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
我岂能不“谅之”？我岂能不感激涕零？我岂能忘记那年的风雪，那北方古老的家园！那凄凉中如爝火般的光与热，那属于中华古国传统的含敛不露而真实无比的亲情！
台北的雨季，湿漉漉、冷凄凄、灰暗暗的。
满街都裹着一层黄色的胶泥。马路上、车轮上、行人的鞋上、腿上、裤子上、雨伞上。
我屏住一口气，上了37路车。车上人不多，疏疏落落地坐了两排。所以，我可以看得见人们的脚下的泥泞——车里与车外一样的泥泞。
人们瑟缩地坐着，不只是因为冷，而是因为湿。这里冬季“湿”的感觉，比冷更令人瑟缩，这种冷，像是浸在凉水里，那样沉默专注而又毫不放松地浸透着人的身体。
这冷，不像北方的那种冷。北方的冷，是呼啸着扑来，鞭打着、撕裂着、呼喊着的那么一种冷。冷得你不只是瑟缩，而且冷得你打战，冷得你连思想都无法集中，像那呼啸着席卷荒原的北风，那么疾迅迷离而捉不住踪影。
对面坐着几个乡下来的。他们穿着尼龙夹克，脚下放着篮子，手边竖着扁担。他们穿的是胶鞋。胶鞋在北方是不行的。在北方，要穿“毡窝”。尼龙夹克，即使那时候有，也不能阻挡那西北风。他们是非要穿大棉袄或老羊皮袍子不可的，头上不能不像一顶毡帽或棉风帽。旁边有一个人擤了一筒鼻涕在车板上，在北方，冬天里，人们是常常流鼻涕的，那是因为风太凛冽。那让人喘不过气来猛扑着的风，总是催出人们的鼻涕和眼泪。
车子一站一站地开行着。外面是灰濛濛的阴天，覆盖着黄澄澄的泥地。北方的冬天不是这样的。它要么就是一片金闪闪的明朗，要么就是一片白晃晃的冰雪。这里冷，其实是最容易捱过去的，在这里，人们即使贫苦一点，也不妨事的，不像北方……
车子在平交道前刹住，我突然意识到，我从一上了车子，就一直在想着北方。
那已经不是乡愁，我早已没有那种近于诗意的乡愁，那只是一种很动心的回忆。回忆的不是那金色年代的种种苦乐，而是那茫茫的雪、猎猎的风，和那穿老羊皮袍、戴旧毡帽、穿“老头乐毡窝”的乡下老人，躲着身子，对抗着呼啸猛扑的风雪，在“高处不胜寒”的小镇车站的天桥上。
那老人，我叫他“大爹”，他是父亲的堂兄。那年，他已经五十多了。晒黑的、风尘仆仆的脸，朴实的五官，光头上戴顶土黄色的老毡帽。在那五间的宅院里，他辛辛苦苦地支撑着那个老旧家庭的生计。对外，他要照管田庄；对内，他要照管四代同堂的三十多口家族的婚丧嫁娶和日常生活。而他，总是那么慢吞吞地，手揣在袖子里，微躬着背，迈着一定大小的方步。他说话的时候，总是那么把声拖得长长的，仿佛字斟句酌，唯恐说走了嘴似的。其实，他只是习惯那么慢吞吞，好像任何重大的突发事件，都不会使他震惊似的。
我从小随父母在都市谋生，偶尔才回一趟老家。在老家的人们的眼里，我们已经是“化外之民”。而我对“大爹”的行动，也只觉得陌生而不惯。我不喜欢大爹，因为在他面前，使我拘谨不安，而且动辄得咎。所以，如无必要，我几乎不理他的。他似乎也不喜欢我们这几个在都市里学了新派的晚辈。我们有时无意中唱唱歌，或大笑几声、或说说从外面学来的国语，他都会一字一板地训我们几句，说我们粗野、忘本、没有一点书香人家的规矩。然后甩甩袖子，迈过门槛走开。
我每次回家，总是情愿枕在祖母房里。祖母是大爹的婶婶，大爹是长房里的。祖母似乎也不喜欢大爹。她总是责怪父亲，不该放下家当，赤手空拳地跑到外面去给工厂里做事。“这个家应该有你们一份的。”祖母叼着旱烟袋说：“你们倒慷慨！一家子到外面过去了。这家里的产业，可不就都给大房里占了去？看你大爹不声不响，老好人似的，岂不知庄上缴的、地里收的，都到了他手里。听他口口声声说穷，其实，谁有钱谁知道！只有我穷是真的。”祖母把旱烟袋里的烟灰磕掉，再去装烟，那烟叶是装在一个小小的蓝布口袋里的，发着呛人的气味。“我早就说，我们不在家里吃这几年，省下来的，也够买几亩地了。这还不都是入了你大爹的腰包？”祖母时常这样絮絮叨叨地说着。“将来分家的时候，说什么也不能马马虎虎的。你祖父弟兄三个，我们三一三十一，有钱分钱，有地分地。”
我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可分的东西。除了我自幼在里面长大的这五间房子之外，我只听大爹跟父亲说过，有两个田庄，押给别人；有多少芦苇地，也当给别人了。只剩下一个“坯庄子”
，现在家里的进项，只是靠“靳庄”的收成。家里经常吃得很节省，我们每次回家，第一顿饭，大半是在外面叫饺子，只有我们这几个从外面回来的人吃。以后，我们就跟着全家一同吃大锅饭。那菜多半是咸鱼、虾酱、小干鱼炒白菜、虾酱炖豆腐、咸菜拌豆腐。夏天的时候，后园里有自己种的茄子、南瓜和豆角。粮食多半是高粱、小米和棒子面。只有过年才吃米饭、馒头和猪肉。打仗的时候，家里吃一种面条，硬硬滑滑的，人们说，那根本不是粮食，不知是用什么做的。吃多了，胃会胀痛。
家里自己养鸡，反正一切自给自足。好像人们从来也不花钱似的。据说，只有我们回家的时候，才从外面买一点东西来吃，那是拿我们当客人招待的。
“别以为他对你们好。”祖母说：“你们几年不吃家里，省下的钱，够他招待你们的了！”
大爹的太太，我们的伯母，我们叫她“大妈”。大妈是家里的“心脏”。她永远是天不亮就起床。起床之后，她自己打扮整齐，抱柴，烧水，把头天晚上浸好的秫米放在锅里煮粥。
高粱米最难煮。要费很长时间，才可以煮稠。等我们起来的时候，红红的秫米粥已经盛在乌亮的瓦盆里，炕桌上摆好自家腌的酱菜和咸鱼，等着我们吃早饭了。
大妈和大爹不同。她总是笑脸迎人的。冬天，早上起来，她总是先问我们“夜里冷不冷”，然后舀热水，让我们洗脸。我常常注意着她那鹅蛋形的紧脸，梳着光洁的发髻，她的眼睛很美，流溢着柔和的光。而她里里外外地张罗着全家的琐事，决定着每天膳食的分配，四季衣裳的添制，记着每一房大人孩子的生日，到了那天，一大早，就有烧饼油条和鸡蛋，表示庆祝。她把那一大堆煮熟的圆溜溜的鸡蛋放在过生日的孩子的炕上滚着，使人觉得那真是一种快活健朗的祝福。她说烧饼和油条是象征着腿的健康的。我很欣赏她这种祝福。她那明快、肯定而柔和的动作使我对她有无限好感。我还敬佩她每天早晚，必定按规矩到祖母房里来问问安，点烟倒茶，整理被褥，在门旁侍立一刻，闲谈几句，然后退出房门的那番礼法——那已经被我们这维新的一代弃之如遗的礼法。而祖母却说：“你大妈当这个家，只会苦我们；她自己房里是富裕的，我才不稀罕她装模作样地来讨好我们！”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我也不喜欢去深究这些。我并不关心老家财产的多少。自幼，我就受了父亲的影响。他常说：“一个人靠祖产是没有出息的。我不在乎家里的财产，人人都该自立谋生。
那正是那样一个转变的时代，许多读“洋学堂”的青年都丢下那旧得霉腐的老家，去外面自立谋生。他们投入一种新的、工业化的生活里。他们用时钟代替了太阳。他们过着连吃一根葱也要去买的日子。他们按月领薪水，而薪水总是不够开支。但是，他们穿得一天比一天考究，妇女们慢慢地讲求时髦，而且学会了打牌。当我们隔几年回一次老家时，老家的人，都带着惊羡的眼光看我们，而我们也为自己能够自立谋生，和接触新的东西，学来新的“派头”而有点自豪。
但是，有一年，我们忽然不能自立谋生了！
那年，战争爆发，父亲忽然失业。小家庭的生活，怕的就是失业，我们没有积蓄，兄弟姊妹又多。正在彷徨无主，忽然接到大爹的信。我们拆开那旧式的印着红框的中国信封，看见大爹那朴拙的毛笔字。他写道：“……小难逃城，大难逃乡。如在外生活不易，可随时返家团聚。家中虽清苦，然粗茶淡饭，尚可无缺。……”
父亲一生好强，说：“如果我发财还乡，还有脸回去。如今落魄，情愿在外面流落，也不回去丢脸。”倒是母亲看出家里实在无法维持，暗中写了一封信回家。说决定先让我带着两个妹妹回家，可以减轻一点负担，母亲和父亲带着弟弟则暂时在外面看看情形。
不两日，大爹来了回信，信中详细说明火车开到的时刻，让我们务必搭某日某班的火车回去。
那天，天气奇寒，风雪交加。十八岁的我，带着两个不满十岁的妹妹，上了火车。
火车在冰天雪地中奔驰。我们三人紧紧地挤在三等车厢里的一张椅子上坐着，茫然地望着外面的风雪。那平原真是荒凉，火车奔驰好几里，也看不到一户人家。只有冻僵的寒天、冻僵的河水、冻僵的平原、冻僵的枯树和抖颤的电线。那火车窗棂上积着高高的一层雪。车中的暖气驱不走那从四面八方袭来的严寒。我们的手和脚都冻得发痛。
那天，因为对面来的火车在路上出事误点，我们这班车在一个小站等着“错车”，等了好久，到达老家那小站时，已比平时晚了半小时余。冬天日短，车进站地，但见暮色苍茫。我们三个提着简单的行囊下了火车，那狂风吹得我们站不住脚。正在彷徨无主，却见大爹从那个写着站名的白色木牌后面跑过来。他脚下穿着大毡窝，身上穿着羊皮袍，头上戴着老毡帽。
他跑的时候，那毡窝就陷在深深的雪里，使他举步维艰。他跑得那样吃力，而又那样快，使我们几乎不相信那就是大爹，我们从来也未见大爹跑过，他总是四平八稳地踱着方步的。而这次，他吃力地跑到我们面前，嘴唇“哆嗦”地抖着，用他冻僵的手把两个妹妹搂在他怀里说：
“好孩子！好孩子！冻坏了吧？孩子？”
两个妹妹被西北风夹着鹅毛大雪灌得喘不过气，扑在大爹怀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在旁边把背对着风，满眼都是冰凉的泪，顾不得寒暄，只见大爹伸手接过我的箱子，说了一声：“走吧！还是过天桥。”
小站的天桥是露天的，很简陋。高处风欺雪虐，我们又是逆风，大爹走在最前面，吩咐两个妹妹说：“拉紧我的袍子！别抬头！我给你们挡着风！”两个妹妹紧紧抓住大爹的羊皮袍子后摆。我跟在最后，把围巾紧紧地裹住头和嘴。而那大片的雪和大股的风，“呼呼”地把我们一直往后推。我们连眼睛都睁不开，模模糊糊地只见大爹在前面躬着身子和寒风抵抗。走到天桥中间，忽然一阵疾风，把三妹的围巾吹飞，三妹被风吹得一个踉跄，险些从那稀疏简陋的栏杆里面掉下天桥去。大爹回身一把拉住了三妹，把他自己的围巾解下来，给三妹系在头上。又返过手来紧紧地拉住她们，踩着天桥上冻硬溜滑的积雪，步履蹒跚地走过了这惊险的一段。当我们下了天桥，走出站台之后，我才看见大爹的脸上冻得发紫，他嘴上花白的短须，沾着白白亮亮的冰花。他的嘴里呵着白气，哆嗦地说：“来来！我已经雇好了‘刘把式’
的车。”“刘把式”的车在车站转角的地方等着，他是镇上一个熟识的马轿车夫，乡下称赶车的叫“车把式”。
上了那挂着棉篷的马轿车，我们并没有停止抖颤。车被棉篷紧紧地围住，里面黑洞洞的。风雪被阻挡在棉篷之外，而大爹却跨坐在外面的车辕上。旧时的规矩，妇女才盘膝坐在车里，男子是要“跨辕”的。
我们不知道大爹有多冷。从车站到家，还有三里路，又是逆风，当我们好容易到达时，已经掌灯了。
老家还是那样，天已全黑，只有煤油灯的地方是红红亮亮的。大爹把我们带到祖母房里，祖母房里升着炭火盆。大妈带着怜惜的笑容走过来，给我们打热水洗脸，给我们用开水冲茶汤喝了，我们渐渐暖过来。大妈让我们坐在烧热的炕头上，一面张罗给我端饭，一面抱过簇新的棉被和枕头，问祖母，是让我们睡祖母的套间，还是睡大妈的套间。“他二婶（指我母亲）
那东厢房太冷了，还是让孩子们和我们住在一起吧！”她建议着。祖母带着欣慰的心情答应着，一面向我们问长问短。而大爹早又恢复了他那慢吞吞地踱方步，和那慢吞吞地说话的腔调。当我们一面吃饭，一面激动地讨论着外面的风雪时，他只“嗯嗯”地答应着，仿佛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而一直到后来，我们才想起，那天火车误点，他在风雪中更多等了我们半个钟头。老天！那样的风雪！
许多事都是这样的，在当时，觉得很平淡。也不知道究竟有多艰难，也不知道究竟有多温暖，也不知道究竟有多感激。我只记得从那以后，祖母没有再提大爹独享我们财产的事，也不再提分家的事。
过了几年，战争完了，苦日子也过去了，我们才听说，大爹那些年省吃俭用，把押给人家的庄子已经赎了回来。芦苇地也差不多都赎回来了。镇上以前一共有四个有名的大户，后来都破落了。我们是其中之一。我们也是唯一留住祖产房屋，而且赎回祖产田庄的一户。
我想，假如从那时候不再荒乱该多好！努力和节俭本来是最真实、最不会被否定的东西。亲情也是最真实、最不会被否定的东西。而我们这一代就缺少那种福分。
我到了台湾，要结婚的时候，收到大爹一封信。信里附着一个红包，里面是四千万元的汇票。信上大意说：“家中年景不好，我原为外侄女每人积存有一份妆奁，但不幸，币值贬降，这数目大约也只能给你买双丝袜了，伯伯不才，未能克尽家长之责，希或侄谅之。”
我岂能不“谅之”？我岂能不感激涕零？我岂能忘记那年的风雪，那北方古老的家园！那凄凉中如爝火般的光与热，那属于中华古国传统的含敛不露而真实无比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