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就是要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社会生产能够协调地发展，从而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通过调整生产关系，通过对市场的调控，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了。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一切有助于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社会生产协调发展的措施，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就是使社会生产协调发展的社会”。
总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它必须继承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因此，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社会。同时社会主义必须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资本主义的弊病核心是社会两极分化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此，社会主义是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社会财富的社会，是社会生产协调发展的社会。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成长的过程。
2.社会主义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的社会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私有制的消灭，社会化的人在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去征服物质生产领域这个必然王国。由于人们认识了物质生产领域的客观规律，并顺应客观规律进行活动，因而能够合理地组织社会生产，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同时，联合起来的人们，能够用最小的劳动消耗来获取最大的物质成果。由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水平提高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增强，人们就获得了一定的自由，进入自由王国。随着人们对必然王国不断提高的认识和改造，自由王国日益繁荣起来。共产主义社会为人类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马克思还认为，自由王国的繁荣，根本的条件是工作日的缩短。要缩短工作日，除了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外，还必须有劳动的普遍化。他说：“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必须用于物质生产的部分就越小，从而个人从事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的确，在资本主义社会，一部分人的自由发展是以绝大多数人受奴役为代价的。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消灭了人奴役人的现象，人人都参加劳动，每个人的工作日可以大大缩短，人人都可以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的自由发展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物质基础。人的自由发展首先需要有基本生活的保障。如果一个人的生存都没有保障，那么谈自由发展就是一句空话。这样的条件，在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具备了。在这些国家，任何人，哪怕你出身再穷，社会都可以保障你的基本生活，保障你受到基本的教育。每个人都有创业的机会，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取得成功。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每个人只要努力奋斗，就有成功的可能，那么这种社会就是一种进步的社会。二是时间保证。人的自由发展需要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果一个人整天被工作所累，没有闲暇的时间，那也根本谈不上自由发展。这样的条件，发达国家可以说是越来越具备了。在资本主义早期，工人每天劳动的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由于工人的斗争，再加上国家的干预，人们劳动的时间不断缩短。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到10小时工作日，再到8小时工作日；从每周工作6天到每周工作5天。不少国家还实行每周工作35小时的制度，即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7小时，距社会主义思想的奠基人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主张的未来社会人们每天劳动6小时只差1小时了。不仅如此，国家还实行带薪休假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闲暇的时间越来越多。这就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三是社会环境。人的自由发展离不开自由的社会环境。如果社会对人的发展有着种种限制，动辄得咎，那么，人的自由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的条件，发达国家也基本具备。在这些国家，人们可以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社会给了你这样一个平台。这样社会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有可能发挥自己的天赋，每个人都有可能为社会作出最大的贡献。这样的社会当然是具有活力的社会。
社会主义要为每个人创造平等的自由发展的机会。发达国家现在的许多作法可以说是在向这种方向努力。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或说共产主义正在实现中。
马克思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社会主义也是这样。它不是人们创造的产物，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打起社会主义旗帜的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没有打起社会主义旗帜的不一定就不是社会主义。正像有国王不一定就是专制制度，没有国王不一定就是民主制度一样。我们不要被名称所迷惑。邓小平曾说，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要因为有社会主义这个名称就光荣、就好。他的这种简洁而通俗的语言说明了很深的道理。
三、“暴力革命”再探讨
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把实现理想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有产阶级的恩赐上或统治阶级的帮助上，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进一步发展了暴力革命思想。过去，我们往往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凝固化、绝对化。没有把这个思想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理解，没有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去理解。因此，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我们把一切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党和个人统统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或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这个问题一度成为“中苏论战”的一个焦点问题。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暴力革命的依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暴力革命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在《宣言》第一章中，他们形象地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发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会越来越尖锐。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必然会使用国家的强力机关来镇压无产阶级。这样，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必然要发展为暴力革命。他们指出：“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在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在《宣言》的最后，他们又强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了“只有……才能”这样的句式，说明他们当时把暴力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二是历史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暴力革命也是根据欧洲1848年革命的经验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提出来的。
1848~1849年，在法兰西、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各国人民的起义先后被镇压下去了。在欧洲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根据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用暴力镇压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事实又一次强调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他指出，资产阶级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血的教训使无产阶级“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无产阶级要获得自身的解放，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他在致库格曼的信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经验的文章之一———引者注）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1971年3月，巴黎人民举行起义并成立了巴黎公社。这是世界历史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掌握国家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巴黎公社从起义胜利之日算起共存在了72天，最终被资产阶级淹没在血泊之中。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1871年9月25日，马克思在纪念国际成立7周年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最近的运动就是巴黎公社，这是迄今最伟大的运动。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对公社曾有很多误解。公社未能建立一个新的阶级统治形式。只要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从而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并由此迫使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为生存而工作，这样，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就会消除。但是，在实行这种改变以前，必须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大军。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点论向两点论的转变
在变革资本主义的道路问题上，存在着一点论和两点论。所谓一点论，就是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一种途径来变革资本主义。要么暴力革命，要么和平过渡。坚持暴力革命论者，排除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坚持和平过渡论者，反对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所谓两点论，就是认为无产阶级既可以通过暴力革命，也可以通过和平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是暴力革命论者的话，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逐渐从一点论变成了两点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在许多场合强调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他们并不是一点论者，而是两点论者。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他们的基本主张是，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或民主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无产阶级应该通过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而在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或民主制度健全的国家，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过去，我们只注重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的论述，而忽略他们关于工人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和平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观点。现在是纠正这种片面性认识的时候了。
马克思关于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主要是针对欧洲大陆上的国家来说的。因为当时欧洲大陆上的国家或者没有建立民主制度，或者民主制度不健全，无产阶级不可能通过和平的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871年7月，马克思在同纽约世界报驻伦敦记者R·兰多尔谈话时，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英国，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途径来达到目的，而在法国，暴力革命将不可避免。他是这样说的：“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暴力结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当时R·兰多尔说：“我想，在英国，不论预期的结局如何，都可以不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来达到它。在群众集会和刊物上进行宣传鼓动直到使少数变成多数的英国方法，使人可以这样指望。”马克思回答说：“我在这一点上不像您那样乐观。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