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成德节度使田弘正，被部将王庭凑勾结牙兵杀害。王庭凑自称留名。唐穆宗令魏博、横海、昭义、河乐、义武诸军往讨。军队虽然不少，但因缺乏统一指挥，各路将帅各自为战以致战果不大，两军形成胶着状态。唐穆宗派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前往督战。这时让人惊诧的是白居易的好友元稹的变化。他为迎合穆宗的“销兵”之议，写了《连昌官词》，说什么“努力庙谋休用兵”。他反对裴度主战的布置，便和宦官魏宏简里外勾结，阻挠裴度的规划实现。裴度发觉后，非常气愤，连上三表，要求朝廷召集百官集议。穆宗不得已把魏宏简降为弓箭使，元稹也被解去翰林学士。白居易对元稹的行为，颇不以为然，他曾写诗暗示过他：“身外名徒尔，人间事偶然。”他希望元稹在名利面前应该有所控制。
在秋意渐浓的时候，小弟白行简被任命为左拾遗，白居易异常兴奋。每天早晨两人同行入朝，感到骄傲和愉快。同时，白居易也提醒小弟要谨慎从事，不可掉以轻心：“近职诚为美，微才岂合当。”
十月，白居易迁任中书舍人。他有诗云：“冒宠已三迁，归朝始二年。囊中贮余俸，郭外买闲田。”所谓三迁是由司门升主客，又由主客升中书。这一时期，白居易看起来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似乎得到了朝廷的器重。其实，唐穆宗并非看重他的政治才干，只为欣赏他的词赋文章而已，他难免不被“倡优蓄之”地看待。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八月，白居易奉命去田布家，宣谕田布出任魏博节度使。事成，田布送他599匹布，以示酬劳。白居易却没有接受。穆宗于是派使第王文岑，就宅相劝，但白居易仍然坚决不受。他在《让绢状》中说：“臣食国家厚禄，居陛下清宫，每日俸钱，尚惭尸素，无名之货，岂合苟求。”同时他还讲道：“田布的父仇和国耻均未昭雪，正处在极其困难的时期。处在困难时期，人们不以物资帮助他，反而要收他的财物，于情谊来说，实在不忍心。此时正是朝廷慰问频繁的时候，如果都有所赠送，必定贼人未灭，而田布的资财早已枯竭了。”于是穆宗下诏听任他辞掉馈赠。白居易这种力矫恶习的廉洁作风，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赞许的。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白居易的为人品格。
白居易回京时，本是怀着对国家效力、匡时济世的宏愿，希望成就一番事业，上能报君恩，下可酬夙志。可回长安的这两年，他却目睹了朋友们为了权利明争暗斗，不肯尽心为国家效力，就连他的好友元稹也变了节，和宦官魏弘简等勾结，与裴度失和。当年“有节秋竹竿”的伟丈夫、自己的知己、诗友，竟变成如此的庸碌势利小人，令他心情十分烦闷。加之穆宗在政治上荒怠，整日游猎，宴会，不听谏劝。当时的宰相王播、萧俯等龌龊卑污，没有远谋大计，一味盲目地主张销兵。对蕃镇处理失当，结果使河北局面大乱，成德节度使田弘正，为部将所杀害，田布被迫自杀，河北又成为了安史以来的半独立状态。白居易事前有《论行营状》详陈对策，主张委李光颜从东边讨逐，委裴度四面临境招谕，就军事形势指出平定战乱的策略。无奈三上奏疏，均遭冷遇。他深知政局颓势已成，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偶圣惜年迈，报恩愁力小。素餐无补益，朱绶虚缠绕。”自己既无回天之力，留在京城不但无所作为，反而容易罹祸。于是便力求跳出这恶浊的政治旋涡，申请出京去做地方官。同年七月，唐穆宗准奏，任命他为杭州刺史。
白居易接到诏命，非常感慨。他在《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次蓝溪作》-诗中写道：太原一男子，老逢不次恩，既居可言地，代阁三上章，圣人存大体，风诏停舍人，自顾庸生鄙；洗拔出泥滓。愿祝朝廷理：戆愚不称旨。优贷客不死。鱼书除刺史。离京外任，虽是白居易自己的请求，但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内心的隐痛。
杭州本是白居易少年时代为避战乱漂泊过的地方。那时的杭州刺史是房孺复，“其风流韵雅多播于吴中”。白居易当时曾认为“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现在诗人居然去杭州做刺史，可以说是如愿以偿了。因此，除授杭州刺史的诏书一下来，白居易匆匆整理了行装，马上就上路了。
独善其身，退隐洛阳
唐文宗大和元年正月底，白居易回到了洛阳。回到洛阳以后，白居易才知道其兄白行简已于去冬逝世了，深为悲痛。同时也才知道敬宗被弑、文宗即位改元的正局变动情况。三月，白居易被拜为秘书监，穿上了三品官的紫袍。这时朝廷虽是文宗即位，但宦官仍执掌大权，政治上很难有清明之望。大和二年，转升刑部侍郎。大和三年，李宗闵做宰相。四年，牛僧孺又做宰相，他和宗闵、僧孺的关系密切，尤其和牛僧孺又有师生关系，本来可以做更大的官，但此时白居易早已对政治感到厌倦，称病回洛阳，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诗人再也未回到长安。
唐朝官制，中央职官任命在陪都洛阳执行任务，叫做分司东都。其实分司官只有御史有实职，其他的多系优待退闲的官员，并不任职，所以又称为散秩、散职。
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官职，对于已灰心于政治的白居易来说，真是太满意了。“禄俸伏饶官不卑，就中闲适是分司”。渴望已久的“吏隐”生活，退居洛阳以后可真是名副其实地过上了。所谓“吏隐”就是吏与隐相结合，隐逸于闲散的官职。在那个政治黑暗的年代，做官吧，“一朝列士籍，遂为世网拘。高有罾缴忧，下有陷井虞。”同时白居易又不想卷入党争漩涡，想全身远害，加之道家清净无为、知足保和，佛家“求无生”、“归无门”的观念都是早已在他的思想上生了根，所以他想退隐。退隐吧，“沧浪濯缨”固然逍遥自在，但“箕颍人穷独，蓬壶路阻难”，这些年虽是在朝为官，但总是清廉奉公、救济饥贫，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一旦退隐，有衣食之忧，有孤独之虞。在白居易看来，“贫穷心苦多无兴，富贵身忙不自由，唯有分司官恰好，闲游虽老未能休。”这样既免衣食之忧，又免为官之苦，因此分司东都以后，诗人极其欣幸地自拟为当代的“四皓”之一，还常以荣启期、二疏、陶潜自况。“嵩洛供云水，朝廷乞俸钱”，避世者的闲散自在，干世者的荣华富贵，他是兼而得之了！
大和四年十二月，白居易被征拜为河南府尹。河南尹是一个有实职的官，当时的河南府下辖洛阳、偃师等26个县，公务是比较繁忙的。对于这个任命，白居易当然是颇不满意的，因为诗人此时实在无心去做那有实权的官了。
大和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白居易因病免去了河南尹，再授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对这次任免，白居易颇为高兴，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洋溢于《再授宾客分司》-诗之中。
大和九年九月，朝廷又任白居易为同州刺史，诗人对这个任命干脆拒绝。碍于诗人的声名，朝廷只好收回成命，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并进封冯翊县侯。对此，诗人大喜过望。
这个时候，“留守东都”的是晋公裴度，他由于受到宦官排挤，政治上很不得意，便大兴土木，筑午桥庄、绿野堂，广延宾客，纵情享乐。他与白居易过从甚密。自元稹死后，白居易最要好的朋友刘禹锡，这时也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白居易和他们赠答酬唱，极为频繁。
开成二年，河南尹李待价李珏）修契洛水之滨，启留守裴度，裴度召集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刘禹锡等一十五人，“合宴于舟中，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舟船，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戏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难怪白居易要自称为“逍遥地上仙了”。
次年，白居易模仿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叙述了自己放浪诗酒山水间的生涯：
“醉吟先生……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彭城刘梦得为诗友，安定皇甫郎之为酒友。每一相见欣然忘归。洛阳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关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
从此，诗人自号为“醉吟先生”。
可是好景不常，开城四年裴度去世，宾朋散尽。十月，白居易得了“风痹之疾”，“体乏目眩，左右不支”。五年白居易把陪伴了他19年之久的乐妓樊素遣散了，也卖掉了乘坐了5年的心爱的骆马。诗人此时心情是极其灰暗的，“病其乐天相伴住，春随樊素一时归”，“觞咏罢来宾阁闭，笙歌散后妓房空”。
次年春天，白居易的病情有所好转，“风痹宜和暖，春来脚较轻。莺留花下立，鹤引水边行”。但是这时的白居易已是“眼渐昏昏耳渐聋，满头霜雪丰身风”。他又写有《不能忘情吟》及《别柳枝》等诗篇。《别柳枝》中甚至说：“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柳枝本是在春风中摇动的，没有柳枝了，还要春天干什么呢？一个乐妓离去，他连春天都不想度过了，更说明了他思想上的消极晦暗。他到了晚年，“在家出家”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他的形象像他自己所描绘的：“中宵入定跏跌坐，女唤妻呼都不应。”他虽然还活着，但是已经“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了。
白居易归洛以后，偏爱香山寺地方清幽，又和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自称香山居士。空门寂静老夫闲，家酝满瓶书满架，伴鸟随云往复还。半移生计入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