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钱先生把“经济的民族主义”认做需要统制经济的主要原因，而统制经济的要求又是独裁“无可幸免”的主要原因。我们对于这段理论颇怀疑作者未免忽略了一些同样重要的事实。（一）“经济的民族主义”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的；全世界有此资格的，只有美国、俄国、不列颠帝国，这三国在天然富源上和经济组织上，都充分够得上“经济的民族主义”的资格。其次是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他们都受天然或历史的限制，原料的供给远不能比上述的三国，他们的高度工业化是很大的努力的结果。然而他们的“经济的民族主义”，正因为不能不用侵略或倾销一类的方法来补救天然的缺陷，都成为国际战争的地雷，将来一触即爆发，现在正不知能支持到若干时日。这七国之外，世界无一国能有“经济的民族主义”的资格——中国包括在内，因为中国是地大而物不博的，重工业的发展是很少希望的——所以钱先生的议论的适用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二）在欧洲已有一些小国家试行了各种自由组合的合作制度，如消费合作、生产合作、运输合作等，他们的成绩是很好的，而他们的方法并不是独裁政治之下的经济统制。这些方法当然也可以算是计划的经济，只不需要独裁的政治而已。（三）英美民治国家在近年也有走上计划的经济的倾向，但这几年的事实都能使我们明白英美的计划经济（除战时非常状态外），大概不会走上意俄的方式；也不是钱先生所推测的“智识阶级及资产阶级（旧日的统治阶级）的联合独裁”；而或者是一种智识阶级、资产阶级、劳动阶级三方面合作的社会化的民主政治。英国近三年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一年多的罗斯福“复兴政策”都不是撇开劳工的；在英国的工党当然已是统治势力的一部分了；就在美国，复兴政策的精神正在用政府的力量使劳工势力抬头，劳工的力量是政府制裁资本家的重要工具的一种。美国的政治向来受18世纪的分权论的影响过大，行政部门太受牵制，所以去年国会骤然将大权授与总统，就使世界震惊，以为美国也行独裁制了。但这种大权，国会可以随时收回；国会不收回时，每两年人民可以改换国会，每四年人民可以改换总统：罗斯福的背后绝没有棒喝团或冲锋队可以维持他的政权不倒的。所以这种政治不能算是独裁的政治，只是一种因社会化的需要而行政权力高度增加的新式民主政治而已。（四）我们不要忘了，英美近年的行政权增高与计划的经济的运动，都是为了要救济国内的经济恐慌，不是为了“经济的民族主义”的推进，更不是为了“预备民族间的斗争而起”。
总之，钱先生的概论部分，我们初看了都觉得很动人，细看了就不能完全叫人心服。他把“民主政治”的定义下得太狭窄了，所以他不能承认欧战后的民治主义的发展。他又把“经济的民族主义”看得太普遍了，故武断“不论在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免统制经济，也就不能幸免独裁的政制了。
最后我要讨论他的中国需要独裁论。……他所以主张中国需要独裁制度，为的是要沿海各省的工业化。这个理论是很短见的。第一，沿海各省根本上就很少具有工业区域的基本条件的，如煤铁产地等。第二，在现时的国际形势之下，一个没有海军的国家是无力保护他的沿海工业的。所以翁文灏陶希圣诸先生都曾主张要建设内地的经济中心。第三，中国的工业化，不能单靠政府权力无限的增加。无限的权力不能凭空添出资本、不能随便印纸做现金、不能从空中生出许多必需的专门人才来、不能在短期中征服一个放任惯的无政府态度的民族习惯。钱先生的中国独裁论，我们不能认为有充足理由的。
蒋廷黻和吴景超
第二篇是蒋廷黻的《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八十三号）。大意说：中国必须有一个中央政府。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他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破坏统一的就是二等军阀。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中国人的私忠既过于公忠，以个人为中心比较容易产生大武力。他主张武力统一，并且认为“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他的理由有三：“第一，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市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专制区域行到另一个专制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大专制势必取消各地小专制，不然，大专制就不能存在。从人民立场看起来，他们的真正敌人也是各地的小专制。正如英国的都铎、法国的波旁、俄国的罗曼诺夫，他们专制的对象是各地的诸侯，直接压迫人民的也是各地的诸侯，所以君主专制在这些国内曾受人民的欢迎。我们简直把中国政治认错了。我们以为近二十年来想统一中国的人如袁（世凯）、吴（佩孚）等把人民作为他们的敌人。我们未免自抬身价了。严格说来，我们不配做他们的敌人，因为我们有什么力量呢？我们实际也不愿做他们的敌人，因为我们并不反对统一。统一的敌人是二等军阀和附和二等军阀的政客。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联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③。士大夫阶级反对专制的议论，不是背西洋教科书，就是二等军阀恐惧心、嫉妒心的反映。中国现在专制的对象不是人民，是二等军阀。从人民的立场看，个人的大专制是有利的。第二，我们以为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破坏统一的就是二等军阀，不是人民，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他们既以握兵柄而割据地方，那么，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中国人的私忠既过于公忠，以个人为中心比较容易产生大武力。这个为中心的个人必须具有相当的资格，以往当局的人及现在当局的人是否具有这种资格，那是人的问题；我这里所要讨论的是制度的问题。适之先生引《民报》驳《新民丛报》的话来为难我，说：’开明专制者待其人而后行。‘他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中国今日有无其人，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们要注意，我所注重的是能统一中国的人；’开明‘是个抽象的名词，恐怕各人各有其界说。我们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凯及吴佩孚一流的人物，离统一的目的，仅功亏一篑了。第三，不少的读者对于我的《革命与专制》一文要问：两千年来的专制不济于事，再加上一短期的专制就能济事吗？两千年来，中国有朝代的变更，无政制及国情的变更，因为环境始终是一样的。现在外人除加在我们身上极大的压力以外，又供给了我们科学与机械。这两个东西不是任何专制政府所愿拒绝的、所能拒绝的。就是政府完全无为，只要它能维持治安，这两个东西就要改造中国，给她一个新生命。”蒋廷黻主张来个“个人专制”，并说中国今日有无能个人专制之人，他不知道，其实，他似乎是知道的，那就是蒋介石。蒋廷黻这种言论，正是为蒋介石“个人专制”打底子啊！
蒋廷黻文中最荒唐的立论，是他所谓“中国现在专制的对象不是人民，是二等军阀”之说。他不知道，“二等军阀”给消灭了，难道就不轮到“人民”来受“头等军阀”“专制”之害吗？狮子吃了狼，羊就可以过太平日子吗？
第三篇是吴景超的《革命与建国》（《独立评论》第八十四号）。文中说：“总之，我们根据中国历史的分析，革命实力三个时期，现在还是一个群雄割据的时期，说不上建国的大事业。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统一问题。国家统一之后，一切的建设计划才能实行。”“在群雄割据的时期内，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结论是：“我很赞同蒋廷黻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基本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胡适指斥“头等军阀”
1934年1月14日，胡适写《武力统一论——跋蒋廷黻吴景超两先生的论文》（《独立评论》第八十五号），表示意见如下：
……蒋先生所要的“专制”，原来并不是独裁的政治制度，原来不过是希望一个头等军阀用武力去打倒一切二等军阀，原来就是吴先生说的“武力统一”……
我们先要温习一点现代史，先要记得武力统一是在这二十余年中已做到好几次的了。民国三四年的袁世凯，岂不是做到武力统一了？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完成时，又岂不是做到统一了？蒋廷黻先生也曾说过：
我们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凯及吴佩孚一流的人物，离统一的目的，仅功亏一篑了。
我们何不更进一步问问：袁世凯及吴佩孚，以至于民国十七八年的蒋介石，为什么离统一的目标终于“功亏一篑”呢？是不是因为这几个人的武力不够大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专制还不够专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呢？究竟这“一篑”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蒋先生说：
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联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
这是说二等军阀。他又说：
士大夫阶级反对专制的议论，不是背西洋教科书，就是二等军阀恐惧心、嫉妒心的反映。
这是说士大夫阶级。我们要问蒋先生：那抓住中央政权的头等军阀有没有失政，应不应负一部分责任呢？在那些“西洋教科书”还没有出世之前，司马氏父子三代平蜀平吴，做到了武力统一，为什么不上二十年，就闹成“八王构兵”“五胡乱华”，闹得中国分裂到三百年之久呢？隋朝的杨氏篡周平陈，统一了中国，为什么也不到二十年，就闹到群雄蜂起、天下分裂呢？远史且不谈，袁世凯的“功亏一篑”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手下的梁士诒一流人应负责任呢？吴佩孚的“功亏一篑”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所拥戴的曹锟一党也应负责任呢？
最可惜的，自然是民国十七八年的统一局面的崩坏。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真是能号召全国感情的一件空前大壮举：许多少青年人的投考黄埔军官学校，更多少青年人在各地的秘密活动；还有许多中年老年人也受了那个运动的震荡，都期望它的成功：那种精神上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史上的绝无仅有的。如果民国十五年（1926）的一些幼稚举动引起了士大夫与商人阶级的疑虑，至少在南京政府成立以后，绝大多数人的心理是赞助新政权并且渴望统一的。在那个全国精神上一致的大运动之下，张作霖也不能不退出关外，张学良也不能不承认新政权。民国十七八年的统一，不是全靠武力的，是靠那武力背后的全国比较的一致的新精神——可以叫做新兴的民族主义的精神。
然而这个新统一的中国是怎样又破碎了呢？破坏统一的罪恶是不是全在“二等军阀和附和二等军阀的政客”呢？是不是因为士大夫阶级读死了西洋教科书因而反对专制，所以助成统一的崩坏呢？是不是头等军阀也应该分担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的责任呢？是不是那些不背西洋教科书而梦想个人专制的政客党员也应该分担不少的责任呢？
说起“二等军阀”，我们应该还记得，两个月削平了桂系，六个月打倒了阎冯，似乎二等军阀也算不得怎样难对付。可是当日那些最可怕的二等军阀打倒之后，统一在哪里？和平又在哪里？今日割据的局面是不是比民国十七八年减低多少了吗？福建的变局不用说了。冯玉祥倒了；起来的是韩复榘宋哲元等。阎锡山倒了；现在又在娘子关里努力他的模范省了。桂系倒了；现在李宗仁白崇禧又在广西第二次造成他们的模范省了。四川的割据如故，云南贵州的鞭长莫及如故。广东是比李济深时代更独立了。难道我们到了今天还只能提出一个“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的方案吗？
“武力统一”，“用更大的武力打倒二等军阀”，这种理想，当然有人在那儿梦想实现的，用不着我们去教猴子上树。我们的责任是要研究这条路究竟走得通不，是要看看是不是真的“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没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
老实说，我不信武力统一是走得通的路。我的理由是，其实蒋廷黻先生已代我说过了。他说：
毛病不在军阀，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
他说的“意态”是说“中国人的头脑里有省界”；他说的“物质状况”是说“中国人的穷”。然而蒋先生却又主张“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是用武力打倒二等军阀，难道武力统一就可以破除“中国人头脑里的省界”，就可以打倒“中国人的穷”了吗？既然“毛病不在军阀”，蒋先生如何又说“统一的敌人是二等军阀”呢？
我要套用他的话，说武力统一所以行不通：
毛病不在军阀，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