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中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道光年间，曾国藩在北京做官，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加之一路顺风，平步青云，傲气不少。他参清德，参陈启迈，参鲍起豹，或越俎代疱，或感情用事，办理之时，固然干脆痛快，却没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埋下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
咸丰七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深刻的反省，曾国藩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此次反省之后，使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历观名公巨卿，多以长傲、多言二端而败家丧生。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他总结了这些经验和教训之后，便苦心钻研老庄道家之经典，潜心攻读《道德经》和《南华经》，经过默默的体会，细细的品味，终于大彻大悟，悟出了为人处世的奥秘。这些貌似出世之书，实则讲述了入世之道。只不过孔孟是直接的，老子则主张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目的；申韩崇尚以强制强，老子则认为“柔胜刚，弱胜强”。尘世间惟大智慧者可善下，唯善下者从不谄上欺下，从不自高自傲，始终虚怀若谷进退自如，方可成大气候。水能屈能伸，它常悄悄然，从从容容，缓缓浸润，渗透到许多最神秘的旮旯。看宽广的大江，滔滔东去，浩浩然直奔沧海，没有翻腾没有咆哮没有澎湃，坦然迂回在广阔平原上，其理智，其涵养，其深沉，其宽厚，正如一部活生生的《道德经》，滋润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千古哲思，至理名言，老子真是个将天下竞争之术揣摩得最为深透的大智慧者！曾国藩研读得入了迷。尘世间许多棘手的事情，既然用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手法有时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为什么不采用呢？这其中深邃的哲理，浩瀚的智慧，都令他深深折服，悠然神往，心灵产生了许多难以言喻的共鸣。至此，曾国藩又终于悟出了老庄和孔孟并非截然对立的，两者结合既能做出掀天揭地的大事业，又可泰然处之，保持宁静谦退之心境。
同治元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三千里长江水面，迎风招展的全是“曾”字帅旗。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他丝毫没有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处处小心，慎之又慎。
自从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攻克南京之后，立即裁减湘军，又令弟弟曾国荃回乡下停职反省。“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在极乐大喜的日子里，曾国藩时刻不忘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天衣无缝地消除隐忧，显示了过人的清醒与才能。
曾国藩年少有为，又受儒家熏陶，以匡扶正气为己任，狂傲之气不小。但在实际的办事中，逐渐收敛锐气，采取比较和缓的手段来处理问题，又总结出一套修身处世之道，严格要求自己。日后镇压太平运动，得享大名，更是戒骄戒躁，以妨朝中大臣和皇室的忌讳。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生小心，才逃脱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得以荣华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