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怎样比较？
中俄的改革，有可比有不可比的。因此比较就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正确的比较’有利于借鉴人家的经验教训；比的不对，就可能做出不正确的解释和不正确的决策。正确的比较必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事物的内部联系出发。不正确的比较是简单、机械的比较，往往是用我们中国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做法、自己的理解去看俄罗斯的事情。
“8·19”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据说事件发生时，国内有的人兴高采烈，以为此举必成；但是三天后戈尔巴乔夫回到克里姆林宫，宣布控制住苏联局势，于是又有人感到“兵临城下”。我们先别评论这种从兴奋到沮丧的情绪，单说对苏局势的判断问题。按我们中国人的理解，既然干“政变”，哪有不成之理。我们对当时苏联情况并不十分了解。“8·19”当天早上，就有苏联人告诉我们，他们（紧急委员会）干不成事。苏联人对其中成员知根知底。后来事实说明他们说得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之一——当时的苏联总理帕洛夫举事之后就住进医院，避开了，而委员会的头，当时的副总统亚纳耶夫则在人家抓他时喝醉在办公室里。我们对当时的苏联军队也不了解。实际上此时苏军队伍思想也很乱’也多元化了。所以派去包围白宫的空降兵部队、阿尔法特种部队却站到叶利钦一边。“8·19”那天，我到克里姆林宫、红场一带看看，戒严部队在枪口插上玫瑰花，戒严圈以内他们也让我进去。第二天我又去，正好下小雨，戒严部队士兵没有穿雨衣，就随随便便躲到屋檐底下，他们的情绪也十分松懈，还冲着我喊，“给支烟抽吧。”这样的戒严部队，这样的“政变”，我们能理解吗？
对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也不好简单类比。
二、两国改革至今的结果
两国改革的结果一目了然。
经济上：
俄罗斯GDP比1990年下降40%，工业产值也下降一半，基本建设投资下降了7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者占居民总数的20%—25%，居民实际收入下降40%，全国工薪阶层一半的人不能按时领到工资或退休金。
而我国1978—1995年GDP年均增长9.7%，提前5年实现翻两番的目标。通货膨胀率年均7.3%八五”期间，城镇居民实际收人年均增长7.7%，农民年均增长4.5%。贫困人口在1978年为2.5亿，占世界贫困人口1/4；现在为5800万，占世界贫困人口1/20.
政治上：
苏联改革导致共产党丧权亡党，国家一分为十五，政局长期动荡不安，社会严重分化；在国际上沧为二流国家，西方将它当成小伙伴。
中国政局较稳定，香港顺利回归，社会主义民主比改革前有很大发展；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美日等国一些人散布“中国威胁论”是别有用心的，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强大。
三、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同的结果？
上述苏（俄）改革的结果主要是两个方面：国家解体，社会主义制度瓦解；经济严重危机。前一个结果主要指苏联时期，主要讲政治方面；后一个结果主要讲解体之后，主要讲经济方面，我们分开讲。
（一）为什么苏联改革导致国家解体、共产党丧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瓦解，中国则是另一种情景？
1、人们会说是因为苏联先改政治，后改经济，而中国先经后政。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如果讲改革的开始阶段，甚至和上述说法是相反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第一步提出“加速发展”战略，到苏共二十七大才提出“经济体制的彻底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受挫之后，在1988年6月，即在他上台3年之后的第19次代表会议上，才提出转向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的。
中国改革开始时才是先政后经的。打倒“四人帮”，批判“两个凡是”，平反冤案，解放老干部，都是政治。没有这个政治前提就没有紧接着的经济改革。
当然就改革的整体和长过程而言，可以说苏（俄）先政后经。中国着重抓的经济改革，使人民从改革中得到实惠，造成稳定社会、推动改革的强大的社会力量，使改革难以逆转。中国这么做，绝不是从一个什么公式出发，而是从各个时期的实际出发，因势利导，“摸着石头过河”。
苏联改革要靠经济启动也有其难处。他们改革开始时的经济状况与我国改革开始时是很不一样的。当时苏联一些经济学家发愁的是如何刺激起劳动者多挣钱的积极性，因为他们生活并不坏。中国则不同，我国改革面临着的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农村的改革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农民要求生路，冒险起来砸断人民公社这条捆住农民手脚的绳索。改革领导者的任务就是支持、引导他们的改革。
2、问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
中国不是从大规模进行经济改革之后就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了，而是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更要慎重，更要稳。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直接涉及许多人（特别是干部）的利益，权力的再分配会遇到很多障碍。再者，中国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服从发展生产力这个总目标，不搞“民主崇拜”；要符合三个标准：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问题还是在于怎么改。
戈尔巴乔夫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呢？
苏联改革的整个指导思想是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改革的对象被确定为“官僚阶层”，大批撤换干部，使改革找不到可以依靠的社会政治力量。
改革的手段和动力选择为：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抽象地说，“公开性”、“民主化”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度”。不讲限度，不讲原则，不考虑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不考虑可控性，其结果就不可收拾。几十年的内政外交问题一大堆，一股脑捅出来，引起社会爆炸，你怎么解决？你控制得了吗？你戈尔巴乔夫有这个驾驭能力吗？显然，戈尔巴乔夫没好好想过。
戈尔巴乔夫这么做的结果是丧失了两个东西，而召唤出两个东西。
失去的两个东西是党和作为社会经济的组织者——政府。不管这个党此时状况如何，它一直是社会稳定的力量。苏共是怎么毁掉的呢？
第一，不受监控的舆论抹杀社会主义70年的历史成就，使党被描绘成一无是处；
第二，删去宪法第六条，承认了多党制，就否定了党的领导地位；第三，通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确立总统制，削弱了党原有的权力；
第四，淡化了民主集中制，造成党内派别林立，组织涣散；
第五，党的联邦化，各加盟共和国党的中央自主权大了，其领导人不怎么在乎苏共中央了，国家的统一一下子失去了保障，解体难以避免了。
上述这五点，只是在说明苏联是怎样解体的，而绝不是说，苏联那种一党高度集权的体制；长期以来舆论一律，容不得一点不同声音的体制；苏维埃名为立法机关，实为“橡皮图章”的体制；名为民主集中制，实为极端集中制的组织制度；那种名为联邦制，实为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不该改革。问题是怎么改，难度自然是很大的。因为党的体制太僵化、太老化，积重难返了。
政府又是怎么不行的呢？机构精简太快，职能不断改变，官员撤换频繁。1986年苏联有82个部委，1989年5月是57个部委，后来留下了28个部委。
当时就形成了党不能管，政府不敢管，苏维埃又无力管的局面。1990年苏联粮食估产为3亿吨，最后实产1.8亿吨。丰产不丰收，因为社会经济工作无人好好组织和管理。
有人把戈尔巴乔夫靠搞大民主来清除“官僚阶层”同中国“文革”中靠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揭发阴暗面”，“踢开党委闹革命”相比，谓之为“半文化大革命”。但中国能够由乱到治靠的是三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的无与伦比的威望，“最高指示”传达不过夜，“执行不走样”；二是靠周恩来这样的忍辱负重的政府领导人苦苦支撑和运转国民经济；三是有邓小平这样的一批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高超的治国理政才干的老革命家危难受命、拨乱反正，使党和国家的命运转危为安。这三条苏联哪一条也没有。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失去两个东西的同时，召唤出两个东西：一是一个反对苏共的民主派；二是不可遏制的民族分立浪潮。这两个东西一出来，整个局势不可收拾，政治失控，经济失控，社会思想失控。党的丧权，国家的瓦解就不可避免了。
3、苏联的体制、政治思想状况等毕竟有别于中国。
第一，苏联式的一党制十分僵硬，毛泽东是不赞成他们那种一党制的。中国也是共产党一党执政，但还有其他几个民主党派来参政，还有各级的人民政协。中国政治体制比苏联有弹性，遇到大的政治压力便于因应。
第二，苏联受西方文化影响更大。除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外，历史上如民主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影响都比在中国影响更大。前面讲的“8·19”戒严的情况；1993年10月事件才过三五个月，叶利钦的政敌首领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就被释放了，这些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
第三，苏共历史错误比中共更重。伤人太多，长期以来又不善于像中共这样做深人细致的平反、甄别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来化解和钝化矛盾。社会矛盾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第四，干部队伍情况：比较正统的老布尔什维克，包括二战时的老红军战士此时均已老了，缺乏政治活力；此时占据苏联政治舞台中心地位的，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些人，许多都是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苏联处于“解冻”时期的大学生。1991年，戈、叶都是60岁。这里顺便提一句，东欧剧变时，像卡达尔、昂纳克、日夫科夫、胡萨克、齐奥塞斯库等都是在70岁上下的老人。铁托、霍查则在剧变前就过世了。社会的变迁，同政治家的换代不是没有关系的。
第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不足以完成苏联体制转型的历史重任。他实际经验欠缺，难以驾驭大局。他的个人品格上也有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不应有的缺陷和弱点，如优柔寡断、无远见、爱动摇，有时则气量狭小，不能容人。
（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为何导致全面的经济危机，而我国则出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我还不能全面讲清楚这个问题，只想主要从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来讲。
1、俄中选择的模式、方式均不同。
俄罗斯开始选择的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选择的改革方式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的内容是一次性的大范围的放开物价；紧缩银根，实行严厉的财政政策；大规模的私有化。
中国选择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类似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方式则是渐进性的。
不同模式的区别主要有所有制结构、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程度和方式以及社会保障政策三个方面。
选择什么模式和方式，要从国情出发。上述三个方面均属重要的国情。那么，俄罗斯这三个方面原来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激进的方式结果不好？
第一，苏联国有制水平极高，在工业部门差不多是百分之百。
第二，苏联计划经济搞了七十几年，计划的覆盖面极髙，几乎是无所不包的。这种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垄断程度很高。由于决策权的高度集中，企业的任务就是完成上级下达的计划，独立经营的能力很弱，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也很淡薄，要求它一下子就达到经济自由化能不乱套吗？
第三，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保障程度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老百姓长期享受着各种各样的补贴，要求急速的实行市场自由化，一下子把他们推向自由化的市场自谋生路，他们从经济上、精神上都难以承受。
第四，苏联经济基本上是封闭半封闭型的经济，对外经贸往来主要是在经互会国家范围内进行。苏东剧变后，经互会不存在了，苏联一分为15个独立国家，原来的生产专业化分工体系和协作关系遭到破坏，经济关系全乱了。俄罗斯不仅要建立国内的市场经济体系，还要同国外确立新的经贸关系，没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怎么行呢？
中国改革采取的是另一种模式和方式、道路。
我国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类似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
中国国大、地大、人口太多，承受不了不稳定的影响，首先受不了的当然是劳动大众，所以要一步一步来；
我国改革时经济水平很低，1978年人均GNP才230美元，工业化、社会化程度不高，第二、第三产业不发达，改革如出现波折，人民受不了；
我国的计划经济体系也比较完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难度甚大；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上到下，从领导到群众，观念的改变也有一个过程；
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别，改革需要逐步推进。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先农村、农业，后城市、工业；城市中则先轻工后重工；价格改革在较长时间里是双轨并存，逐步过渡；政府由直接管理到间接调控；对外开放由特区到沿海到内地波浪式地推进。我国的改革始终采取的是先试点后推广这一正确的老办法。
以物价改革为例，我国做得就非常成功。改革从提高农副产品价格起步，我们既要让农民享受这一改革的好处，又不能把改革的代价压在城市居民身上。为了避免改革引起的社会波动，我们发挥了政治思想工作的优势，先党内后党外传达文件，从上到下让党内外都明白为什么要改，怎么改，改的好处和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怎么对待？等等。后来我国也出现过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1993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13.2%，1994年为21.7%，1995年为14.8%），我们又采取了适度从紧的方针，既从紧控制通胀，又不要压发展速度压得太厉害。我们近年来实现了“软着陆”，出现了既高速发展，又低通胀的奇迹。既避免了一些国家经济起飞时高速发展+高通胀的“常规”，又没有出现原苏东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的低速度+高通胀的不良状态。
2、在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改革的突破口方面，俄罗斯与中国也不同。
中国正确地处理二者的关系。这里特别把注意力放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食品工业和轻工业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先农后工、先乡村后城市，先小后大，先次（指非经济主体部分）后主。还有人说是“先易后难”。其实先改的也并不“易”。
人们常问，苏联为什么不从农业开始？其实中国这一套也无法搬到苏联。国情不同嘛。苏联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4%；长期以来村社传统平均主义、集体主义、公有意识影响一直存在；由于地广人稀，要求农业有较高的机械化水平，建立私人农场成本很高；几十年来农民已习惯听喝的，独立经营能力和意识都差。而中国在合作化以前年轻力壮的农村小伙子，到改革开放时才是四五十岁的人，他们有单独干的意识、能力和条件。更何况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是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方，主要是温饱问题。
苏联确实一开始就碰大的，难的。结果是，两国的大中国企亏损面差不多（俄19%年企业亏损面为36.1%，我国也不低于此数），但我国靠农业、乡镇企业、个体和私人经济的发展，三资企业的发展，在大中企业效益不怎么好的条件下，整个经济还是高速增长。俄罗斯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3、俄罗斯为什么长期摆脱不了经济危机，生产长期上不去？按搞休克疗法的初衷，一次性放开物价，人们可以把钱投到利润高的产业来，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实际做的结果是不看好的企业（如国营企业）被“休克”了，而看好的产业也活不起来，为什么？
生产上去要投资，但休克疗法却是搞紧缩政策达六七年之久。
私人投资呢？靠私有化大发横财的有钱人并不关心生产，他们把钱存到国外去。
外资呢？外资对俄罗斯前景看不太清楚，不愿投资。从苏解体到现在（1997年初）。外资不到20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80亿左右。中国有那么多的爱国华侨投资，有个香港作为通往世界的门户，俄国没有。李嘉诚一人对内地的投资就达600亿港币，相当于俄吸引的直接投资的外资。
生产要上去，要投资，还要有市场。但俄消费市场萎缩。为什么？人民贫困，买不起东西。国产货销售也困难，竞争不过舶来品，进口的消费品占领一半的市场。
生产上不去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原因：不少社会精英忙于“抢国库”，通过私有化、股份化侵吞国家财产：政局混乱，忙于争权。叶利钦又频繁撤换政府官员。俄罗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班子来管理国家经济吗？
四、问题和前景
在做了上述比较之后，我们却不能以为中国一切都好，都对，俄罗斯改革一无是处。实际并非如此。
1、俄罗斯的改革按其制定的目标来看，是有进展的。
其一就是打破了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封闭式的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经济结构，迈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步伐。如价格体系已基本理顺。小私有化有成效，使生产有了新的成长点。大企业的股份化为经营机制的转换创造条件。居民对市场经济适应能力也在提高，政府的经济政策日益成熟。
其二是政治上建立了多党制，“议会民主制”、“权力制衡”体制，政治上框架大体就这样保持下去了。
2、中俄存在着词样的老大难问题。这主要有三：
其一是腐败的蔓延滋长问题。中国的情况大家熟悉，不再多说。俄罗斯更甚，据说有的企业要用一半的利润去行贿。求人办事，打通关系的红包大小按对方的级别高低而定。
其二，大中企业效益不佳问题。尽管中俄改革方向不同，但大中企业亏损面差不多。
其三，贫富差距大。在俄国社会中，10%的高收入者阶层的收人占居民的总收入的26%，10%的低收人者阶层的收入只占总收人的2.3%。我国在1994年最富者的20%占全部收入的50%，最穷者20%的收人只占总收入的4.27%。中国有100万百万富翁，俄有“新俄罗斯人”50万，月收入在1—2万美元，暴富者一半以上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将国有资产化为己有的。
3、资源问题。俄罗斯资源十分丰富，其发展前景不可低估。
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科技基础、文化教育水平等。中国这些方面比俄罗斯是有差距的。特别是自然资源，地、水、石油、天然气这些主要的自然资源我国比较短缺，而俄罗斯很丰富。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悲观，但也不能盲目乐观，要有忧患意识。
本文为1997年4月7日在香港大学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