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颖
干嘛在读懂了课本之后再找些刁钻古怪得莫名其妙的习题来给自己一次自信和能力的摧毁？
我一向自认为是个大胆而能干的人，可这一刻居然紧张得有点哆嗦。
徘徊在那条暗暗的走廊里，我始终鼓不起勇气推那扇门。
楼上有脚步声，我吓得不知所措，紧张得下意识拉拉衣服，抹抹头发。上来的是一个头发油光水亮的削瘦的男士。他用怀疑而欣赏的眼光打量了我几眼。
他走向那个玻璃门，再回头望了我一眼。天啊，快上去，快上去呀，一定是了。
真窝囊！我不知哪儿冒出一股子傻气，居然昂着头，甩着挎包，若无其事地走下楼来，躲开那令我心跳的慌张。下了一层楼后，我狂奔起来，一直到一楼的拐弯处，还没站稳呢，刚才给我指路的中年妇人立刻把两道询问的目光投向我，逼得我还来不及喘口气又开始奔跑，到她看不见的地方才站定。
招聘启事
为配合“青年杯”时装设计大奖赛，特招聘业余时装模特8—10人，为大奖赛做临时时装表演……
妈的！我极不文雅地骂了自己一句，费九牛二虎之力逃出那所谓的“课外小组活动”——其实就是补两节数学课，再费九牛二虎之力摸到这条从未来过的街道，再费九牛二虎之力找到招聘地点，想想看，二十七头牛加六只虎，跑得紧身牛仔裤像层铁皮贴在身上，可最关键的节骨眼上，我居然这样没出息地给吓回来。
我还是无法克服紧张和犹豫，还有最后一个上午，上不上？
我在街上踱着步，不愿离去，又不敢再进去。旁边一个衣着庄重而古板的老师模样的人不无轻蔑地盯着把书包吊儿郎当甩在肩上的我。我知道，我知道，跟班主任一个调，一定还看不惯这图案式样稀奇古怪的衣服，看不惯一个女孩子个子高得太张扬。
何况老师要知道我得了什么“病”，一准会瞪着眼焦急地跟我谈话。一个好学生，作文呱呱叫，该是高雅之士，考什么模特？那是些文化层次低、爱虚荣的浅薄女孩子的梦。我吗，应该抓紧时间补数学——我是个典型的偏科生，理科跟文科，恰似小草跟高树之比。
说实在的，我的梦是做个世界闻名的法拉奇那样的记者。我是个“逐渐分心”的没出息的女生，初中死啃课本，常拿个第一、第二、第三什么的。到高中，生活向我展示它甜美诱人的一面，引得我痴痴地做文学做美术的梦，可数理化的高分荣誉却一天天地黯淡下来。我居然也不愧疚，不断地沉醉在做个大记者的希望里。功课吗，抓语文和英文，再努力写些自以为伟大的作品去接受编辑对我的审判，至于理化，60分万岁，我才不为此而耳熟，这叫最优抉择。
橱窗里那个嘻皮笑脸的橡胶模特儿隔着玻璃向我示威——瞧瞧我！得意什么，一套俗里俗气的西装配个皱巴巴的领带，哪位大师的作品，倒像穿了劳拉·比娇蒂的最新作品一样夸张地骄傲着。
我是个兴趣广泛得没有道理的人，所以才深信考新闻系——当记者是我最迷恋和不可改变的路，法拉奇当没当过模特儿我不知道，可我不愿意去参加什么“数学课外活动小组”——当然是中级班，高难班我没份，低级班尚可幸免；当一次业余模特，看一看时装设计大奖赛，和考模特的各种人谈谈，对本人这个未来法拉奇来说，比什么圆锥圆台有趣也有用得多了。
何况，我还藏了一个秘密：写一篇别具特色的报道，给我的实习场地——本地晚报，别辜负了我的学生记者证。干嘛在读懂了课本之后再找些刁钻古怪得莫名其妙的习题来给自己一次自信和能力的摧毁？
小店里滚出的歌曲刺激得我浑身想扭动。
快下班了。
我再走进那幢大楼。一层，二层，考场在第七层，见鬼，越往上我越紧张，信心开始动摇。
母亲是个最最温文的知识分子，父亲是个最最尔雅的绅士，但他们似乎能容忍一个黄昏时把录音机开得山响，在客厅里摇来晃去跳霹雳的女儿。
说到时装模特，当他们在电视里优雅踱步的时候，父母都看得很尊重，但一谈起来，母亲对他们的评价不会高于塑胶模特儿——就刚才那个打着世界上最难看的领带的骄傲者。如果她发现我在做“衣架子”，她会不会变脸色，我几乎可以痛苦地肯定：会的。
我决不是所谓的新潮女孩：新名词一串串，拜金，信奉性解放。相反的，《红楼梦》是能背出大半部的爱书，初二那年就啃完两本中国文学史。与其说我是个新潮女孩，倒不如说我的骨子里渗透着中国古文化的墨香——或者说封建意识不薄。
我又站在那扇门前了。
音乐声飘出几缕来。
我站着。
我还是站着。
一阵笑语，有人要出来了。
我做了懦夫，落荒而逃。
一个月后，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美丽小姐们表演时装，顺手翻着晚报看一篇文笔不佳的关于时装设计赛的通讯稿。
我可以比这个写得好。
法拉奇，我是否犯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