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用破一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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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清洁的精神

这不是一个很多人都可能体验的世界。

而且很难举例、论证和顺序叙述。缠绕着自己的思想和如同野草,记录也许就只有采用野草的形式——让它蔓延,让它尽情,让它孤单地荣衰。高崖之下,野草般的思想那么饱满又那么闭塞。这是一个瞬间,趁着流矢正在稀疏,下一次火光冲天的喧嚣还没有开始;趁着大地尚能容得下残余的正气;趁着一副末世相中的人们正苦于卖身无术而力量薄弱;应当珍惜这个瞬间。

关于汉字里的“洁”,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不加思索、不以为然,甚至清洁可耻、肮脏光荣的准则正在风靡时髦。洁,今天,好像只有在公共场所,比如在垃圾站或厕所等地方,才能看得见这个字了。

那时在河南登封,在一个名叫王城岗的丘陵上,听着豫剧的调子,每天都眼望着古老的箕山发掘。箕山太古老了,九州的故事都在那座山起源。夏商周,遥远的、几乎这是信史仅是传说的茫茫古代,那时宛如迎在眼前又无影无踪,烦恼着我们每个考古队员。一天天地,我们挖着只能称做龙山文化或二里头早期文化的土,心里却盼它属于大禹治水的夏朝。感谢那些辛苦的日子,它们在我的脑中埋下了这个思路,直到今天。

是的,没有今天,我不可能感受到什么是古代。由于今天泛滥的不义、庸俗和无耻,我终于迟迟地靠近了一个结论:所谓古代,就是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箕山之阴,颍水之阳,在厚厚的黄土之下压理着的,未必是王朝国家的遗址,而是洁与耻的过去。

那是神话般的、唯洁为首的年代。洁,几乎是处在极致,超越界限,不近人情。后来,经过如同司马迁、庄子、淮南子等大师的文学记录以后,不知为什么人们只赏玩文学的字句而不信任文学的真实——断定它是过分的传说不予置信,而渐渐忘记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古中国关于人怎样活着的观点。

今天没有人再这样谈论问题,这样写好像是落后和保守的记号。但是,四千年的文明史都从那个洁字开篇,我不觉得有任何偏激。

一切都开始在这座低平的、素色的箕山上。一个青年,一个樵夫,一头牛和一道溪水,引来了哺育了我们的这个文明。如今重读《逍遥篇》或者《史记》,古人和逝事都远不可及,都不可思议,都简直无法置信了。

遥远的箕山。渐渐化成了一幢巨影,遮断了我的视野。山势非常平缓,从山脚拾路慢慢上坡,一阵工夫就可以抵达箕顶。山的顶部宽敞坦平。烟树素淡,悄寂无声。在那荒凉的箕顶上人觉得凄凉。在冬天的晴空尽头,在那里可以一直眺望到中岳嵩山齿形的远影。遗址都在下面的河边,那低伏的王城岗上。我在那个遗址上挖过很久,但是田野发掘并不能找到清洁的古代。

《史记》注引皇甫谧《高士传》,记载了尧舜禅让时期的一个叫许由的古人。许由因帝尧要以王位相让,使潜入箕山隐姓埋名。然而尧执竞让位,追许由不舍,于是,当尧再次寻见许由,求他当九州长时,许由不仅坚待不从,而且以此为奇耻大辱。他奔至河畔,清洗听脏了的双耳。

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

所谓强中有强,那时是人相竞洁。牵牛的老人听了许由的诉说,不仅没有夸奖反而忿忿不满:你若不是介入那种世界,哪里至于弄脏了耳朵?现在你洗耳不过是一种钓名沽誉。下游饮牛,上游洗耳,既然你知道自己双耳已污,为什么又来弄脏我的牛口?

《史记·伯夷传》中记道:

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太史公日: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家云。

这座山从那时就称许由山。但是在我登上箕顶那次,没有找到许由的墓。山顶是一个巨大平缓的凹地,低低伸展开去,宛如一个长满荒草簸箕。这山顶虽宽阔,但没有什么峰尖崖陷,登上山顶一览无余。我和河南博馆的几个小伙子细细找遍了每一丛蒿草,没有任何遗迹残痕。

当双脚踢缠着高高的茅草时,不觉间我们对古史的这一笔记录认起真来。司马迁的下笔可靠,已经在考古者的铁铲下证实了多次。他真地看见许由墓了吗?我不住地想。

箕顶已经开始涌上暮色,视野里一阵阵袭来凄凉。天色转暗后我们突然感慨,禁不住地猜测许由的形象,好像在蒿草一下下绊着脚、太阳一分分消隐下沉的时候,那些简赅的史料又被特别细致地咀嚼了一遍。山的四面都无声。墓色中的箕山,又及山麓连结的朦胧四野中,浮动着一种浑浊的哀切。

那时我不知道,就在那一天里我不仅相信了这个古史传说而且企图找寻它。我抱着考古队员式的希望,有一瞬甚至盼望出现奇迹,我发现许由墓。但箕顶上下不见牛,不见农夫,不见布衣之士刚愎的清高;不仅登封洛阳,不仅豫北晋南的原野,连伸延无限的中原大地,都沉陷在晚暮的沉默中,一动不动,缄口不言。

那一天以后不久,田野工作收尾,我没有能抽空再上一回箕山。然后,人和心思都远远飞到了别处,离开河南弹指就是十五年。应该说我没有从浮躁中蜕离,我被意气裹挟而去,渐渐淡忘了中原和大禹治水的夏王朝。许由墓,对于我来说,确确实实已经湮没无存了。

长久以来滋生了一上印象。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的古典中,许由洗耳的例子是极限。品味这个故事,不能不觉得它载道于绝对的描写。它在一个最高的例子上规定洁与污的概念,它把人类可能有过的原始公社禅让时代归纳为山野之民最高洁、王候上流最卑污的结论。它的原则本身太高傲,这使它与后世的人们之间产生了隔阂。

今天回顾已经为时太晚,它的确已经沦为了箕山的传说。今天无论怎样庄重文章也难脱调侃。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已经没有体会它的心境和教养了。

就这样时间在流逝着。应该说这些年来,时间在世界上的进程惊心动魄。在它的冲淘下我明白了:文明中有一些最纯的因素,唯它能凝聚起涣散失望的人群,使衰败的民族熬过险关,求得再生。所以,尽管我已经迷峦着我的鲜烈的信仰和纯朴的集体;尽管我的心意情思早已远离中原三千里外并且不愿还家,但我依然强烈地想起了箕山,还有古史传说的时代。

箕山许由的本质,后来分衍成很多传统。洁的意识被义、信、耻、殉等林立的文化所簇拥,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使中国人长久地自尊而有力。

后来,伟大的《史记·刺客列传》著成,中国的烈士传统得到了文章的提炼,并长久地在中国人的心中矗立起来,真至昨天。

《史记·刺客列传》是中国古代散文之最。它所收录的精神是不可思议、无法言传、美得魅人的。

英雄首先在山东。司马迁在这篇奇文中鲁人曹沫为开始。

应当说,曹沫是一个用一把刀子战胜了大国霸权的外交家。在他的羸弱的鲁国被强大的齐国欺凌的时候,外交席上,曹沫一把揪住了齐桓公,用尖刀逼他退还侵略鲁国的土地。齐桓公刚刚服了输,曹沫马上扔刀下坛,回到席上,继续前话,若无其事。意味深长的是,司马迁注明了这些壮士来去的周期。

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

专诸的意味,首先在于他是第一个被记诸史籍的刺客。在这里司马迁的感觉起了决定作用。司马迁没有因为刺客的卑微而为统治者去取舍。他的一笔,不仅使异端的死者名垂后世,更使自己的著作得到了杀青压卷。

刺,本来仅仅是政治的非常手段,本来只是残酷的战争形式的一种而已。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更多地属于正义的弱者;在血腥的人类史中,它常常是弱者在绝境中被近选择的、唯一可能致胜的决死拼斗。

由于形式的神秘和危险,由于人在行动中爆发出的个性和勇敢,这种行为经常呈现着一种异样的美。事发之日,一把刀子被秘密地烹煮于鱼腹之中。专诸乔装献鱼,进入宴席,掌握着千钧一发,使怨主王僚丧命,鱼肠剑。这仅有一件的奇异兵器,从此成了一个家喻家户晓的故事,并且在古代的东方树立了种极端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

从专诸到他的继承者之间,周期是七十年。

这一次的主角豫让把他前辈的开创发展得惊心动魄。豫让只因为尊重了自己人的惨死,决心选择刺杀手段。他不仅演出一场以个人对抗强权的威武活剧,而且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思想:“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已者容。”

第一次攻击失败以后,他用漆疮烂身体,吞炭弄哑音,残身苦形,使妻子不识,然后寻找接近怨主赵襄子的时机。

就这样行刺之日到了,豫让的悲愿仍以失败终结。但是被捕的豫让骄傲而有理。他认为:“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名之义。”在甲兵捆绑的阶下,他堂堂正正要求名誉,请求起襄子借衣服让他砍一刀,为他成全。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形式和仪式的伟大胜利。连处于反面角色的敌人也表现得高尚。赵襄子脱下了贵族的华服,豫让如同表演胜利者的舞蹈。他拔剑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也许这一点最令人费解——他们居然如此追求名誉。

必须说,在名誉的范畴里出现了最大的异化。今日名利之徒的追逐,古代刺客的死名,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的现实,该让人说些什么呢?

周期一时变得短促,四十余年后,一个叫深井里的地方,出现了勇士聂政。

和豫让一样,聂政也是仅仅因为自尊心受到了意外的尊重,就决意为知己者赴死。但聂政其人远比豫让深沉得多。最聂政把“孝”和“情”引入了残酷的行动。当他在社会的底层,受到严仲子的礼遇和委托时,他以母亲的晚年为行动与否的条件。终于,母亲以天年逝世了,聂政开始践约。

聂政来到了严仲子处。只是在此时,他才知道了目标是韩国之相侠累。聂政的思想非常彻底。从一开始,他就决定不仅要实现行刺,而且要使事件包括表面都变成自己的,从而保护知己者严仲子。因此他拒绝助手,单身上道。

聂政抵达韩国,接近了目标,仗剑冲上石阶,包括韩国之相侠累在内一连击杀数十人——但是事情还没有完。

在杀场上,聂政“皮面决眼,自屠出肠”,使自己变成了一具无法辨认的尸首。

这里藏着深沉的秘密。本来,两个谋事,一人牺牲,严仲子已经没有危险,像豫让一样,聂政应该有殉义成名特权。聂政没有必要毁形。

谜底是由聂政的姐姐揭穿的。在那个时代里,不仅人知已,而且姐知弟。聂姊听说朝国出事,猜出是弟弟所为。她仓皇赶到韩国,伏在弟弟的遗体上哭喊:这是深井里的聂政!原来聂政一家仅有这一个出了嫁的姐姐,聂政毁容弃名是担忧她爱到牵连。聂姊哭道:我怎能因为惧死,而灭了贤弟之名!最后自尽于聂政身旁。

这样的叙述,会被人非议为用现代语叙述古文。对于这一篇价值千金的古典来说,一切今天的叙述都将绝对地因人而异。对于正义的态度,对于世界的看法,人会因品质和血性的不同,导致笔下的分歧。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不能这么简单地烂光丢净。管别人呢,我要用我的篇章反复地为烈士传统招魂,为美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声。

二百余年之后,美名震撼世界的英雄荆轲诞生了。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妇孺皆知,但是今天大家都应该重读荆轲。《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一节,是古代中国勇敢行为和清洁精神的集大成。那一处处不磨灭的描写,一代代地感动了、哺育了各个时代的中国人。

独自静静读着荆轲的记事,人会忍不住地想:我难道还能如此忍受吗?如此庸庸碌碌的我还能算一个人吗?在关口到来的时候我敢让自己也流哪怕一滴血吗?

易水枯竭,时代变了。

荆轲也曾因不合时尚潮流而苦恼。与文人不能说书,与武人不能论剑。他也曾被逼得性情怪僻,赌博嗜酒,远远地走到社会底层寻找解脱,结交朋党。他和流落市井的艺人高渐离终日唱和,相乐相泣。他们相交的深沉,以后被惊心动魄地证实了。

荆轲遭逢的是一个大时代。

他被长者田光引荐给了燕国的太子丹。田光按照三人不能守密、两人谋事一人当殉的铁的原则,引荐荆轲之后立即自尽。就这样荆轲进入了太子丹邸。

荆轲在行动之前,被燕太子每日车骑美女,恣其所欲。燕太子丹亡国已迫在眉睫,苦苦请荆轲行动。当秦军逼近易水时,荆轲制订了刺杀秦王的周密计划。

至今细细分析这个危险的计划,仍不能不为它的逻辑性和可行性所叹服。关键是“近身”。荆轲为了获得靠近秦王的时机,首先要求以避难燕国的亡命秦将樊於期首级,然后要求以燕国肥美领土的地图为诱饵,然后以约誓朋党为保证。他全面备战,甚至准备了最好的攻击武器:药淬的徐夫人匕首。

就这样,燕国的人马来到了易水,行动准备进行。

出发那天出现了一个冲突。由于荆轲队伍动身迟延,燕太子丹产生了怀疑。当他婉言催促时,荆轲震怒了。

这段《刺客列传》上的记载,多少年来没有得到读者的觉察。荆轲和燕国太子在易水上的这次争执,具有着很深的意味。这个记载说明:那天的易水送行,不仅是不欢而散甚至是结仇而别。燕太子只是逼人赴死,只是督战易水;至于荆轲,他此时已经不是为了政治,不是为了垂死的贵族而拼命;他此时是为了自己,为了诺言,为了表达人格而战斗。此时的他,是为了同时向秦王和燕太子宣布抗议而战斗。

那一天的故事脍炙人口。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那支慷慨的歌。但是我想荆轲的心情是黯淡的。队伍尚未出发,已有两人舍命,都是为了他的此行,而且都是为了一句话。田光只因为太子丹嘱咐了一句“愿先生勿泄”,便自杀以守密。樊於期也只因荆轲说了一句“愿得将军之首”,便立即献出头颅。在非常时期,人们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素质,逼迫着荆轲的水平。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和他的党人高渐离在易水之畔的悲壮唱和,其实藏着无人知晓的深沉含义。所谓易水之别,只在两人之间。这是一对同志的告别和约束,是他们私人之间的一个誓言。直到日后高渐离登场了结他的使命时,人们才体味到这誓言的沉重。

就这样,长久地震撼中国的荆轲刺秦王事件,就作为弱者的正义和烈性的象征。作为一种失败者的最终抵抗形式,被历史确立并且肯定了。

图穷而匕首现,荆轲牺牲了。继荆轲之后,高渐离带着今天已经不见了的乐器筑,独自地接近了秦王。他被秦王认出是荆轲党人,被挖去眼睛,阶下演奏以供取乐。但是高渐离筑中灌铅,乐器充兵器,艰难地实施了第二次攻击。

不知道高渐离举着筑扑向秦王时,他究竟有过怎样的表情。那时人们议论勇者时,似乎有着特殊的见地和方法论。田光向太子丹推荐荆轲时曾阐述说,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那时人们把这个问题分析得入骨三分,一直深入到生理上。田光对荆何的评论是: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

我无法判断高渐离脸上的颜色。

回忆着他们的行迹,我激动,我更怅然若失,我无法表述自己战粟般的感受。

高渐离奏雅乐而行刺的行为,更与燕国太子的事业无关。他的行为,已经完全是一种不屈情感的激扬,是一种民众对权势的不可遏止的蔑视,是一种已经再也寻不回来的、凄绝的美。

我们对荆轲故事的最晚近的一次回顾是在狼牙山,八路军的五名勇士如荆轲一去不返,使古代的精神骄傲地得到了继承。有一段时期有不少青年把狼牙山当成圣地。记得那时狼牙山的主峰棋盘砣上,每天都要风扬着好多面红旗,从山脚下的东流水村到陡峭的阎王鼻子的险路上,每天都络绎不绝地攀登着风尘仆仆的中学生。

我自己登过两次狼牙山,两次都是在冬天。那时人们喜欢模仿英雄。伙伴们在顶峰研究地形和当年五勇士的位置,在凛冽的山风呼啸中,让心中充满豪迈的激情。

不用说,无是刺客故事还是许由故事,都并不使人读了快乐。读后的体会很难言传。暗暗偏爱它们的人会有一些模糊的结论。近年来我常常读它们。没有结论,我只是喜爱读时的感觉。那是一种清冽、干净的感觉。他们栩栩如生。独自面对着我们,我永远地承认自己低下。但是经常地这样与他们在一起,渐渐我觉得他们的精神所熏染,心一天天渴望清洁。

是的,是清洁。他们的勇敢,来源于古代的洁的精神。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读到的了,有一个故事:舞台上曾出过一个美女,她认为,在暴政之下演出是不洁的,于是退隐多年不演。时间流逝,她衰老了,但正义仍未归来。天下不乏美女。在她坚持清洁的精神的年月里,另一个舞女登台取代了她。没有人批评那个人粉饰升平和不洁,也没有人忆起仗义的她。更重要的是,世间公论那个登台者美。晚年,她哀叹道,我视洁为命,因洁而勇,以洁为美。世论与我不同,天理也与我不同吗。

我想,我们无权让清洁地死去的灵魂湮灭。

但她象征的只是无名者,未做背水一战的人,是一个许由式的清洁而无力的人,而聂政、荆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他们是无力者的安慰,是清洁的暴力,是不义的世界和伦理的讨伐者。

若是那个舞女决心向暴君行刺,又会怎样呢?

因此没有什么恐怖主义,只有无助的人绝望的战斗。鲁迅一定深深地体会过无助。鲁迅,就是被腐朽的势力,尤其是被他即便死也“一个都不想饶恕”的人们逼得一步步完成自我、并濒临无助的绝境思想家和世术家。他创造的怪诞的刺客形象“眉间尺”变成了白骨骷髅,在滚滚的沸水中追咬着仇敌的头——不知算不算恐怖主义。尤其是,在《史记》已经留下了那样不可超越的奇笔之后,鲁迅居然仍不放弃,仍写出了眉间尺,鲁迅做的这件事值得注意。从鲁迅做的这件事中,也许能看见鲁迅思想的犀利、激烈的深处。

许由故事中的底层思想也在发展。几个浑身发散着异端光彩的刺客,都是大时代中地位卑贱的人。他们身上的异彩为王公贵族所不备。国家危存之际非壮士们无人挺身而出。他们视国耻为不可容忍,把这种耻看成自己私人的、必须以命相抵的奇辱大耻——中国文明的“耻”的观念就这样强化了,它对一个民族的支撑意义,也许以后会日益清晰。

不用说,在那个大时代中,除了耻的观念外,豪迈的义与信等传统也一并奠基。一诺千金,以命承诺,舍身取义,义不容辞——这些中国文明中的有力的格言,都是经过了志士的鲜血浇灌以后,才如同淬火后的铁,如同沉水之后的石一样,铸入了中国的精神。

我们的精神,起源于上古代的“洁”字。

登上中岳嵩山的太室,有一种可以望尽中国的感觉。视野里,整个北方一派迷茫。冬树、野草和毗连村落还都是那么纯朴。我独自久久地望着,心里鼓漾着充实的心情。昔日因壮举而得名的处处地点都安在,大地依然如故。包括时间,好像几千年的时间并没有弃我们而去。时间好像一直在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以及我崇拜的烈士们。我仿佛看见了匆匆离去的许由,仿佛看见了聂政的故乡深井里,仿佛看见了在寒冷冬日的易水河畔,在肃杀的风中唱和相约的荆轲与高渐离,仿佛看了山峰挺拔的狼牙山上与敌决战的五壮士。

中国给予我教育的时候,从来都是突兀的。几次突然燃起的熊熊烈火,极大地纠正了我的悲观。是的,我们谁也没有权利对中国妄自菲薄。应当坚信:在大陆上孕育了中国的同时,最高尚的洁意识便同时生根。那是四十个世纪以前播下的高贵种子,它百十年一发,只是显形问世,就一定以骇谷的美久久引起震撼。它并非我们常见的风情事物。我们应该等待这种高洁美的勃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