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革命中仅次于卡斯特罗的二号人物，曾经以其放弃执政地位出走后的神秘经历，吸引过一代向往世界革命的青年。
在“文化大革命”里跑到周边国家如缅甸打游击的北京红卫兵，身上多半就有格瓦拉的影响。
听说最近在一个小剧场演出中国人自编的有关格瓦拉的话剧，围绕这次演出也颇有些网上的议论，当然是对格瓦拉不胜神往，呼唤“魂兮归来”的。我没有看这个戏，也没有上网，只是听说，不宜插嘴。
读了张辛欣一篇《别了格瓦拉》的随笔，知道美国有一本关于格瓦拉的传记近作《一个革命者的生涯》，“展示这个人理想主义的激情，也展示这个人的‘冷酷的心’。作为古巴革命委员会4个最高领导之一，他对判处55人死刑有直接责任。
他惩罚懒散工人的方法是，把人送到遥远的集中营去。”我想今天那些心仪格瓦拉的人，一定也会为他的“冷酷”作辩：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打仗哪能没有伤亡？在对敌斗争中难免误伤自己人，子弹不长眼睛嘛，活着是为革命作贡献，死了更是为革命而光荣牺牲嘛！
记得在1950年代～1960年代，即苏联结束斯大林时期以后，意识形态宣传独尊列宁，在文艺领域也出版了不少关于列宁的戏剧电影和文学作品，像《列宁的故事》、《蓝色的笔记本》（？）等等，却已不是正面表现列宁的革命活动和专政铁腕，而是从一些侧面抒写列宁在日常生活中、在同普通人的交往中的人情味，俨然一个慈祥和善溢于言表的老祖父，再不是目光炯炯高度警觉随时准备捕获猎物的“山鹰”了。就为这个，当时中国对“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批判中，文艺方面的内容之一，就是指责他们歪曲列宁形象。
今天看来，这也算不得什么歪曲。人是多层面的复合体，像列宁这样的“伟人”，性格更不可能像天真烂漫的儿童那么单纯。在阶级斗争中“横眉冷对千夫指”，在革命营垒内部“俯首甘为孺子牛”，难道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吗？
格瓦拉来过中国，曾经留下了一张照片：远远的，戴着贝雷帽的格瓦拉少校，手牵着一个中国小孩，冲一个方向跑去。
那小孩到今天应该也有40来岁了。但近年未见什么地方重发这张照片，其实这无损于格瓦拉作为一个世界革命力行者的形象。不是世界各国的政治人物都愿意拍摄“与孩子们在一起”以示“亲民”的照片吗？1940年代莫斯科版的《斯大林传略》，插页就有斯大林在红场上抱着献花小女孩的照片，当时给人的印象，这个笑容可掬的苏联大元帅，并不像国际反苏反共势力宣传的那样，铁石心肠，手上沾满鲜血吧？
除了在你死我活的战争或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时期以外，一般心态正常的人，都乐于欣赏手执橄榄枝而不是手持大棒的人，对于具有“革命的两手”者，人们也乐于接受他“软”的一手，而对那“硬”的一手，却是敬而远之，心存戒惧的。这就是为什么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要加大笔墨写有关保尔爱情的“软性”的一面。这一来，不但怀旧的老同志成了热心观众，有些年轻人也能接受。问一个少女的观后感，她由衷的反应是：“保尔真‘酷’！”
不同于张辛欣的《别了格瓦拉》，今天表示欣赏格瓦拉的老少爷儿们，恐怕也未必会走上格瓦拉式的征途，或者去参加什么恐怖活动了；在啧啧称赞之余，有人当会重温往年“身在茅屋，心怀天下”的旧梦，有人则会叹曰：“格瓦拉真‘酷’！”
2000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