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序中自叙辞官经过与原因是：“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仓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卒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耻。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辞》。乙巳岁十一月也。”
在这节序言中，陶渊明坦率承认，他因为家里人口多，耕种不足以糊口养家，又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谋取生活所需，在亲友劝说下就想谋个小官做做。历代文人耻言“著书都为稻粱谋”，更耻于做官是为俸禄谋。其实“文以载道”是韩愈之类高官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说出的，做官也是在俸有保障的前提下才想要有所作为。完全不考虑个人生存只忧虑天下人的人不是没有，但只是少数，而且这类圣贤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原因，不可推偏及全。陶渊明的考虑及作法都是合情合理的，只是在强加圣贤、高士理想于他后才会替他的微不足道的衣食之忧而难堪。陶渊明的厌官主要是因为性情不适于做官，屈曲心性让他不愉快，并非是认定官场腐败、黑暗、怕污了自己的品行。他一度想做官还求之无门呢，是因诸侯见爱及叔叔陶夔提拔才得几次机会的。只是官越做越小，又要曲意逢迎，劳于公务，受口腹役使而生的羞渐这才占了上风。何时辞去他犹豫不决，县令一职有若鸡肋。正好这时妹妹去世，他又为要束带折腰见督邮而心理不平衡，所以借奔丧的客观动因促使自己下定了决心。几番出入，他再不会对为官抱任何希望、有任何兴趣了。《归去来兮辞》冷静分析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与心路历程，认识到自己不适为官和不愿为官的本性，否决了寄于仕途的一切考虑与幻想，择定了故乡田园作他永远的安居之所与精神家园。
《归去来兮辞》是积半生之体会而发自深心的呼唤。“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荡，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归来吧，田园都快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那才是自己的安身之所啊！既然已经认识到心灵成了形体的奴隶，何必还耽留不返、惆怅独悲。诗人悟到十三年间五番入仕实在是误入歧途，今天的归返田园才是正确的选择。没有那样的经历也不会有此时的认识，现在返归还不算晚，归舟轻快，归心似箭。诗人的心已经累了，只想赶快回到安宁的家园。
归心是很多人都有过的共同体验，尤其那些浪迹天涯的游子，以及那些奔走江湖、上下求索的文人志士。
人之一生从挣脱母腹、挣开母亲怀抱起，就在不断远离生之本源，去探寻、求索许多若隐若现、美丽迷离的东西，从孤独走向孤独，不论其间有多少欢乐、繁华，都将被时间流水洗去，只剩下心灵的孤独与归返家园、叶落归根的一念。陶渊明此时已经四十一岁，跋涉得够久了。他需要真正的彻底的安宁，而不再是那些奇丽而虚幻的信念与梦想。他的归田，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归隐。那种不食周粟，不仕新朝，不与浊世同流合污以及避祸患于乱世的归隐，而更是人到中年后的归根，是踏遍万水千山、饱览沧桑之后的归返精神家园。归隐之士总还怀有再出的念头，尤其如唐朝终南山之隐士，以隐博名，以隐求仕。归根却是回到母腹回到母怀，静待重归于尘土。
正因如此，诗人才卸去了所有负荷，心灵完全放松，神思飞向了家园。他畅想初归的情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侯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以盘桓。”稚子欢天喜地相迎，将要荒芜的家园因主人的归来而顿显生机。诗人自斟自饮，打量着久别的庭院，无限开心。住室虽窄，也可安居，只要知足，就能常乐。没有交游，每天独自在园中走走，自有趣在其中。拄着拐杖走走停停，悠闲自在，有时抬头看天，云朵无忧无虑地从山峦间飘起，鸟儿疲倦后飞回家园。诗人也倦了，如今终得安宁，像闲云一样自然舒卷，真是松快无比。
归园田居，酒中隐士
义熙十三年七月，刘裕攻克长安，秦主姚泓出降，后秦灭亡。这是自淝水之战以来，东晋对北方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刘裕的声威更加显赫。晋安帝下诏晋封他为宋公。
十二月，刘裕急于做皇帝，顾不得巩固胜利，经略西北，只留十二岁的幼子刘义真及部将驻守长安，自己匆匆忙忙迁回江南。次年六月，刘裕为相国，受九锡。十二月，刘裕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司马德文为帝，是为晋恭帝。而关中则为夏主赫连勃所取，长安复陷。
天道将变，人人自危。尤其是敏感的诗人，更隐隐感到了祸难的临头。虽然这种预感有些过敏、多虑，但乱世之中，全没了朝纲政纪，道德人伦，谁能保平安无事？前车有鉴，易代之际，在朝者固然必有祸患，在野的名士也难免麻烦。诗人忧心忡忡。义熙十三年自秋至冬，作《饮酒》诗二十首，多方地抒写自己的感触与情怀。
《饮酒》诗序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萧统《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而寄酒为迹也。”酒与诗，和中国历代文人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那些奇才怪杰，更多是酒中仙、醉中鬼。刘伶嗜酒放诞，阮籍醉酒佯狂，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酒酣胸胆尚开张”，唐伯虎“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酒能激发灵感，但这不是文人的主观目的，而只是客观效果。主观上，文人纵酒，是因为心中有所郁积，借酒消愁愁更愁，喝到半醉半醒之间，不敢说的话也说出来了，不想吐的苦衷也吐出来了，所以不是酒能消愁，是酒能促人以诗文排遣愁怀。酒又是一道护身符，醉中之语不可当真，偶有失言也不能怪罪。处于乱世的文人名士，目光比一般人锐利，看得到便难免要说，只有以酒来麻醉自己，即使说出来也可多一层遮掩，何况即使不说，不欲与世人争，当朝者也不放过他，那就只有整天喝得醉醺醺以免缠扰了。
陶渊明作诗不多，几近半数与酒有关，可见酒与诗人生活、创作关系之密切。这固然带来主题、诗意及用词重复雷同的毛病，但也见出一生不得志、愁情难遣的诗人是多么的离不开酒。
无酒不能尽欢，无酒不能消忧，酒渐渐成了诗人的寄托，使他忘记一生不顺，命乖运蹇，使他浮想联翩，寄心于古圣先贤，遁迹于远古时代，使他有时也萌动壮心，追慕烈士。饮酒也使他安于田园，脱离纷乱尘世，使他能够放其言，吐其意，纵心任情，无所顾虑。《饮酒二十首》，作于似醉非醉之中，尽露酒中隐士之心迹，一展酒中隐士的风采。
再看魏晋以来的许多所谓隐士，慕禅慕道慕名山名川，其心不能偏，故欲求身远，是以身之远遁强迫心之不乱，不是心静而不觉人境之嘈杂喧嚣。“心远地自偏”因理成趣，是为理趣，千百年令无数文人才子为之倾倒，并给他们羁身官场以极大的精神安慰，善理尘中事，方为局外人，真能看破得失成败生死荣辱，也就不在乎所事何事，所邻何人，而总能落于尘中超物外，尽力而为，听天由命，以顺其自然之真率，纵心任情于人间世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二句又令人心折。绝对的静穆，绝对的安恬，随意采菊，无心见山。一个“见”字，尽藏“云无心而出岫”的意境。有人换之“望”字，“望”是着意瞻观寻觅，全然失了诗人无心自然从容之妙。
在《饮酒》中，诗人既为自己违时而无奈，更为世事违己而充满愤懑，既以古代隐者贫士相慰相励，更对一生枯槁的命运产生怀疑，既不断地自我排遣，更因为无从排遣而以酒自醉，因而饱含了悲凄激愤之情。同时诗人虽醉犹醒，不仅看到了生不逢时，悲守穷庐的现实，也能够直面这种现实并为自己找到生存的理由和意义；不仅认识到生不逢时的客观处境，又能为自己在嘈杂纷乱的人间寻觅到一方心灵的净土；不仅从一生的经历中了然注定给他的命运，也能从不幸的命运中发现人生的乐趣与意义。《饮酒》组诗所展示的隐者之心是充满痛苦和不安的，所显示的隐者之风却又是达观恬静的；所蕴含的隐者之情是凄凉迷乱的，所生发的隐者之思又是睿智和冷静的。虽然这组诗总的基调低沉了些，但仍有一种狂风急浪后的恬静。以《饮酒》诗观酒中隐士，可悲可叹，可羡可赞，可慕不可追，堪怜堪惜不堪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