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将本于胡适“遗赠”而取得的著作权，转过头来，又以“赠与”方式转赠给江冬秀，目的无非是想使它发生“民法”第1208条的效力，就是：“遗赠抛弃时，其’遗赠‘之财产，仍属于遗产”，用来使“中央研究院”就此再“赠与”的行为，承认江冬秀对著作权继承的复活；进而使“内政部”承认江冬秀对于已丧失的著作权继承，业因“民法”第208条“中央研究院”抛弃“遗赠”而复活。
但是这种一相情愿的想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因为“中央研究院”对于既经接受胡适遗嘱所为的“遗赠”，依法理是不得复为主张“抛弃”的。这一法理，依据有三：
一、德国民法第2180条第1项明定：“受遗人，对于遗赠已为承认者，不得拒绝。”
二、日本民法第989条明定：“遗赠之承认或抛弃，不得撤销之。”
三、德日两国民法的规定，是以自罗马法以来“已取得者，不得拒绝”的法谚为基础。
“中央研究院”本于胡适遗嘱所受的“遗赠”，既然已为“承认”的意思表示，上溯至“1963年4月16日”江冬秀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签字之日起，下推至“’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依公证书复为赠还之日止，本早已有三年八个月之久的定形，双方全无间言，何能于江冬秀一按铃申告，就将三年八个月的事实推翻，将受之“遗赠”者，复为“赠与”之璧还，以示对于“遗赠”的抛弃？这样的出乎尔者反乎尔，又成何体统呢？如果这样而可被认为合法，则世间法律行为将永无确定之日了！权利义务相对人以及第三人间的关系，也将随时有被动摇之虞了！这还成为什么世界呢？
无法无天又无知
至于所谓证人王志维所说，“属于’中央研究院‘之公产，但著作版权版税部分本来就是属于胡太太的”一怪说，也是法律上的另一笑话。为什么呢？
原来自罗马法以来，就有“不得将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法谚，所谓“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就是“本非自己所有的权利”，或“所有，却不如所让与者等大的权利”，是不能让与他人的。如果胡适遗嘱第四条的“遗赠”，根本不包括著作权在内，那么“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在“’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请求公证的转让契约中，竟以“胡适著作权”为赠与的标的，岂不是“中央研究院”以“大于自己所有”“非自己所有”的权利给人了吗？岂不是等于“将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了吗？这不是笑话吗？
另一方面，若不认胡适遗嘱第四条的“遗赠”包括著作权在内，则当“中央研究院”对江冬秀做“胡适著作权”的转赠时，就是“将无作有”的虚惠了。对于“将无作有”的虚惠，江冬秀根本可用她根本没有丧失著作权相辞谢，但她不辞而受，反证她当时承认著作权已因“遗赠”而丧失，所以“中央研究院”再回头“璧还”她时，她就受之不疑了！
“中央研究院”赠之不以为僭，江冬秀受之不以为疑，证明胡适著作权，“中央研究院”确曾得之于前，因而江冬秀可以受之于后！
强词夺理也许可以原谅，但是强词夺理否认一事，便须连带否认两事：既否认胡适遗嘱第四条不包括著作权在内，就得连带否认“中央研究院”曾以著作权转赠江冬秀，就得连带否认江冬秀曾接受“中央研究院”对于著作权的转赠。但是由于“’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转赠胡适著作权是公证行为，已载之公文书，双方都不容否认，既然都不容否认，却争执遗嘱第四条“遗赠”中不含著作权在内，这不是笑话，又是什么呢？
在江冬秀按铃申告的过程里，当他们发现“抛弃已承认的遗赠”，不免在法律上触礁时候，他们真的不惜否认起胡适曾以著作权“遗赠”给江冬秀以外的单位了，真的不惜否认起以前签字仪式所完成的一切法律手续了！——江冬秀是村妇，她可以什么都不懂，但是在背后煽火的人，也未免太无法无天又无知了！
“内政部”蒙混舞弊
江冬秀既从“中央研究院”非法取得著作权、从法院非法取得公证书，于是，国民党一贯作业的程序，便快马加鞭，衙门换衙门，从“中央研究院”转到“内政部”。于是，江冬秀一扭一拐地到了“内政部”，要执照！
现在看“内政部”怎样配合。
“内政部”首先快马加鞭，给了《胡适文存》等九种著作权执照，但是，这是很令人起疑的，因为所谓大陆时代原始著作权执照的号码，据江冬秀当庭陈述，说早都丢了，因此，这些号码的来源，就不是江冬秀所能提供的了。但若是“内政部”提供的，显然就有可疑的号码。以《胡适文存》为例，说是“二十三年（1934）10月30日”发的，执照号码是3674，但是据我查证所得，3674的号码根本不是《胡适文存》的，《胡适文存》的号码该是524，日期该是“十九年（1930）7月7日”，这种蒙混舞弊，又怎么说呢？何况，《胡适文存》在登记上的“著作权所有人”，明明是“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根本不是胡适，更别提什么江冬秀了，这又怎么说呢？这是“内政部”蒙混舞弊的第一点。
并且，同一个“内政部”，早在“1961年4月25日”，曾以“台（50）内著字第57976号”通知“台南大东书局”，说：“查《胡适文存》一书，尚未向本部申请著作物注册！”现在江冬秀竟把《胡适文存》列为九种注册著作物之一，这就与同一个“内政部”“台（50）内著字第57976号”通知矛盾了！查1928年5月14日的著作权法，第四条明定“著作权归著作人终身有之”，后来修订，相沿不改。胡适死在1962年，他死后，遗嘱把著作物给了台湾大学，台湾大学并没登记，所以“内政部”纵使“台（50）内著字第57976号”通知中所说有误，与胡适死后著作权消失的时间也接近首尾相连，“内政部”明知《胡适文存》无案底之可言，却给江冬秀方便，这又怎么说呢？这是“内政部”蒙混舞弊的第二点。
此外，九种著作权执照，经江冬秀单独以己名为继承著作权注册者六种（原卷“证十七”《胡适文存》、“证十八”《短篇小说第二集》、“证十九”《尝试集》、“证二十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证二十四”《词选》、“证二十五”《戴东原的哲学》）；与他人共有著作权注册者三种（“证二十”《庐山游记》、“证二十二”《哲学的改造》、“证二十三”《淮南王书》），这九种著作权执照，在原始提起的证据中，均欠缺“内政部”印，直到第二次庭讯中，才经补盖遮掩，对已经送达的文书这样处理，是十足的伪造文书行为，这又怎么说呢？这是“内政部”蒙混舞弊的第三点。
总之，“内政部”明知胡适著作权或根本不在胡适名下，或因胡适死亡而消失，或因已属“公产”而不能转赠私人江冬秀，却为了配合国民党的一贯作业，擅发执照给江冬秀，这种朋比为奸，是休想遮盖得了的！
轮到法院来了！
就这样的，江冬秀终于以最快的速度，从“内政部”拿到执照，一扭一拐地，送到法院里。现在轮到法院参加一贯作业了！
法院面对的，是一片“法律不溯既往”原则的考验。著作权法第一项，明指著作物经申请而“注册后”，其权利人始得对侵害人提起侵害著作权之诉；同条第二项，明指在“经申请”而尚未获得执照之前，亦得对侵害人提起侵害著作权之诉。两项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是指“经申请已获注册领有执照”而言，后者是指“虽未核发执照，但已提出申请”而言，两者所同的是必须已经为著作物注册的申请后，始有权利对他人提起侵害之诉，因为诉讼必基于“权利”的存在，在他人发行书籍之前，告诉人根本尚无“权利”的存在；在他人发行书籍之后，纵使告诉人取得“权利”，也不能对取得“权利”以前他人的发行行为提起告诉，因为这是“法律不溯既往”原则，文明人是谁也不敢违反的。
所以，纵使江冬秀以“中央研究院”的“赠与”来撑腰，而使她的著作权继承复活，这项复活行为，也应该直至“1967年1月11日”“内政部”给她申请收据之日方才起算。“1967年1月11日”，早已在“1966年6月”发行《胡适选集》之后，自不能以其后取得的权利“溯及既往”，来提起告诉。
但是，这个岛上的法院，显然对“宪法”第八十条“超出党派以外”的要求，还是有待“共识”的。在“五十六年度上易字第3797号”地院判决里，和“六十年度上易字第1951号”“高院”判决里，漠视“法律不溯既往”原则的痕迹，就处处可见。最后判决《胡适选集》要没收、要销毁其制版，一切都不容分说，也不顾及证据法则了！
后话
国民党和它同路人，用《胡适选集》案来封杀胡适思想、来打击流传自由思想的人，从台湾大学到“中央研究院”、从转让契约到赠与公证、从继承注册到按铃申告、从舆论围剿到法律封杀……全套作业是快慢随意的，是声应气求的，是用胡夫人打头阵用未亡人削群雄的。整个作业的流程，的确阴险而利落。如今，十七年过去了，我回想这由我一心编出来的《胡适选集》，一手搅出来的头条大案，一身惹出来的——如胡秋原所说的——“一面对抗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一面进行进一步的卖国匪谍活动”，真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花了一天的时间，我写了这篇文字，并且毫不客气地公布了许多文件与内幕。毕竟我这“文化基督山”是可怕的对手，我会等待十七年，然后花十七个小时，去把敌人清算进历史。乡愿们老是劝人“往者已矣”，但是正义之士却总爱“温故知新”，正义之士是永不健忘的，健忘是对正义的一种亵渎。为了不使正义蒙尘，我们必须学会要永不停止地揭发真相、揭发真相、揭发真相。在真相的光照下，使我们流芳百世，使他们遗臭万年——在齐的太史、在晋的董狐，他们干的，不就正是这种事吗？
1983年2月2日夜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