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起哄的风波里，真正的核心震央地带，是来自“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的人，尤其是其中的徐高阮。徐高阮是出身左派的健将，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后，投降国民党，在“中央研究院”做副研究员，可是写不出学术论文。李济等学阀大概知道他的背景，不敢惹他，让他管图书室。他有突发性狂怒症，发病时甚至将书架推倒，根本不是正常的人。虽然如此，他跟“情报局”“调查局”“总政治部”等衙门，都有炙手可热的关系，所以经年累月全无学术研究，却能整天写文章诬指谁是卖国者、是匪谍、是这个、是那个，以打击自由主义者为职志。这个人表面上是拥护胡适先生的，骨子里却希旨承风，完全是情报人员、政工人员的路线。所以，真正反对胡适思想流传的，就是这种胡适纪念馆卧底的人！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打击《胡适选集》高潮时徐高阮的言论。1966年12月24日的国民党《联合报》上，有这样的访问：
一部分社会人士颇关切《胡适全集》的事，但徐高阮说，他不认为出版《胡适全集》是一件迫切急要之事，因为出版《胡适全集》并不一定是纪念胡适博士最好的方法。
这是什么心态呢？以心怀这种态度的人，去主持胡适先生著作的出版、全集的出版，我们能不恍然大悟吗？
国民党帮忙追造证据
正因为带头的人心态如此，所以《胡适选集》在他们眼中，竟是“恶行”，是“图财害命”，是非“销毁”不可的东西，他们不知道：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这里！因为胡适先生生前既然“歆羡”别人全集的出版，并且冀望他自己的全集能够在死后印出，真正尊敬并怀念胡适先生的人，就不可不努力达成他的心愿。应该知道：发扬并流传胡适先生思想这一件事，是最主要的一件事，至于由谁来发扬流传、由谁来出名得利（如果有名利可得的话），根本都属于小焉者也、根本都是余事。
胡适先生生前筹印陈独秀先生的遗集，重刊罗尔纲先生的著作，没有人会说他的动机是出名得利，或说他“非法侵害他人著作权”。胡适先生以博大的观点来发扬并流传朋友们的著作，同时也以博大的观点来处理他自己的著作：他从未反对过别人发扬和流传他的文字。胡适先生深信他的“社会的不朽论”，他知道他不属于他自己、不属于他的亲人，他属于这个他所贡献的国家，并不断提出他的贡献。所以，反对《胡适选集》的人，根本就是舍本逐末的、不懂情理也不懂法律的。徐高阮的反对，当然更有阴险的意义，那就是借胡夫人之刀，不露痕迹地真正阻止胡适思想的流传，因为胡适思想是国民党思想的敌人，是情报人员、政工人员必欲铲除而后快的敌人。阻止胡适思想，能够借胡夫人之刀，来个釜底抽薪式的解决，岂不正是上上之策吗？
于是，轰动一时的《胡适选集》案，便在1966年12月25日胡夫人的按铃申告下，如火如荼起来了。
国民党官方介入这一借刀杀人的讼案，以阻止胡适思想的流传，最明显的手法是：
一、违反胡适遗嘱，由台湾大学把权利转赠中央研究院后，再化公为私，由“中央研究院”转赠胡夫人，使胡夫人有了证明书；
二、胡夫人凭这证明书向内政部申请著作权；
三、再由内政部违反不得申请注册的规定，硬在1967年2月13日，发给胡夫人二十五年的权利执照；
四、最后由胡夫人拿执照告人。
所以，胡夫人取得告人的资格与证据，都是《胡适选集》出版后才高速赶造成的，这些资格和证据，都是违反法律上基本常识与原则的。但是，国民党不管，国民党的法院也不管，无知而糊涂的乡下妇人胡老太也不管，在胡夫人吵着“要见总统”的配合下，国民党和胡夫人终于借着所谓法律，达到了封杀《胡适选集》的目的。
最好笑最好笑的
在胡夫人按铃申告后第六天，共产主义青年团出身的“闽变”分子胡秋原，在“立法院”里提出质询。胡秋原说：
……盗印胡适先生著作一事，非一单纯侵害人民权益问题，而实若辈一贯祸国阴谋之一种烟幕，亦即若辈过去五年来假借胡适先生名义，进行卖国匪谍活动阴谋之重新使用。最近……（编者略）一个反中华民国的攻势已由四面八方开始。所谓“中国问题小组”、所谓“复国运动同盟”、所谓“新台湾独立运动”、所谓“保护殷海光运动”已在华盛顿、东京、香港等地开始……适于此时盗印《胡适选集》，既非尊敬胡适（因若辈早已诽谤之），亦非借以图利（因若辈不缺乏金钱），而系借盗印《胡适选集》，以散乱胡适著作之整个精神，并大假借胡适博士之名，一面对抗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一面进行进一步的卖国匪谍活动……
由这种国民党的文宣大将如此公然罗列罪状、公然如此“请政府正式调查”，国民党的基本态度是什么，也就不辩自明了！
当然啦，所有的所谓罪状都是好笑的，但是其中最好笑最好笑的，我却觉得是所谓出版《胡适选集》是“散乱胡适著作之整个精神”之说，这真是天下第一怪说。我实在不懂为什么出了一个人的选集，就散乱了他的“著作之整个精神”？如此怪说若能成立，则胡秋原自己就该一出道就出版全集才对，否则这样零星为文，岂不把他自己给“散乱”了？罗织别人竟不用脑筋如此，我真为国民党的文宣大将悲哀！
如此道德，如此谴责
如今，十七年过去了！死不瞑目的胡适先生已墓草久宿，大骂“死鬼胡适之呀！”的胡夫人也蒙主宠召；尸居余气的“中央研究院”一片死寂；告朔饩羊的胡适纪念馆也蛛网成灰。十七年了，十七年的岁月，使《胡适选集》成了历史的陈迹，可是胡适全集的呼声，却在我心头一再响起。那些老太太、那些老头子，那些门生故旧、那些伪善学人，十七年来，他们除了排斥《胡适选集》外，又为胡适全集做了些什么事呢？又为“胡适著作之整个精神”做了些什么功德呢？没有！完全没有！一点也没有！
“中央研究院”的两名院士（陈槃、高去寻），十七年前联名发表谴责《胡适选集》的信的，当年曾经伪善地说：“暂且抛开法律不说，在道德立场上，这种行为必须要加以谴责。”（1966年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如今，十七年过去了，如果出了《胡适选集》该构成谴责，那么十七年后还出不来胡适全集该不该谴责呢？如果流传胡适思想竟在你们所谓的“道德立场”上站不住，那么胡适死后二十一年的今天，你们不在流传上做任何事，又是哪一种站得住的道德呢？
花了十个小时，我终于写完我蓄意想写的这篇文字，写到结尾，我又想起“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的话。从胡适先生的身后事看来，他的“交友”，其实只获得自祸其身；他的不朽，还有待于所求之士的发扬。
整个《胡适选集》的故事，是一篇人情冷暖的故事、一篇政治斗争的故事、一篇李敖“借一千，还十万”的侠义故事。我把这故事发表出来，盼对崎岖的世道和已凉的人心，多少起一点坦荡而温暖的示范。
1983年1月31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