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不要忘了你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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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永远不变老的爱(1)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总要面对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

有些是自己或环境造成的,

有些是生来即有的。

该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

又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境?

谁不知道疼呢?

那些为人排难解纷、治病疗伤的,

很可能自己受的伤更大。

那些一站十几个小时,

为人动手术的外科医生,

很可能寿命却比常人短得多。

我在美国的网球友,曾经是个功夫高手。

既然练功,就懂得治疗跌打损伤。到美国之后,虽没挂牌,却有不少人请他推拿,每天晚上为人推拿赚的钱,比他白天上班赚的还多。

但是最近,他不知搬什么东西,扭了腰。挺直了能走,就是不能弯,连上下车,都疼得龇牙咧嘴。

球不能打了,可他还是出去为人推拿。

“都是老顾客,每个礼拜按时去,不去。他不舒服,就叫,我只好去了。”他对我解说,叹口气:

“还不是为赚那两个钱?推拿,看他躺在那儿,直叫过瘾。他哪儿知道,我自己可真疼啊!”

就因为好一阵子不打球,又总是写作,最近我的脖子老痛,只好去看理疗师。

理疗师行医二十多年了,电疗机又大又重,像个老古董;按摩的皮椅子也绽了缝,露出里面的海绵,所幸老医生的手还挺厚实,转颈子也依然咔咔作响。

“因为球友伤了腰,我没运动,所以脖子容易疼。”我躺在那儿对老医生说。

“他应该看理疗师。”医生笑笑。

“他自己就是理疗师。”我说。

“什么?”他叫了起来,“你是说真的吗?”

“是啊!”我说,“所以我不找他推拿。他连自己都管不了,怎么管别人?”

他拍拍我肩膀,叫我坐起来,一边转身收拾工具,一边好像自言自语地说:

“大家都一样,我也扭了腰,一年多没打高尔夫球了。”

听说我脖子痛,正为我修房子的工头也推荐他的推拿师傅:

“唐人街有名的气功师,比洋人高明多了,保证你去两次就好。”

“你去过吗?”我问他。

“去过!”他说,“常去!”

我笑起来了:“既然去两次就好,为什么常去?”

他先怔了一下,又摊摊手:“好了又坏了啊!到我这个阶段,其实治不好了。他只能让我不痛,不痛就够好的了。”

他的话让我想起高雄的一个朋友,五十多岁,是位有名的钢琴老师,一辈子没开过独奏会,却不知把多少学生送进音乐科系、送出台湾,使他们得了奖。

“哎呀!生在我那个年代,爸爸又不是医生,能在教会里学琴,不但学得不错,还能出来教学生,教出几栋房子,教大一双儿女,已经不简单了。”每次我叫她开独奏会,她都这么说,然后必定加一句,“你以为我爱弹哪?你错了!我二十年前就不愿意弹了。”

她不愿意弹,其实是“不能”弹,因为她的肩和背老疼,一疼就整夜不能睡。

“几十年,天天从早到晚,坐在学生旁边,歪着头、伸着手、扭着腰,能不疼吗?”她说。

听纽约侨声电台的广播,访问密宗黑教大师林云。

“那么多人围绕着您,求您帮助,您有没有厌倦的时候?您这一生,如果有什么悔恨,那悔恨又是什么?”主持人江汉用他感性的声音问林云。

“我一定尽我的力量,为人解决问题。有时候上车就睡,下车睡醒了,又打起精神为人解厄。”林云顿了顿,说,“我当然有悔恨,就是悔恨没能把握时间,多学点东西。错过许多机会,到今天,还一个人。又血压高,又糖尿病,心脏又不好。”叹口气,“学生多、朋友多,是累啊!有时候穿着西装,进门,没脱,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看电视新闻。

小布什刚上台,就把克林顿卸任前的一个法案否决了。

虽然否决之前,工会的压力很大,但是来自资本家的压力更大。

“股市已经下跌了,经济已经不振了。”一个工厂的老板说,“如果再那么严格执行保障工人权益的法案,很多厂都办不下去了。”

电视里映出工人们抬钢板的镜头,旁白则说:“如果照克林顿的法案,这种工厂都得在工人的头顶装轨道,好先把钢板挂在上面,再由这台机器移到那台机器。虽然工人伤到背的机会变小了,但是成本太大,工厂撑不住,工人也可能失业。”

我常想,这个世界真矛盾——

那些为人排难解纷、治病疗伤的,很可能自己受的伤更大。

那些一站十几个小时,为人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很可能寿命却比常人短得多。

那些以优美的琴音、感人的文字,打动人们心灵的音乐家、文学家,却可能“半生终夜长开眼(失眠)”。

每个职业都可能造福人群,也可能危害自己,只因为那是职业、那是责任,就不得不接受职业伤害。

我永远不会忘记十几年前的一件事——

那时我到黄山写生,住在离排云亭不远的宾馆,在那山巅能盖起现代化的大旅馆,真不容易,何况每天吃的用的全是由挑夫从山下挑上来的。

“多不简单哪!”看他们挑着旅客的行李、砖块、食物,走在陡峭的山壁之间,我不禁赞叹,“你们真不简单,要是我,早坐骨神经痛,疼得不能走了。”

每次听我这么说,他们都笑笑,不吭气,继续往前迈着沉沉的步子。

直到我写生告一段落,坐缆车到山脚,看见他们正坐在一块儿休息,又过去赞美他们的时候,一个挑夫突然抬起头冷冷地说:

“您别这么说,到您这个年岁,我们也早就坐骨神经出毛病了。好多人不用说挑,连走都不行了,就像他!”

顺着他的手势看过去,一个中年男人正跪在一小块木板上,向一群新到的旅客喊着:

“要不要他们帮你们抬行李,带你们爬山?你们爬不动,他们还能背你们,很便宜的!很便宜的!……”

天可坏·人要好

“难道你活一百二十岁,

要在同一家公司一做就是九十年吗?

就算九十年你都不腻,公司也会倒哇!”

到加拿大落基山度假,在班夫饭店吃晚餐,旁边桌子坐了两个年轻的日本人,各叫了两只大龙虾,侍者问要不要帮他们剥。

“不用了!我们要练习。”其中一人用流利的英语回答,抬头,发现我正在看他们,又对我一笑,“日本龙虾太贵,这里便宜。”

“听说日本经济状况最近好多了。”我说。

“没有。”两位男士居然异口同声地答,“我们都失业。”

看我怔了一下,一个人又笑道:

“失业真好!所以我们有空出来度假。以前忙死,忙得只有时间赚钱,没时间花钱,现在正好出来花。”

当年SARS流行,百业萧条,打开报纸,看见好大的标题——《股票跌,张忠谋买新房子》。

翻开报纸另一版,又有个很妙的标题——

《董娘管事,董长泡汤》。

意思是生意不好,董事长不去公司,跑去泡温泉,改由董事长夫人到公司坐镇。

接着跟朋友谈到这事。

“对极了,”他在电话那头笑道,“大环境不好,既然无法改变,就当作度假,往正面想,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要我们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人。你知道吗,我最近从祖国大陆回来,不得不居家观察,才发现儿子已经上初三,而且比我高了。”

接到个出版界朋友跟我邀稿的电话。

“现在太难做了,书店先跟你猛要书,隔一阵又猛退书,而且租陈列架要钱,贴海报要钱,办活动要钱,参加书展要折扣。”她在那头叹气,“只怕会有一堆出版社和书店得关门,连我都在吃老本。”却又笑了,“也好!我过去几年,一天到晚编书,现在总算有机会看书了。”

“看谁的书?”我问。

“看自己编的书啊!”

“编的时候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那种看,算什么看?不是评估好不好卖,就是校对有没有错字,只有现在才是真看。”

读《纽约时报》的特刊,说因为医学进步,人的平均寿命很快就会达到一百二十岁。但是也因为这改变,使“退休”有了新的含义。

“什么是退休?那不再是六十多岁的事,而是一生可以发生许多次的事。”文章说,“一个年轻人,工作几年,赚够了钱,他可以离开工作,旅行进修,充足了电,再找新的工作。”

文章结尾,问大家:

“难道你活一百二十岁,要在同一家公司一做就是九十年吗?就算九十年你都不腻,公司也会倒哇!”

四年前从花店买来一棵紫藤,虽然勤施肥、勤浇灌,它却不开花。

会不会我买的不是紫藤呢?我终于忍不住,跑去花店抱怨。

“你有没有施肥?”店员问。

“施了!施了!”

“那就对了!”店员一笑,“很多花都是当它营养太多的时候,就拼命长枝子、叶子,等到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才开花,所以你试着一整年不施肥,连水都少浇。”

我照做,第二年果然开了满树的紫藤花。

想起母亲生前常说的话:

“说什么‘有钱没钱,讨个媳妇好过年’,中国人爱在过年结婚,是因为天冷了,庄稼没了,人闲了,又在秋收之后,大家都有钱,红包包得大。说实在话,过年的时候,冰天雪地,是老天最坏的时候。老天愈坏,人愈要好。”

人生像耕作——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冬天只是收藏吗?如果总收藏,那谷子是会坏的!

所以冬天是享用的时候。

人生也像登山——

当你拉着绳子、敲着钉子、攀着巉岩、喘着大气,终于登上山头的时候,当然应该坐下来,享受一下风景,也看看四周是不是有更可爱的山。

于是走下这座山,你还能攀上另一座山。

人生的困顿,常不在谷底,而在山头;老天爷要你在山头休息反省之后,再一次攀上巅峰。

嘘!请让我静静地走

我开始怀疑,在将死者的身边诵经、祝祷,会使死者“心安”,还是反而造成“心乱”。

去年中秋节的第二天,跟朋友约好打球,路上觉得眼前的东西亮亮的,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可能要病。

果然网球才打不久,肚子就痛,强忍着打了几局,实在受不了,只好请朋友把我送回家。

冲进屋子,钻进厕所,就崩溃似的泻肚子。起先只是泻,接着吐。吃了止吐药下去,马上又吐出来。试着坐进放热水的浴缸里,还是止不住。

就这样,持续几个小时,皮肤上的血管全凹陷了下去,眼前白茫茫的,要晕倒。

已经没办法移动,只好叫了救护车。才十分钟,警察、医生、救护车全到了。里里外外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和对讲机的呼叫声。

我被抬上了担架,转出卧室,进入客厅。太太扶着担架,女儿跟在后面,临出大门,看见九十岁的老母正守在门口。

她脸上居然没有一丝惊恐,只是一个字一个字,用很坚毅的语气对我说:

“你去吧!家里有我,你放心。”

车子呜啦呜啦地开到医院,先抽这个、验那个,再插上管子打点滴。

家庭医生和邻居都来了,站在床边跟妻子讨论病情。不知为什么,胃里乱,心也乱,觉得周遭一点点声音都使我不安,即使是人们的慰问与小声交谈。

那一刻,我只想静静地忍着痛苦,面对自己、面对生命。

记得不久前,看过一部瑞典的电影Sofie,描写住在瑞典的一家犹太人。

经历了困顿、流离、数十年的苦难,一个病重的犹太老人走进客厅,盯着逝去妻子的画像,再回到自己的卧房。

孩子到床边,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老人颤抖地示意,请大家出去:

“我想一个人,因为如果亲人在场,舍不得,我的灵魂不会快乐。”

大家在门外守着,再进去时,老人已经死了。

看电影时,我就猜想:犹太人是不是有这种习俗,宁愿一个人面对死亡?他们是不是也像佛教徒一样,认为亲人的哭喊,只会使死者舍不得离开,造成灵魂不安,而无法“平安往生”?

接着看《爱因斯坦传》,写父亲在意大利病危,爱因斯坦由瑞士赶去。

父亲只跟他见见面,谈了几句,就一个人关在卧房。等爱因斯坦再进去探视,父亲已经死了。

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的父亲也用了同样的方法,面对死亡。

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我有了很深的感触。

死亡与病痛都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只能由死者和病者自己去面对。

若情况尚佳,医生、家人的几句安慰,还能唤起一些生机,使“躺着的人”露出些笑容。

但是,当有一刻,药石罔效,大限将至,就只有由那重病的人,独自面对死亡。

死是“大痛”,在那“大痛”时,自己忍痛都办不到了,哪还有心情听别人的言语?

死是“大限”,在死的另一端,是谁也不知道的另一个世界。就如同被推下悬崖的人,有谁还能回顾?

我开始怀疑,在将死者的身边诵经、祝祷,会使死者“心安”,还是反而造成“心乱”。最起码,我在重病时,宁愿有个独自安静的环境,让我能面对自己、面对生死。

当我们总是要病人“静养”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让他“静死”——

安安静静地死去。

从那次大病到今天,已经半年了。

不知为什么,我心中常浮起两个画面。

一个是妻在床边对我说“孩子没害怕,已经睡了”。

一个是老母站在门边说“你去吧!家里有我,你放心”。

最近在报上看到一篇短文,很感动。

短文写一位老父病危,大家围在四周哭泣的时候,其中一个儿子突然说:

“爸爸,谢谢您的养育之恩。”

我想,当有一天,我将“永远地离开”,我只想听见家人对我说两句话——

谢谢您的养育之恩!

好好走吧!家里的一切,请你放心。

前一句话,肯定了我的存在;后一句话,让我没有牵挂。

然后,就请安静——

嘘!不要哭、不要怕!只轻轻地挥手,让我静静地起程,在另一个国度等你们相聚。

人生何必重新来过

如果有悔,想想,再来一次,只怕还一样。如果有恨,想想,那恨的人与事,也将随着我们凋零。

一位从来不碰股票的朋友,第一次“进场”,就赔了钱,真可以用“伤痛欲绝”来形容。

“本来想赚一笔,没想到,才买,就大崩盘,赶快认赔杀出。”朋友低着头说,“可是才卖,隔两天又涨了。”听声音,他几乎要哭出来,“你知道,我就这么一点钱,一下子赔掉三分之一,气得真想跳楼。”

“你当时为什么不等两天,看看情况再脱手呢?”我问。

“就是啊!我就是后悔,骂自己为什么那么急着卖,如果等两天,不但不赔,现在还赚了。”他狠狠地敲自己的膝盖。

我拍拍他:“如果时光倒流,你完全不知道后来会涨,现在又回到崩盘的时候,我问你,你是不是就不卖了?”

他想了想,抬起头,盯着我说:“我还是会卖。”

“为什么?”

“因为我年岁大了,孩子还小,我不能不为孩子留个老本。”他突然变得很肯定,“我不能冒险!”

“这就是了!”我说,“时光倒流,你还是一样,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他先没说话,过了一会儿突然笑起来:“是啊!有什么好悔的呢?”

以前办公室有位女职员,长得很漂亮,但是命很不好。

“要是当年我爸爸不那么早死……”总听见她对同事说,“我也不会休学,不会那么小就去做事,不会碰上那个浑蛋,不会十九岁就拖个孩子,不会又被甩了,苦成这样。”

她很聪明,学得快,动作快,又有耐性。几个主管常私下讲:“她要不是高中都没毕业,真可以把她升上来。”

最近又遇到她跟几位老同事,我就请大家一起去喝杯咖啡。

结账的时候,我把账单抢过来。她在桌子另一头笑道:“连税二十三块,对不对?”

我吓一跳,说:“你真厉害!”

“我很聪明的。”她歪着头,“你不是早知道吗?”

“是啊!”我感慨地说,“你当年要不是父亲死得早,说不定今天当教授了。”

她没答话。别的同事却接过话:

“她现在不谈以前了。”

“对!”她用咬着牙的表情说,“我儿子刚考上布朗士科学高中,你知道吗,有了他,我很满足。”想了想,又加一句,“如果重新来过,也不会有这个儿子,不是吗?”

看电视《真情指数》节目,主持人蔡康永访问名作家柏杨。

“我只因为一行字,被关了九年零二十六天。”柏杨回忆过去那段被迫害的日子,沉沉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失去了生命、健康和人格权……”

“如果把那十年牢放在你面前,你是不是就不写了?”蔡康永问。

柏杨一笑:“不写不可能,这是命中注定的,个性造成的悲剧。”

前年暑假,搁下台北忙碌的工作,飞到安克拉治,与由纽约飞去的太太、儿子和女儿碰面,再一起游阿拉斯加。

不知是否在桃园机场吃坏了,从上飞机就开始胃痛,而且一路痛下去。

饭后特别厉害,天气愈冷愈糟,仿佛有把尖刀在胃里绞,怎么吃药都不管用。

夜里,躺下来就更痛了。痛得浑身冒冷汗,湿透了睡衣和床单。但我忍着,不吭气,听一双儿女的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