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岁月悠悠，回顾我从一九二七年出生，到今年二〇〇三年，我已经七十七岁了。在十二岁那一年，于栖霞山寺披剃出家。最初的十年，只是过着沙弥学习的生活，从苦行开始，挑水、担柴、打扫，尤其在参学期中，我做了六年的行堂，两年的香灯，一年半的司水。直到廿一岁那年，我回到祖庭白塔山大觉寺礼祖，随即留下来担任国民小学校长将近两年。当时大觉寺因地处战场，镇日战火弥漫，不得已只好告别祖庭来到南京华藏寺，从事新佛教的改革运动。
在华藏寺一年多的时间，与散漫的寺僧斗法，订立新规约，创建新制度，但都遭受恶势力所阻挠。那个时候，时局动荡，人心惶惶，我也不得不于一九四九年元月远来台湾。当时我刚好二十三岁，忽然发觉自己孑然一身，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真是到了一日三餐不继的窘况。所幸还能执笔写文章、编杂志，或者教书；从笔耕教学中，才得暂时免于困顿失所。
我的一生，说得好听，我一直在文教之间游走，说得不好听，在佛教里谁来重视一个从事文教工作的人。记得刚到台湾，当我日夜俯首为文时，一位老太太用台语对我说：“法师，你要工作，你不工作没有饭吃呀！”意思就是我们写文章，不在僧侣的工作之内，要念经、劳动服务，才算工作。
我曾把自己的一生规划为成长期、学习期、参学期、弘法期等数个时期。在二十一岁担任国民学校校长，到二十六岁的五年教书期间，也算为学习时期。从一九五三年元月到了宜兰，当时我二十六岁，终于踏上弘法之路，到今天算来，整整五十个春秋了，在世俗上来讲，也算半个世纪。回首来时路，这五十年来也曾留下一些痕迹，虽然我一生讲究“处处无踪迹”的人生，但是当徒众们将五十年来的影像专集“云水三千”摆在眼前，往事也不禁一幕幕袭上心头。
从到宜兰开始，五十多年来，为了弘法，我走遍台湾各地，甚至行脚到全世界五大洲，但是我的户籍一直都设在宜兰，宜兰的因缘俨然成了我弘法的根据地。
宜兰雷音寺是一个小庙，五十年来没有人请我担任过住持，我也从来没有过要当住持的意愿，我永远是一名客居的云水僧。我创建过宜兰念佛会的讲堂，但那也是信徒集资所建，所有权属于信徒所有，与我无关。不过我创办幼儿园，成立儿童班、星期学校、学生会、青年会、歌咏队、弘法队；甚至我把宜兰市镇的四十八里，编成佛教的四十八班，诸如光明班、清净班、慈悲班、正道班等。可以说，不分男女老少，兰阳地区的佛教有缘人，一时都跟着我动员起来了。
我经常带领弘法队的青年下乡弘法，我们没有钱买火车票，一行人骑着几小时的脚踏车，从宜兰出发，到罗东、头城、冬山、三星、苏澳，甚至到南方澳去弘法布教。每到一地，警察的干扰，强硬的取缔，让我们不得不一再和警察玩捉迷藏。我们没有集合的殿堂，而妈祖宫、天帝庙、晒谷场、大树下，都是我们布教的场所。
在当时的农业社会，农民只有夜晚才有闲暇，他们一面乘凉，一面看我们布教。一场弘法布教下来，大都已是半夜三更，在回程途中，高声唱着“弘法者之歌”：
“银河挂高空，明月照心灵，四野虫唧唧，众生心朦胧。救主佛陀庇佑我，为教为人乐融融，尊者富楼那，布教遇蛮凶，牺牲生命都不惜，只望佛法能兴隆……”
“佛歌人云霄，梵音惊迷梦”，我们真的都满怀着像富楼那不计较蛮荒的壮志，也有着像目犍连不怕牺牲殉教的豪情。
有时我们也唱着“佛教青年的歌声”，随着：
“听啊！真理在呼唤，光明在照耀，这是佛教青年的兴教歌声，响彻云霄。青年为教的热忱，掀起了复兴佛教的巨浪狂潮，成功的一日就要来到……”
那时听了不禁热血沸腾，每一个参与的青年，都兴奋无比，悲愿具足。像心平、慈庄、慈惠、慈容等，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了对佛教的信心，所以后来把青春生命都奉献给了佛教。
在初期的弘法过程中，可以说障碍不断，阻挠困难接踵而来，但我的信心从来不曾动摇过。记得当时美国、瑞士、瑞典，都相继有人请我去弘法，但由于我在丛林里养成安住身心的性格，所以总是一动不如一静。初到宜兰雷音寺，林松年先生从基督教转而信奉佛教，他非常反对我的保守，但是我用他担任总干事至少十年的时间。我们在宜兰的生活虽然清苦，物质虽然贫乏，但佛法满足了我们一切的需求。
一九五七年，日本大正大学给了我入学证书，同意我前往修学博士学位。我一生没有领过毕业证书，眼看着“博士”的名号在向我招手，但是高雄的一位信徒朱殿元居士说：“师父，您已经是我们的师父了，我们把您看成比博士还重要，您为什么又要再去当博士学生呢？”
我听后毅然决然打消留学的念头，我觉得他的话说得没有错，做师父要紧，做博士没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就这样注定了我一生没有任何学历文凭。但是，感谢张其昀先生，他不以为我没有学历而见弃，他请我担任“中国文化大学印度研究所”所长，也感谢基督教东海大学校长梅可望先生，请我担任六年的哲学系客座教授。
此外，我创办了十多所的佛教学院，建设了三、四所的大学，包括佛光大学、南华大学、西来大学、佛光山信徒大学等。甚至创设普门中学、均头中学、智光商工，以及几十所幼儿园。我对教育一直表达了我的热诚，甚至对文化事业，更是热心。我不只是创设电台、电视台，甚至办报纸以外，我把藏经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中国佛教经典宝藏》；我成立“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把藏经加以标点、分段、注解，重新编印成《佛光大藏经》。其他如养老院、育幼院，仁爱之家、云水医院、诊所等，也只是在教育、文化、慈善等事业，略表对社会贡献一点心力而已。
我对信徒的共修，在全世界五大洲，每一个大都会都建有道场，可以说，在同一个时间里，佛光山的道场在全世界真是同声念佛、同声诵经，让人真有“佛光普照，法水长流”的感觉。
一九九二年“国际佛光会”在美国洛杉矶国际音乐中心成立，让我的弘法足迹更不断地踏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一年又一年地远到巴黎、多伦多、洛杉矶、澳大利亚等地，主持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我甚至前往莫斯科、瑞典、丹麦、冰岛，成立各地区的佛光协会。我自己云游世界，有时一觉醒来，一时也搞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有时不禁怀疑，我究竟是哪一国的人民？因为在一个国际的大环境中，尤其曾经几度到非洲的史瓦济兰、南非等国，在广大无垠的非洲草原行车时，狮子猎豹就从身边经过，那种感觉，真是深刻体会到万物同体共生，不禁从内心油然生起一份“非得做一个地球人不可”的自我期许。
说来惭愧，我是一介僧侣，凭着一袭袈裟，在全世界弘法都能受到当地国家元首、重要官员，以及文教界的学者教授给予协助。从印度的总理尼赫鲁，到泰皇蒲美蓬、菲律宾总统马嘉柏皋、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中南半岛各国家的政府领袖，甚至天主教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台湾的枢机主教单国玺，都成为朋友。尤其对两岸的共同合作，礼请佛指舍利来台供信众礼拜供养，期能促进两岸友谊，早日实践和平，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
五十年的时光，弹指过去，所有一切，都是众人共同成就的结果。因此，《云水三千》不是为了表现我个人，而是为五十年来在全世界参与人间佛教运动的有缘人，留下一个纪念。展望未来，还会再有五十年共成的因缘吗？祈愿佛门弟子，共同团结合作，一起续佛慧命。所谓“法幢不容倾倒，慧灯不可熄灭”。衷心祝祷，是为序！
二〇〇三年七月传灯楼开山寮
（《云水三千》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