弃淮东。
金朝在建炎四年九月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建立傀儡政权，与南宋对峙，并集结重兵，攻打川陕。同月，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命都统制刘锡率五路军马，与金完颜宗辅（讹里朵）、完颜宗弼、完颜娄室所部在富平（今属陕西）举行大规模会战，宋军溃败，陕西五路大部丧失。都统吴阶率军扼守大散关附近的和尚原（今陕西宝鸡附近），屏蔽西川。绍兴元年十月，完颜宗弼大军猛攻和尚原，吴玠率军顽强抵御，重创金军，完颜宗弼身中两箭，金军遭受自灭辽破宋以来的首次惨败。三年正月，金军攻下金州（今陕西安康）。吴不合玠领兵至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抵敌，战败。四年二月至三月，吴吴玠军又在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再次大破完颜宗弼的重兵。金军退守凤翔，暂时不敢窥伺四川。
绍兴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出师反击伪齐，连克郢州（今湖北钟祥）、随州（今湖北随县）和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并于襄阳府附近击败伪齐悍将李成的反扑。岳飞派遣部将王贵和张宪进兵邓州（今河南邓县），击败金、齐联军几万人，又攻占唐州（今河南唐河）和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屯兵鄂州（今湖北武昌）。岳飞按照预定计划胜利地收复襄阳六郡，这是南宋建立政权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绍兴四年九月，金、齐联军自泗州（今江苏盱眙）和楚州（今江苏淮安）两地渡淮，大举南侵。十月，金军一支前锋在扬州大仪镇（今江苏扬州西北）遭遇韩世忠军伏击。金与伪齐联军进攻庐州城（今安徽合肥），岳飞奉命领军救援，在庐州城下又破敌军。
经过抗金将士四五年的艰苦奋战，南宋的统治才得以稳定下来。绍兴六年，宰相兼都督张浚部署韩世忠进攻淮阳军（今江苏邳县西），不克。岳飞率军连破镇汝军、虢州（今河南卢氏）、商州（今陕西商州）和顺州（今河南嵩县西南），兵临蔡州（今河南汝南）。伪齐向金朝求援，遭到回绝，不惜孤注一掷，分兵进犯两淮。伪齐军在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等地分别遭到杨沂中等军拦击，大败而逃。岳飞军又在唐、邓等州击破金与伪齐联军的分路进攻，再次兵临蔡州，打退了敌人的追兵。
绍兴七年，宋廷罢免畏敌怯战的淮西军主将刘光世，但由于处置失策，副都统制郦琼裹胁大部分淮西军叛变、投降伪齐，一时朝野震惊。宰相张浚引咎辞职。赵构遂取消岳飞的北伐计划。金完颜昌等人得势，废除刘豫的伪齐政权，向赵构诱降。绍兴八年三月，赵构任用秦桧为相，决意求和。赵构和秦桧进行极其屈辱的乞和活动，招致广大人民和很多士大夫的强烈反对，群情激愤。李纲、张浚、韩世忠、岳飞等人纷纷反对“议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奏，要求斩秦桧之流，以谢天下，赵构罢免主张抗战的官员，放逐胡铨，起用主和派，控制舆论，接受称臣纳贡的和议条件，派秦桧代表自己跪受金朝诏书。金朝将陕西、河南归还宋朝。
完颜宗弼在金朝政治斗争中得势，杀完颜昌等人，于绍兴十年撕毁和约，分兵四路，大举南侵，迅速夺取陕西、河南之地，进逼两淮。赵构被迫命令各军抵抗。新任东京副留守刘軏率领王彦旧部八字军进驻顺昌府（今安徽阜阳），以少击众，大败完颜宗弼的金军主力。完颜宗弼退守汴京，宋军分路出击，韩世忠军夺据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陕西吴璘、杨政、郭浩等军屡败金兵，后因田晟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北）战败，宋军退守川口要隘。金军也因伤亡较多，退守凤翔府，不再出战。岳飞早先已制定了“连接河朔”的战略方针，积极与北方忠义民兵保持密切联系。他派梁兴、赵云、董荣等人深入黄河以北地区，组织游击军，广泛出击，袭扰金军，亲率主力北上，连克蔡州（今河南汝南）、颍昌府（今河南许昌）、淮宁府（今河南淮阳）、郑州（今属河南）、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等地，宋将张俊拥兵自重，玩敌怯战，到达宿州（今安徽宿州）、亳州（今安徽亳州）后，旋即退师，使岳飞处于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的境地。金帅完颜宗弼乘机大举反扑。郾城之战，岳飞军以少击众，迎头痛击，大败金朝主力骑兵。接着，王贵、岳云等又在颍昌大败金兵，形势对宋朝极为有利。岳飞上书赵构，要求各路宋军乘胜进军，收复失地。广大人民也闻风响应，不少州县已为忠义军所攻占。赵构和秦桧却急令各路大军停止进击，撤回原来驻地，岳飞被迫班师，金朝重占河南之地。韩世忠、刘軏等军也纷纷从前线撤回。刚开到前线的杨沂中军也在宿州溃败。
绍兴十一年春，金军攻打淮西。在柘皋镇（今安徽巢县北）被杨沂中、刘廛、王德等军击败，宋军收复庐州。金军回兵攻下濠州（今安徽凤阳），又分别打败韩世忠、张俊、杨沂中等援军，岳飞的援军赶来，金军退回淮北。九月，吴璘等军随后攻取秦州（今甘肃天水）、陇州（今陕西陇县）等地，并在剡家湾战役中屡获胜捷。尽管如此，也未能改变宋廷妥协苟安的决策。
赵构和秦桧采用阴谋手段，解除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柄，并且设置冤狱，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力主抗金的岳飞和战将张宪、岳云，迫令抗战派韩世忠等人退闲。
当年十一月，以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和金朝议定屈辱的和约，其主要条款是：①南宋称臣于金，并且要“世世子孙，谨守臣节”。②宋金两国，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中间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商州（今陕西商县）和秦州之大半皆属金朝。③南宋每年向金朝输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这就是所谓的“绍兴和议”。
投降派的黑暗统治与人民的反抗
土地兼并的加剧南宋上地兼并和土地集中的现象，达到十分惊人的地步。由于很多农民丧失土地，以至在南宋户口统计中出现了大批的“无产税户”。南宋初年，长江下游的很多圩田，无不被豪家所霸占。著名的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永丰圩，收租达三万石，数十年间，总是辗转于皇室、大将、权臣手中。在归属秦桧时的某年，大水冲坏圩岸，秦桧竟强迫四个州的民夫，为自己修筑。永丰圩成为一方的民间大害。大将张俊霸占的田地横跨不少州县，在解除兵权家居后，岁收租米六十万斛。秦桧死后，号称家道式微，至宋孝宗时，其子孙仍能收租十万斛。淮东土豪张拐腿家，岁收租谷七十万斛。南宋中期，宋廷没收权臣韩饨宵及其党羽们的田地，每年可得租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余斛，还有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余贯。南宋后期，出现了年人租米百万斛的豪富，这是前所未有的记录。南宋官田在垦田总额中的比例不大，但往往被官员和豪强地主占佃，而不纳租课，故宫府常出卖官田。
岳飞北伐路线图南宋地租的主要形式，仍旧是实物分成租和定额租。定额租依田地肥瘠不等，达每亩一至两石。正额地租之外，地主对佃客还有各种名目的剥削，如强迫佃客代纳赋税，收租时还附加耗米，大斗收租，强迫送礼等类。不少地主还用“划佃”的办法，驱逐旧佃客，以提高地租额。高利贷也是一种重要的剥削方式，地主通过放债，强夺佃客的房屋、农具、种子和口粮，甚至强迫佃客妻女作奴婢。官府为地主督租，也成为南宋时较常见的现象。很多缴纳不起地租的佃客，惨遭官府的拘捕和监禁，甚至死于非命。
苛捐杂税的加重北宋赋税的繁重，本已超过前代，而南宋又超过北宋。南宋初，浩大的军费开支成为增税的借口。宋高宗以爱养生灵作标榜，实现屈辱的和议后，人民的负担依然节节上升，直到南宋晚期，一直保持着有增无减的势头。南宋统治者一方面加重旧税税额，另一方面又新增许多苛捐杂税。
南宋比较普遍地以大斗、大斛、斗面、斛面、加耗、呈样、预借、重催等手段加重百姓两税负担，大斗和大斛使纳税额增加几成至一倍，斗面和斛面是将量器内的粮食平面堆高，所谓“斛面坡陀斗面高”，有的地区甚至超过正税额。加耗米有的甚至为正税四倍。呈样又称样米，是官员以检查粮食质量为借口而进行的勒索。预借由预收两三年的税额发展到六七年的税额。重催是缴纳两税后，官府不予承认，而重叠催税。北宋时的和买绢帛，到南宋初不仅完全成为官府不支分文的正式赋税，而且在东南地区，又与夏税油绢绵等，以高价折钱输纳，称为折帛钱。南宋的和籴粮草也与北宋相似，实际上官府少给或不给价钱，特别到南宋晚期，农民的和籴负担愈加沉重。
南宋新增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特别是一些地区性的赋税，不可胜数。北宋末创设的经制钱，加上南宋初创始的总制钱，合称经总制钱。其下有很多繁琐苛细的税目。在宋宁宗前期，铜、铁钱年收总额近两千万贯，成为宋廷一笔重要的财政来源。月桩钱是为供应军事开支，而勒令各州县政府按月解送的一种横敛。州县无所从出，巧立名目，向民间榨取。如在江南西路，则有曲引钱，白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牛筋、牛角钱，诉讼赢者有欢喜钱，输者有罚钱等苛繁税目。宋宁宗时，东南各路月桩钱仍达三百九十多万贯。版帐钱也是南宋初创设的重赋，以供应军费为名，由各州县搜刮无名目的杂敛拼凑成数。其中以两浙路的税额最重，如常熟县（今属江苏）的版帐钱达九十二万八千多贯。
广大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是赋税的直接或间接承担者，官户、寺院和乡村上户虽然拥有大部分田产，却千方百计逃避赋税。南宋政府为了保证赋税收入的稳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以核实各地的田产。宋高宗时，在南宋的大部统治区实行经界法，丈量土地，划分田亩等级，重定税额。自南宋中期至后期，也在某些地区实行经界法，或令各地实行手实法和推排法。但由于官员和地主通同作弊，这些清查田产的措施，往往不能起到查核隐产，均平赋税，减轻下户负担的作用。
投降派的黑暗统治金朝不许南宋随便罢免吰相，以保证秦桧相位的稳固。大将张俊追随秦桧，参与降金和杀害岳飞，得以独掌枢密院。宋、金和议后，秦桧又指使御史弹劾，迫使张俊去位。从此秦桧便独揽大政十多年。赵构宠用的医官王继先和宦官张去为也很有权势，与秦桧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岳飞部将牛皋对宋金和议表示不满，人民抗金武装首领出身的邵隆反对割地，被先后毒死。不仅很多抗战派被贬逐流放，就是秦桧的党羽，只要稍不合意，也动辄贬逐流放。赵构和秦桧采用高压手段钳制抗金舆论，任命秦桧儿子秦熔主编官史日历，恣意篡改史实，并严禁私史，大兴文字狱，实行特务统治。特务机关皇城司的逻卒布满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发现稍有不满言论者，即处以毒刑。赵构和秦桧还大力提倡点缀“升平”，凡进献歌颂他们降金行径的文字者，即予升宫。在竭力搜刮民脂民膏的基础上，投降派纷纷营造豪华的宫殿和大宅，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官场贪贿成风，各地官员贿赂秦桧的礼品不可胜数，其家财富为宋朝左藏库的数倍。
绍兴二十五年，秦桧病危，企图由秦熔继承相位。赵构对秦桧的专权业已十分猜忌，乘机命秦桧祖孙三代退闲。秦桧死后，朝野纷纷揭露秦桧一伙的罪恶，赵构贬黜一批秦桧亲党，也为一些受打击的官员平反，却仍然委任投降派万俟、汤思退等人掌政，并下诏声明前此与金议和皆“断自朕志”，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以维持屈辱的宋金绍兴和议。
在金军南侵过程中，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宋朝溃兵、游寇，如李成、孔彦舟、曹成等各领叛乱武装数万人，流窜各地，到处杀掠，残害百姓。加之金兵的屠戮，官府和地主的加强压榨，广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故不断爆发地区性的武装起义。在信州贵溪、弋阳一带（今属江西），王宗石利用摩尼教发动起义，信州和饶州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迅速发展成几万人的队伍。宋廷派刘光世军前往镇压，王宗石等二十多名领袖战败被俘，二十万无辜平民惨遭屠杀。福建路范汝为、叶铁等人领导农民起义，攻占建州（今福建建瓯），前后坚持三年，起义军勒令地主“计其岁入之数”交纳租税。否则，便剥夺其种粮、牛畜，而驱逐出境。赵构派韩世忠以优势兵力围攻建州，城破后，范汝为投火自尽。起义军余部在范忠领导下，又继续战斗了近一年，最后失败。其他如婺州（今浙江金华）有和尚居正领导的起义，虔州（今江西赣州）有陈颐、罗闲十等几百支起义队伍，约十多万人，互相联络，共同反对官军，后被岳飞镇压下去。南安军（今江西大余）有吴忠、宋破坛、刘洞天等起义军，荆湖南路有邓装、胡元等起义军，李冬至在邯州宜章（今属湖南）起义，杀人广东路，号称“平天大王”。这是宋朝小规模农民起义很频繁的时期。
当时规模最大的，是洞庭湖滨的钟相、杨么起义。鼎州（今湖南常德）人钟相在北宋末宣传“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组织民众，建炎四年发动起义，攻占了洞庭湖周围的十九县。钟相建立大楚政权，自称楚王，立年号天载，设置将相官属。起义军镇压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等人，夺取他们的财物。钟相被匪徒孔彦舟杀害后，杨么继续领导斗争，并宣布一律免除税赋差科，不受官司法令束缚。起义军实行陆耕水战，凭借水军优势，发挥车船威力，屡次痛击官军。绍兴五年，宋廷派遣岳飞率兵镇压。岳飞采用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最后瓦解和消灭了这支起义军。绍兴和议后，投降派的黑暗统治，进一步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从绍兴十三年起，福建路出现管天下、伍黑龙、满山红等多支起义队伍，攻打漳、泉、汀（今福建长汀）、建（今福建建瓯）等州，屡次击败宋军，绍兴十六年被福建安抚使薛弼镇压下去。绍兴十九年，汀、漳、泉州的何白旗的起义军曾发展到江南西路和广南东路境内，次年，起义失败。绍兴十四年，宣州泾县（今属安徽）摩尼教徒在俞一领导下举行起义，遭到秦桧之兄、知宜州秦梓的血腥镇压。甚至偏僻的海南岛也发生陈集成起义，反抗贪官的暴敛。临安府还发生了军校施全行刺秦桧的著名事件，施全被捕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