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靠海，如果蒙军逼近，可以乘海船逃走。当年金兀术渡江时，宋高宗就是由临安到四明，乘海船才保住性命的。”
要不要迁都，理宗一时拿不定注意，他让大臣们计议。
军器大监何子举对吴潜提出：“若上行幸，则京师百万生灵，何所依赖？”
御史朱貔孙也说：“銮舆一动，则三边之将士瓦解，而四方之盗贼蜂起，必不可。”
据说，理宗曾就迁都问题征询吴潜的意见，他问吴潜：“蒙古兵日益迫近，计当如何？”
“只得迁都暂避。”吴潜直率地回答。
“卿家如何？”理宗又问。
“臣当守此御敌。”吴潜认为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只要皇帝安全，国家一时有难，还是有希望的。自己身为宰相，守土有责，当然不能离开京师。
想不到这句话竟引起了理宗的疑心，他毫不留情地反问：“卿家想做张邦昌吗？”
张邦昌比秦桧更加声名狼藉，在南宋是人人唾骂的汉奸。理宗的猜忌，吴潜觉得这不仅是对他的不信任，而且也是极大的侮辱，他再不愿说话了。
这时朝廷中笼罩着失败、逃跑的气氛，南宋处于极端危急的境地。迁都消息一传出，临安城里顿时闹得风声鹤唳，达官贵人都收拾行装，准备逃往别处，一般百姓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个紧急关头，文天祥觉得不能不挺身而出。他预料到自己职卑言轻，皇帝未必能采纳自己的意见，但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还没有就任，不能用职衔向皇帝上书，便以“敕赐进士及第”的身份，写了那篇著名的《己未上皇帝书》。
在这篇奏章中，文天祥揭露了董宋臣的罪行，指出迁都之议是小人误国，此议如果实行，“六师一动，变生无方”，“京师为血为肉者，今已不可胜计矣！”他认为董宋臣恶贯满盈，不把他处斩，举国上下的怨怒无法消解；中书的政令不得施行；敢于直言的贤才就有所顾忌，不敢出来任事；敌人的气焰不会被打下去；将士的忠义之心不能激发起来，国家的祸患就没有平息的日子。
这些慷慨激昂的议论，不只是发自文天祥的肺腑，也是朝野许多正直之士的公论。当然，即使立即处斩董宋臣，矛盾也不能得到解决，局势也不会立即好转，但他希望理宗通过对董宋臣的处置作为开端，表示有悔悟的心迹，从而刷新政治，激励人心，挽救宋朝的危亡。他特别对理宗提出忠谏：
“方今国势危疑，人心杌陧。陛下为中国王，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险，尚无恙也；六军百将之雄，非小弱也。陛下卧薪以励其勤，斫案以奋其勇，天意悔祸，人心敌忾，寇逆死且在旦夕。”
这段话很尖锐，很有气魄，却也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江五湖之险，尚无恙也”，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蒙古崛起以后，成吉思汗率大军二十万进入中亚，灭亡花剌子模，越过高加索山进入顿河流域草原地区，所向披靡。窝阔台继任大汗后，东征高丽，南灭金国，又派大军远征欧洲，在他们所占领的地方先后建立了窝阔台、察哈台、钦察、伊儿四个汗国。但是蒙古和南宋的战争已进行了25年，虽然蒙古兵也曾饮马长江，侵入南方，但东南半壁江山并未沦丧，四川许多地方和京湖一带都还在进行抵抗，说明了灭亡南宋并不容易。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西部、南部山峦重叠，河湖布列，不利于骑兵的纵横驰骋。特别是南方需要水战，蒙古兵和北方兵都不习惯，力量较难施展。如果宋军据险抵抗，蒙古兵不一定能占到便宜。
“六军百将之雄，非小弱也”，这也是事实。军民的反击是蒙古征服南宋的重大障碍。20多年来，蒙古兵虽然打过许多胜仗，但也多次遇到激烈抵抗，吃过大亏。如端平二年（1235年）阔端率兵入侵四川时，利州（广元）守将曹友闻在青野原、大安两次击败蒙古兵。嘉熙元年（1237年）口温不花和察罕率军进攻黄州，被孟珙击退。第二年，宋朝任命孟珙为荆湖制置使，孟珙出兵三次，连战皆捷，接连收复信阳、樊城、襄阳、光化等军事要地，荆襄形势为之一变。也在这一年，察罕率兵围攻庐州（安徽合肥），在巢湖造船，企图进攻江南。宋安抚使兼知庐州杜杲派舟师和精锐部队扼守淮河要地；六合人赵时哽率领两淮民兵参加保卫庐州的战斗，蒙古兵攻势受挫，转而进犯滁州（安徽滁县）。知招信军（江苏盱眙县北）余X提精兵救援，蒙古兵乘虚进攻招信军，被余X回师猛击，死伤无数。这时，知镇江府吴潜也组织民兵夜渡长江，攻击蒙古军营寨。这支侵扰江淮的蒙古兵，终于在官军、民兵的联合攻击下，损兵折将后北撤了。
四川军民的斗争也同样取得多次胜利。合州钓鱼城的大捷就是一次典型战例。淳二年（1242年），余X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设立招贤馆，征求防守四川的建策。播州（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建议在重庆北面钓鱼山等处修筑山城，又在嘉陵江、沱江沿岸险要的地方修建山城十余处，因山筑垒，屯兵聚粮，据险防守。蒙古兵几次入侵，都被宋军打败。这次蒙哥亲率主力部队进攻重庆、合州（四川合川）时，余X已经死了，知合州王坚坚决抵抗，蒙古兵猛攻数月不下。蒙哥亲自到城下指挥，王坚用大炮猛烈攻击，蒙哥被打成重伤，回军营后就死了。文天祥上这封奏章时，蒙哥已经死了四个月，因为交通不便，消息不灵，他还不知道。
激昂的士气，可贵的民心，说明如果朝廷能因势利导，指挥得宜，要击退蒙古兵是完全可能的。文天祥的分析是有根据的。
在奏章中文天祥还提出四项积极的建议：
第一，“简文法以立事”。他建议朝廷摒除礼仪上的繁文褥节，“用马上治”，即实行战时体制。具体做法是皇帝应在宫中选择一个地方，每日和两府大臣议论军国大事，并“博采四方之谋，旁尽天下之虑”。他认为如能做到上下如一，天下事就没有办不成的了。
第二，“仿方镇以建守”。他认为宋初矫唐末、五代藩镇跋扈之弊，削弱地方的兵权、财权，这虽然避免了藩镇尾大不掉的现象，但也有不利的一面，一旦有事，州县的力量有限，守令权力微弱，无法调动兵马进行有效的抵抗。如能建立地方镇，辖几个州，选用知兵而有名望的人任事，许以调度之权，地方的力量得到加强，对抗蒙战争是有利的。
第三，“就团结以抽兵”。他指出二十家抽兵一名，一个州以二十万户计算，就能有一万精兵。一镇有两三个州，就有兵两三万。东南各路都建立地方镇，就能增加十多万兵。只要将帅能很好领导他们，“教习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锐”，就不怕没有可以调动的兵员了。宋初太祖南征北伐，势如破竹，当时军队还不满二十万呢！
第四，“破资格以用人”。他反对本朝用人专重资格，认为这种制度常使“有才者以无资而不得迁，不肖者常以不碍资格法而至于大用”。国家有事，那些顸无能的废物身居要津，才能出众的人则拱手熟视，祸患怎么能消除呢？他主张“进英豪于资格之外”，只要是“豪武特达”之才，就可以破格选为将帅。
文天祥知道上这样的奏章是“干犯天诛”的行为，随时都可能遭到不测。即使皇帝宽免了他，得罪了内臣（宦官），也将招来横祸。但他感到现在是“社稷震动，君父惊虞”的“危急存亡之秋”，与其噤口结舌，坐待国家之难而后死，不如冒死进言，万一感悟天听，建策被接纳，国家转危为安，个人也有生路，这不是更好吗？因此他不顾一己的安危，向皇帝直言极谏。
随后，他又上书给宰相吴潜，也提了一些建议。
奏章送上以后，理宗置之不理。大概是他既没有进行改革的决心和魄力，又因为前线告急时惩办直臣，难免遭到朝野的非议，只好采取这个做法。
这年十二月，突然传来鄂州解围的消息，临安的紧张空气顿时消失，朝野上下一片欢腾。理宗更是像天下太平了一样的高兴，下诏改明年为景定元年。
正道直行，安抚地方
文天祥29岁时，奉命出知瑞州。十一月初，他到瑞州上任。为什么宋理宗把他派到这个地方去呢？
原来，文天祥回乡不久，被先后任命为秘书省正字和太子府教授、校书郎，后来被提升为著作佐郎兼权刑部郎官及景献太子府教授。由于他治学严谨，太子学业进展迅速，宋理宗大喜，传旨召见文天祥，送给他一只金碗，以示奖励。文天祥乘面见理宗之机，重申了他的政治主张，他极力指责董宋臣的滔天罪行，要求皇帝不要再起用董宋臣（此时董宋臣已出为保康军承宣使）。固执己见的宋理宗当然不会采纳文天祥的建议。文天祥怒而辞官，要求重回故里，幸亏右丞相贾似道出面调解，于是，文天祥离开京师，出知瑞州。
经过几天的奔忙，文天祥深深感受到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那颗粒无收的荒芜田园，那被北兵火焚而倒坍的房屋，那路边没人掩埋的尸骨，简直使他目不忍睹，他决心花大力气，使瑞州改变面貌，成为百姓的安乐之地。
文天祥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民间的措施，比如，他减免赋税，取消徭役，重申法规，安定秩序。开初，他的这些措施遭到一些地方土霸和流氓地痞的抵制，有人公然把牛屎抹在太守府门口贴的文告上。文天祥及时地对这些不法分子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惩办，使新的政令与措施得以实施，百姓们扬眉吐气，无不拍手称快，称文天祥是大慈大悲的活观音。
接着，文天祥致力于兴百废，治理战争的创伤，他决定，先动工修复被北兵焚毁的碧落堂，以示他重建新生活的意志。
碧落堂位于瑞州碧落山，这是一座曾经吸引过许多名人秀士的古建筑，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北兵杀进瑞州后，把许多美貌女子掠到这里，肆意蹂躏，谓之“逍遥堂”。北兵撤退时，点起一把火，将碧落堂烧成了瓦砾场。
文天祥修复碧落堂的决定得到瑞州百姓的热烈拥护，木匠、石匠、泥水匠主动出工，农人们纷纷背粮上山资助，妇女们自愿上山为工匠们做饭。文天祥也经常到工地察看，有时还和匠人一道搬砖运瓦。
第二年秋天，碧落堂的修复工作完毕，它以崭新的面貌矗立在碧落山上，青瓦朱梁，雕栏画栋，雄伟壮观。
文天祥十分高兴，特意选了九月初九重阳这一天在碧落堂举行落成仪式。
百姓闻讯，一个个奔走相告，不少在战争中流落外乡的瑞州百姓也都纷纷回到故乡。
重阳到了。清早，山道上满是扶老携幼的人，一路笑语，一路歌声，比逢墟还热闹。
当文天祥出现在碧落山时，百姓们向他拥来，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他围在当中。
落成仪式开始，鞭炮劈里啪啦地响个不停。
亭内，文天祥望着一张张笑脸，心潮起伏，情不自禁地提起笔，即席赋诗《题碧落堂》：
大厦新成燕雀欢，与君聊此共清闲。
地居一郡楼台上，人在半空烟雨间。
修复尽还今宇宙，伤感犹记旧江山。
近来又报秋风紧，颇觉忧时鬓欲斑。
咸淳元年春天，文天祥上任江西提刑不久。这天，他前往临江（今清江县）视察。当他的乘轿和随从刚进入临江境内时，一位老妇人跪在路中央，手持状纸，大声喊道：
“冤枉啊！大人，我儿死得好冤啊……”
“去，去，去，有什么话到县衙里去说，快让开……”随从上前驱赶老妇人。
对这地方的官吏草菅人命、制造冤案的事，文天祥已有所耳闻，他这次来就是想为百姓伸张正义。他走到老妇人身边，接了状纸，扶她坐在路旁。
“老人家，不要怕，尽可把你的冤屈都讲出来。”
老妇人十分感动，边哭边倾诉她的满腔悲苦……
原来这老妇人年轻时守寡，与儿子相依为命，将儿子拉扯大后，让他学了银匠手艺。儿子每天挑着担子早出晚归，给人打制银器，挣些钱来维持生活。日子虽不富裕，但也还过得去，街坊四邻都夸这个陈银匠孝敬老母，说老人养了个好儿子。然而，不久前，不幸的事发生了。
一天，陈银匠照例挑担出去为人打银器，碰巧这天生意不好，转悠了将近一天，也没挣到一个钱。太阳快落山了，陈银匠又累又饿，无精打采地把担子放在路旁。
“陈银匠，来块米糕吃吧！”路旁一位挑担卖米糕的老汉热情地招呼他。这位老汉姓杨，平时爱贪小便宜，同在一个城里走街串巷，和陈银匠很熟。
“今天就免了吧，一天还没挣上一个钱呢！”陈银匠叹着气回答。
“再怎么着也不能饿肚子呀，来，来，拿去吃吧！”
“不用，不用，杨老汉，你也怪不容易的，怎能白吃你的呢？”
陈银匠极力推让着，后退几步在路边坐下。他有气无力地用草帽扇着凉风，眼睛看着路上过往的行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想：母亲辛辛苦苦地把他养大，到如今自己虽能做活挣钱，可每天收入无几，还没有让母亲享福；家中的三间旧房也多年失修，需要积攒些钱好好修理一下；再说自己二十多了，也有来提亲的，只是嫌家中贫寒……
他越想越懊恼，特别是看着街上有钱的财主神气十足经过时，心中更是不快。正在这时，见远处走来两个人，一个人走在前面，背上背着一个沉重的袋子，另一个人身上挂着腰刀，跟在后面。陈银匠常在街上做生意，从那两个人的装束和神情，一眼就看出是题州府运送关、会的。交子、会子是宋代的钞票，由于银子做为货币，不便携带，所以，宋代政府发行了统一制作的纸币，向下面拨经费常常是给关、会。运送关、会的人，一般要乔装打扮，武装保护，但时间一长，人们也能认出来。
陈银匠见那两个人走来，便说：“杨老伯，您看西边那人身上背的是什么？”
“我可不知道。”杨老汉明知那是运送关、会的，可他心眼多，嘴严实。
“那是州府里运的关、会。杨老伯，这一口袋关、会要是归了我，这辈子就不会受穷了，您说是不是？”陈银匠随口说道。
“莫乱说，莫乱说。”杨老汉一面阻止他，一面收摊走了。
也真巧，这两个运送关、会的人，第二天清晨在一座小山的后面就被人杀了，当然关、会也一抢而空。
县衙里慌了，立即派人勘查现场，了解情况，并且张贴告示：“有告发检举者，赏银百两。”此案能否及时破获，关系十分重大，州府派下来送关、会的人居然死在此县境内，又迟迟查不出来，那还了得？
当天中午，卖米糕的杨老汉见到告示，心中不由一惊：“赏银百两”，这下可要发财了！昨天陈银匠不是明明说过这袋关、会归他吗？可是，陈银匠不会去杀人抢财呀！他只是说说罢了。不过，既然说了，我就能告发他，告了他，我就能得百两银子。是他不是他，县衙会去审理，反正这一百两银子我得定了。
杨老汉告发了陈银匠。县衙立即派人将银匠捉去。
陈银匠被捉到县衙后，立即被审问，最后，屈打成招。
有了口供，又有证人，县衙马上结案，判杀人抢劫犯陈银匠死刑，立即执行。并且向州府报告，表明本县办案迅速。州府也赞扬临江县治理有方，奖赏了县衙办案人员。
文天祥听了老妇人的诉说，心想，肯定又是一起冤案。于是他对老人家说：
“您老先回去吧，我一定了解清楚，如是冤案，一定要平反。”
僚属都劝文天祥不要管，他们说：“案子已报州府批了，人也被处死了，你平了反，人也救不活了，况且还要牵扯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对你这个新官也不利啊！还是不干预，不惹麻烦为好。”
“宋朝虽有大法，但难以实行，我看原因就在这里。官吏胡作非为，拿百姓的生命当儿戏，这怎么能行！我们若不管，这冤案、假案怎么能制止呢？这个案子我管定了！”
到了县衙，文天祥查阅了案卷，看了现场，多方面了解情况，一忙就是好几天。最后从银匠母亲那里他得到了一点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