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桂元
在一个人情窦初开的季节出现的第一位异性，往往如同人生里程中的“第一道航标”，或许并不光彩夺目而只是一闪即逝，或许朦朦胧胧根本扯不上爱情，却注定会先入为主地燃亮迷茫的旅途和混沌的内心。不管你是否愿意或刻意，她都将成为无法泯灭的一页记忆风景伴随你的终生。
“第一道航标”出现时我还是军营里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兵。那个年代的“兵”，尽管青春期在粗粝生活的磨练中发育正常，对于爱情的心灵感应却很迟钝。如果谁的相册里偷偷有一张女同学的照片，或是隔上十天半个月有一封字迹娟秀的信笺从家乡寄来，那无疑是一个赖不掉的爱情铁证，一定会被战友们艳羡不已。
我有幸是这样一个被战友艳羡的对象。“她”是我的中学同学梁，一位当时在市里小有名气的、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学生干部。每当几个好友馋猫一样围着她的来信打转转时，我确实感到了一种虚荣心的满足。其实那些绝不触及隐秘心灵、极少异性感觉的信并无特殊也无神秘，甚至可在报纸上公开，无非是真诚而廉价的政治说教和美丽却空洞的豪言壮语。开头始终是“某某同学”的称谓，换上张三、李四、王五皆可成立。我们的通信关系沿袭了中学时代的事实，完全是一位注重言教的女学生干部和一名昔日是落后学生、今日是解放军战士之间的思想互助。
她常常告诫我有了成绩切莫骄傲，遇到困难不要气馁，鼓励我在部队这个革命大家庭里早日成才。她还喜欢分析、评点仍在读书的诸位同学的政治表现，有叹息、遗憾，也有赞美、祝福。或许由于这样的说教来自一个还算聪明、漂亮的女同学，我接受起来既愉快又虔诚。
只有一封梁的来信破天荒地让我好一番心猿意马。那是1975年春节期间她寄来的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这样的日子、这样的时刻，‘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我们伟大祖国的亲人解放军，也自然地想到了你。”我当时在一座繁华的省会城市当兵，驻在一所空军航校大院，工作是优哉的连部文书，既舒服又普通，处境比起艰苦守边陲的步兵兄弟们不可同日而语。但那封似乎透出了某种信息的来信使我不自觉地自视英武、高大、魁梧了许多。我一遍遍地品读着那段话，不知回味、激动、窃喜了多少次。可是当我提笔回信的时候，竟鬼使神差地用这样的辞令回答了她：“你能在节日期间想到了祖国、解放军和我，作为一名人民子弟兵我非常感谢，在此我代表解放军战士向你和全国人民致以敬礼！我相信祖国、人民与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的整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里确有种自豪感，令人听起来不免会觉得愚蠢、做作、可笑、荒唐，像是某段野史里的天方夜谭。然而在70年代，这些却是相当真实和正常的。一位战友惋惜我对一个爱的信号做出了错误的反馈，于今想来，应算是时代的使然。此后我们的书信来往，又恢复到那种呆板生硬、使人渐生倦意的陈词滥调。如此正经却乏味的来往书信在我服役的5年中喋喋不休、从未间断，如今说来也是个奇观。
而几乎所有的中学同学，都对我和梁之间已建立了通信“恋爱”关系确信不疑。
不久，我复员回到了天津。听姐姐说，梁很懂事，常来家里与她聊天，帮着干活，两人一度还成了好朋友。这些情况梁从未在信中提起过。使姐姐和我不解的是，自从我回津后，梁反而很少露面。只有一次她到我的新单位，闲聊中谈起当时的政治形势，我的天真、热烈和她的复杂、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梁的学生干部面目已经模糊，而我从封闭的军营初到喧嚣的地方，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所知甚少，我和梁结论迥异，各执一端，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其实，我和梁在政治方面都很幼稚，表现出的却是两种极端。然后是唐山大地震及天津地律，生活格局完全打乱，再通音信已是各自分别考入了南开大学和天津财经学院的时候。这期间姐姐曾秘密在我和梁之间提亲，我和梁的答复却是惊人的一致：如果有缘，几年前我们自然走到一起成为一对情侣，也用不着中间人在里面穿梭了。我想可能是那些面目可憎的说教书信搞的，我和梁之间的感觉走了味，且始终缺乏激情，倘若彼此换一副新面孔又是那样的尴尬和艰难。空心了一场的姐姐叹息道：“以后有你们悔恨的时候。”
毕业后，我在文化单位干起了爬格子、编稿子的职业，梁则在某大学的经济讲坛上挥动教鞭培植桃李，各自心里一塌糊涂，一年里也想不起相互问候一声。
如今十几载岁月匆匆逝去，步入中年的梁早已随夫君定居美国，我也在3年前过起了“留守”的日子，甚至当我在去年赴美探亲的3个月里都没有想到与她联系。悔恨自然是谈不上的，只是有时静下来，我的脑中会偶然生出些淡淡的牵挂。久远的梁仿佛是一个残梦，她是否还记得她曾在5年书信中“诲人不倦”过的那个男同学？她在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过得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