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的日子，时在1953年，距今48年，几近半个世纪。
现在连斯大林是不是死在这一天，都成疑案。据回忆，这个伟大人物到晚年更加多疑，周期性地进行清洗，众星拱月般随侍左右的政治局委员们，差不多都预感到又一轮逮捕刑讯和屠杀快要开始了。听斯大林寝室外的警卫报告，斯大林没有按时呼叫他们，室内了无动静（因规定他们不传唤不得进入室内，有点像曹操，卧榻不许接近）；这些“近臣”们竟然默契地故意拖延时间，不去“定省”，拖延了多少时间其说不一，总之破门而入时，斯大林不在床上而倒卧在地板上，如讣告所说，伟大的心灵已经停止了跳动。
接着，发公报，下半旗，排队吊唁，开会追悼，组织专家设法保存遗体……机器开动，按部就班，全世界各国首脑政要，唁电如雪片飞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及他们影响下的无产者和进步人士同声一哭，谁也不曾怀疑斯大林是死于3月5日，还是4日、3日？
这样一个伟大人物，谁来接替他？谁能够接替得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中国的《人民日报》，并排发表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三人在追悼大会上的讲话。几个月以前，苏共刚刚召开了十九大，斯大林致开幕词，马林科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我们也人手一册学习过的，因此马林科夫我知道；莫洛托夫是老外长了，早就闻名；只有贝利亚，尽管他在苏联国内赫赫有名，主管克格勃，权倾朝野，但对不住，我是头一回听说。不过总算让人放心，苏联不会群龙无首了。
随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葬礼的《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回国后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这篇只在《文艺报》而没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题为《灿烂的星座》。他告诉我们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强调集体领导，集体领导的成员组成了“灿烂的星座”。这个形象的比喻，很富感染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这样称誉一个共产党的领导集体。这篇署名散文没有发表在作者主持的中央机关报上，使之不具有权威的性质。
党报有党报的口径，所以柳亚子的诗词一经刊布，传诵一时：
“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
集体领导，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新名词，却是一件新事物。苏联是因为像斯大林这样盖世无双的伟大领袖出缺，才用一个形同星座的领导集体来填补的。然而，不幸，即使是灿烂的星座，在天体运行中也会出现分化。
第一个是贝利亚出局，距他登场不过100天光景，说从来是英国特务云云，到年底据闻就处决了。
4年以后，1957年7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又作为一个反党集团出局，不过这回没有杀，莫洛托夫派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当大使（当时我们国内盛传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号领导人泽登巴尔是他的女婿，后来又说不确定），另两位前后任的部长会议主席则发配到边疆州。
赫鲁晓夫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来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俨然又是众星拱月的格局，远在北京的邓拓该也喟叹灿烂的星座之不存了。
这样，直到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乘赫鲁晓夫到黑海边休假之机，“捏估”好了，请赫鲁晓夫回来开会，让他自己辞职，这也是学的赫鲁晓夫对付那个“反党集团”的做法———突然袭击。后来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特别不满的，也是对所谓赫鲁晓夫式人物格外加以提防的，就是这个“突然袭击”：一是赫氏1956年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那时斯大林尸骨已寒，更无知觉，谈不到突然袭击，袭击的是苏共党各级领导和毫无精神准备的党员和人民，以及获悉这一秘密报告的各国党的领导和党员；二是1957年7月赫氏打掉莫洛托夫等人，是动用军用飞机把各地中央委员匆匆拉来开会，形成多数，合法地罢黜的。
不过，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也学了赫鲁晓夫对政敌采取不杀之例，比斯大林那时文明多了。赫鲁晓夫只被驱逐出了政治舞台，处于软禁之中，以迄作为“养老金领取人”去世，塔斯社是以这个头衔称呼之，《人民日报》转发新华社电讯则标题曰《赫鲁晓夫死了》，这个标题被我国新闻业务刊物和新闻写作教材当作范例称引多年。
进入1960年代以后，毛泽东强调提出了选择接班人问题，并且强调不要“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接班。但他把赫鲁晓夫式的“突然袭击”，更多地看作个人品质问题即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问题，而多少忽略了宫廷政变的土壤就在于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君不见《资治通鉴》记载了成百起父子兄弟相弑相残的血案，都是为了争夺皇位或皇位继承权么？“二十四史”之被称为“相斫书”，那相斫的斧钺首先挥舞在萧墙之内、宫廷深处。而毛泽东以为只要继承者是自己信得过的忠心耿耿的人，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心怀不满可能在身后作秘密报告的人，就可以“放心”了。为此，他目光四射地瞄定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身上，必欲肉体消除之而后快，回到了斯大林晚年的老路上去；青出于蓝之处，是不仅依靠“专门机关”，更要发动亿万群众，他担心“专门机关”也不在自己手里，乃不惜“砸烂公检法”焉。
勃列日涅夫蝉联18年，直到“正常死亡”，可谓幸甚；而他的后任安德罗波夫接班没多久就因为遽然逝世，把班交给了比他年纪大的病号契尔年科了。现在有人对他的猝死是否属于“正常死亡”提出了质疑，我们局外人隔着时空间距，也觉得确有可疑之处。因为在他当政时，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国防部长在1984年12月一个月里先后逝世，其中三人死于“心肌缺氧”，而我们知道“心肌缺氧”并非传染病。
难道他们相约躲到天堂上去讨论华约国家的安全问题，需要请安德罗波夫莅会主持吗？
这些隐秘，怕只有等各国有关档案解禁以后，才有揭破的前提。安德罗波夫从勃列日涅夫手里“和平接班”，这是我们看到的一面；由于幕后都是暗箱操作，不知道勃列日涅夫生前跟他的同僚是怎么“捏估”的，其间是不是“和平”，或者各种不同意见暂时妥协，致使安德罗波夫得票占了微弱多数；但安德罗波夫上台以后，随着他雷厉风行地对贪污案件采取强有力查处的措施，国内政坛特别是党内高层中各派势力的平衡难免发生变化，他能否免于“非正常死亡”，也就成了问题。
后来是年纪大于安德罗波夫的病号契尔年科继位，给人以颟顸之感，来不及看到他的政绩，倒是“寿终正寝”了，至少在客观上成为一个过渡性人物。
戈尔巴乔夫以后的事就不说了。近事不好说，远事好说，除了因为有了一定的距离，比较容易看清之外，还因为时过境迁，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背景更清晰地显示出来；当然，也会有一些资料被相关的人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然而，即使像斯大林那样赶尽杀绝，把列宁时期的老近卫军几乎消灭干净，那被《联共（布）党史》弄得是非颠倒混乱不堪的几十年历史，终于也还是逐步澄清了。
我想，历史本身有一种力量，就是要以本来面目面对后世的人们。想要篡改历史的人，就像要一手遮天，总是心劳日拙的。弄清苏共每一届领导人权力继承的内幕，不过其中一个小题目罢了。
2001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