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笔写“序”时，管人事的同志告诉我去办退休手续。这么说来，即使没到写人生“结束语”的时候，也该是告一段落了。也好，这个集子就是我奉送给家人、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和有兴趣的渎者的一件有象征性意义的礼物了。
这里集结了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公开发表第一篇论文开始至今的40余篇论文。内容涉及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外交。中心是政治，文化只是从反映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观念形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的，外交也是侧重于“政治”方面。
一
什么是社会主义？说它有几百个定义也不为过。人们对它的理解千差万别。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公平（或说平等），这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公认的。正是由于社会主义这一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才使它成为世世代代广大劳苦大众所追求、所向往的理想，才使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不同阶级和阶层之分以来，总是有一部分人处在受盘剥、受欺诈的地位，广大劳苦大众的这种处境使他们理所当然地自觉不自觉地憧憬一种自由、平等、公正、互助友爱的美好的社会制度。从两千多年前中国《礼记·礼运》篇对“大同”社会的精彩描绘、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对《理想国》的阐述，到400多年前英国人莫尔的“金书”——《乌托邦》、百多年前康有为“人类公理”——《大同书》，反映的正是人类的这种追求。正是这种追求、这种理想成为社会主义永不灭绝的深刻根源，成为革命、改革永无止境的动力。只是在19世纪20-30年代以前，还没有“社会主义”这个词罢了。
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发生？那絶不是个别领袖人物、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的意志的产物。认真了解、仔细回顾一下这些国家革命前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就会得出一个严肃的结论：这种革命是不应该受谴责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代表的是当时社会向前发展的要求，是当时工农大众的愿望。至于夺取政权之后怎么搞社会主义，那是另一回事。认为如果不发生那种革命，这些国家的发展或许会比现在要好，这实在可以说是一种“书生史观”。社会历史的发展确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虽然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是存在多种选择、多种可能性。但其中一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必有一些根本的原因在起作用。我们既不赞成“宿命论”，把一切简单地归于历史“必然性”，也不赞成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看成是偶然发生的。
革命后搞了社会主义又为什么出了那么多问题，使那么多人，包括原来真心实意跟着共产党走的人不满意，甚至导致社会主义在苏东国家一朝瓦解？说来话长，也许50年后对这个问题还会有争论。看来，还是搞得太快、太急、太过火了。本来基础就薄，经济文化落后，封建主义残余太多，民主传统太少或近乎零，就想一步登天，“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这一急，竟自觉不自觉地把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东西、农民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当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去实行。社会主义这个美好的词语于是遭到损伤。人们发问，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有过吗？这个质疑其实包含着对苏联模式的、对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的不满，即对贫穷的社会主义、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对破坏民主、践踏人权、束缚人的解放和发展的极左的政策的不满。仔细想想，这恰恰说明他们在追求和向往一种经济富足、政治民主、思想自由、人尽其才、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这里，人们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对社会主义的歪曲。
正是由于有了上述的这种对旧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不满，才有了后来的变革。不过苏联东欧国家与中国、越南等国变革的路子不同。在苏东那里，西方价值观影响深远，主张走西方道路的政治势力大，结果出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中国、越南等国共产党，则坚持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搞改革，且经济体制、模式已经转型。
改革了又怎么样？社会主义改好了吗？近年来，人们继续追问。这也正是我们要继续探索的问题。有趣的是这个追问本身又是说明社会主义观念深得人心，何以见得？
为什么改革了人们还有不满？我国对原体制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几乎用不着细加论证。我们不喜欢天天把“主义”挂在嘴上，更不喜欢把“主义”当成教条、棍子，用以打人；但“主义”还是存在的。从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发展是硬道理”，在一定条件下是对的，非如此不能打破原來的模式和体制，摆脱不了当时经济濒临崩毁边缘的困境，强调过了头、片面了，就诱发新的问题，再加上并不成文的“市场万能”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就导致了世紀之交的中国在“崛起”中出现了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官吏贪污腐化等严重现象，社会主义面临考验。人们追问社会主义还存在么，反映的正是工农大众对丧失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原则的忧虑。老百姓不言“主义”，不等于心中没有“主义”。事情的实质似乎是这祥。
我们再把目光扩展到全世界。今天的天下是如此的不公，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占有世界总收入的83%，而20%的最贫困的居民只占总收入的1.5%！俄罗斯一家杂志2000年曾列举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数字：发展中国家为了确保正常用水，每年需要投入90亿美元的资金，而欧美妇女每年买香水就要花120亿美元；世界上最富的225个人财产总额达到1万亿美元，而世界最贫穷的25亿人一年的总收入也不过这个数！既然今天的世界仍然是这样一个不平等、不公正、贫富如此悬殊的世界，要求摆脱剥削和压迫、消除贫困和愚昧，追求自由、公正、互助，实现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理想就有恒久的生命力。以为社会主义终结了，资本主义将永存了，实际上是对近现代世界历史的误解和不了解，也是对今天西方社会的片面看法。在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西欧，现在仍然主要是两股政治力量在较量：右翼的自由主义和左翼的民主社会主义。西方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不是又在向自由主义靠拢，寻找“第三条道路”吗？但它寻找的是现代社会发展在不断探索的主题，即公平与效率的结合点。这也正是当代东西方社会主义实践所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
只要人们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惟一正宗的社会主义这一思维方式、这一误区中走出来，把社会主义的涵义看得宽泛一些，就会看到，社会主义正是迄今为止广大劳动大众所追求的社会理想。试想想，古今中外，有多少人不赞成人间自由、民主、平等、公道呢？这不是社会主义的确切定义，但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这是有识有志之士，包括今天的思想理论界、学术界中矢志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的学者愿意为之献身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的思潮、运动、制度，不是什么“乌托邦”，它是死灭不了的。难处在于把这种美好的理想变成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一种可操作的社会体制，一种运转自如的社会机制。社会主义的科学化和制度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此，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是无止境的。这是一个艰难的事业，又是继承和发扬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高尚事业。坦荡荡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探索代表和表达他们的利益、要求和愿望的社会制度、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而不是惶惶戚戚、随风起倒、朝秦暮楚迎合讨欢这个或那个权势集团，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确选择。君不见，在产生苏联模式的故乡，那班盘踞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官僚特权阶层的大多数人，在社会转轨的大变动中，改旗易帜，一下子成了俄罗斯新的贵权分子。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立足的根基应该在哪里呢？
二
这个集子讲社会主义，主要集中在“政治”上。这也许是专业使然。我们那时上大学，专业的确定和毕业后的工作分配上，基本上是“包办婚姻”“先结婚，后恋爱”，且必须“白头到老”。我对“政治”，倒是情有所钟。毕业时，我特别想的是到某个地方去搞政策研究。留校任教后，从事的是国际共运史教学，后来逐步集中到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上。苏联剧变那一年，我在莫斯科大学访问。“8·19”事变时，我独自一人背着书包，打着伞到“重兵包围”的克里姆林宫周围察看形勢。那时，像我在一首打油诗上写的，我是“日行街市察民意，夜伏书案问列（宁）公”。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看法，苏联剧变的最核心的原因是政治问题，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弊端引发的，尽管这个“政治”有其深刻的经济和历史、文化根源。这样，近十几年来，我的学术的兴奋点就基本上集中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上。
这几乎是一个不由自主的过程。其中甘苦，业内皆知。我曾多次感叹：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研究比自然科学还难（领导同志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要有“四个一样”，1使社会科学工作者颇为兴奋，但这不也说明长期以来是“不一样”吗？而且从“不一样”到“一个样”也绝非一朝一夕的事）；社会科学中政治学科比其他学科还难；政治学科中研究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又比政治学中的其他领域还要难。
政治是什么？为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的研究最难？为什么平民大众中许多人对本应是最开明、最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却常常表现出冷漠、畏惧，反感甚至厌恶呢？究其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以前，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到一系列的政治行为在不少地方、在很长的时间里搞“左”了。政治被定义为仅仅是“阶级斗争”；而阶级半斗争是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政治斗争的中心就是“政权问题”，而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条件的不充足，想靠政治权力把社会主义搞上去，慢慢地，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变成就是巩固政治权力；一些人“念念不忘”的就是政治：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高举红旗，实际上“念念不忘”的是一个“权”字，即自己手中的权；对执政集团的任何一个观点、一项政策，如果不能保持“高度一致”，就容易被当成社会主义的“异己”，批判、斗争，甚至清洗、镇压，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形成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
“政治”的化解矛盾、协调利益关系的功能；社会主义政治的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保护人民、为民谋利的功能不见了。
这种极左的理论和政治行为，使得社会主义政治在老百姓心目中变得青面獠牙，恐怖血腥，面目可憎；政治好像是官场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那时，老百姓之于政治，躲之惟恐不及，还谈什么参政、议政、问政！“文革”发生前夕，我曾在京郊农村搞“四清”。在农业条件（肥料、农产品销售市场等）如此优越的地方，一个劳动日工分值两三毛钱。农民盼望的就是年终结算了，过年能买上半斤肉吃顿饺子。如此贫困的地方，人的价值那么低的地方，农民对“政治”也是那样提心吊胆，总是要叮嘱孩子千万别（在政治上）说错话，真是谈政色变。
平民百姓是这样，专以政治学为业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这祥，甚至可以说，越是了解“政治”的人，就越是知道政治的厉害，越是不敢越雷池一步。1995年5月，陈希同事件已见诸报端，我们北大政治学专业60级同学有一次返校聚会，大家谈兴正浓，很想探讨一下这个事件到底怎么回事，刚一提头，不知有谁说了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于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研究政治的人不敢谈论一下已公开的政治事件。此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之后，发生在素称有自由民主传统的北大。不知为什么，此事使我很长时间感到可叹可悲。在这种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在极左的政治氛围之中，政治实际上是少数人在神秘的帷幕后进行的。有权势的人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让你们讨论的。让你参与的“政治”还是有的，比如选举已经内定的大小领导人，但没有选择的可能性，因为没有差额；“热烈拥护”已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调门越高越对路；歌颂取得的成绩，夸大最好，但不要提缺点和不足，阴暗面可别乱捅……从上到下，人们只能当“歌德派'这种政治最后不能不走向它的反面。
难道政治领域中就没有可以拿出來公开讨论的学术问题吗？那个时候，不属政治领域的问题都拼命同政治挂上钩（搞好经济也是政治任务，教育、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等），还谈得上从政治领域中剥离出学术性问题吗？
那时的政治恩想教育，“文革”过后人们用简明的话描绘了它的特征：讲哲学是“讲空话”，讲政治经济学是“讲大话”，讲党史是“讲假话”，讲社会主义理论和共运史呢？怕也被说成是“假，大，空”了。这种说法当然不算全面，但确实说到那时政治教育的弊端。人家想听的你不敢讲，人家不想听的你没完没了地唠叨0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这也是政治学科名声不好的又一个原因。
极左的政治和政治教育恰恰是违背政治科学的。政治有规律可循吗？一些政治活动家实际上就不承认政治是一门科学。他们信奉权力即真理的信条。以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由有所作为变成为所欲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个人专权、个人崇拜、个人意志第一。结果酿成悲剧，甚至人头落地，受到“规律”的严惩。“规律”是什么？那才是真正的“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呢！所幸历史还是公道的。谁来作结论？人民群众。这就叫做公道自在人心。
至今还有一些人不太承认，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社会主义搞得不尽人意，首位的原因是政治问题：政治观点出了偏差，政治体制不健全，政治行为失范。经济没搞好，科技上不去，难道不是因为政治路线不端正？批“唯生产力论”，批“白专道路”，干都不让你干，经济、科技怎么能上去呢？这正说叫建设社会主义，搞好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首先要有正确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路线。
体制改革的实际也说明这一点。不少人说，中国改革是先经济后政治，苏联戈尔巴乔夫是先政治……这种说法不全对。其实，中国改革恰恰是先从政治开始的。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的壮举，没有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举措，没有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能有后来的对外开放、经济改革吗？而戈尔巴乔夫是在上台3年后，由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遇到阻力来见成效，才把改革的重心转向政治领域的。苏联剧变说明的是正确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针的极端重要性，而绝不是说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可行性。
政治的民主化、科学化是太重要了。而政治民主化，政治文明的发展，并非靠坐而论道。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这样的：先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需求推动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而必然推动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和政治文明的进步。这里，政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电视剧《新星》中有个场面，某公社只有一个电话可与外界联系，社员要打电话必经党委书记开条恩准。在今天差不多每个年轻人都有一部手机的年代，想起来这是多么荒谬。现在，有哪一位书记会愚蠢到通过签字批准乡民打电话来显示自己的权力呢？
不过，政治的民主化，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自发产生。和现代社会极不协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还要靠包括理论斗争在内的斗争才能逐步消除。这里，政治学领域的理论工作者是责无旁贷的。
或许有人会说，什么民主？还不是少数人说了算。平民议政，书生论政，管什么用。这是对旧体制的决策机制残留现象的不满c说的也是。我们深知，“居高声自远”，人微言也轻，“百无一用是书生”。
但也不尽然。据我留心观察，二十几年来，中国一系列政治（包括外交）方针政策的形成、确立、修正、调整、完善，从来也离不开这支队伍。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个人”自然只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而无数的“沧海一栗”则可以汇成排天巨浪，推动着中国现实的政治朝着人类文明大道向前发展。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不是从书本到书本，唯上唯书，观言察色，人云亦云，顺风起倒；而靠的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靠的是与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的密切配合靠的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靠的是尊重民众的实践5实求是，调查研究，靠的是高度的党性、人民性和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有时可以听到对这些人的“不懂政治”的指摘。在世俗的眼光里，人的身份、身价以行政级别来衡量，能力大小则以能不能为自已捞好处为尺度。习俗者不晓得，现实的政治社会中，有强人政治、贤人政治、庸人政治、愚人政治、小人政治、奸人政治，还有学人政治。
我们难道不该大力提倡为科学、为真理而不计个人得失和安危的精神吗？
我们现在的社会，政治民主程度比之于改革开放以前，已经有了不可比拟的进步，特别是跨进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三个代表”思想、建设政治文明的提出，“保护人权”，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写进宪法，都标志着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巨大的历史性进步。这种进步还表现在中国领导层越来越认识到权力是必须受监督的，并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心放在建立权力制约体制和机制上。
但应该承认，我们的政治改革温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如果连这个看法都不能允许，本身就更说明政治体制改革的确是滞后了。即使是已经出台的政治改革的文件，也仍需继续完善。比方说，干f部选任制度问题，现在强调人民群众对干部的选举、监督，突破实际存在的单一任命制，是一大进步，但是如何找到党管干部原则、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与充分反映和尊重选民及其代表的意志的结合点？因为一句要保证党组织推荐的候选人当选的指示，就可能使尊重选举人意志的原则大打折扣，甚至化为乌有。《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出台，标志着中共党内监督进入一个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然而，历史的教训是：权力最大的地方，恰恰是监督最薄弱的地方，最需要监督的地方。如何把加强对中央领导层的监督与维护中央权威结合起來呢？一个有权威的中央必须也必然是一个自觉接受民主监督的中央。
我们常常讲要有忧患意识。一个党最主要的忧患意识便是随时要警惕失去权力的危险。我们无数次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都很好。但忧患意识往往容易停留在口头上，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现行的制度、体制还难以使官员们产生这种危机感。危机感是建立在比较高的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的。而只有这种危机感，才能有推进政治改革的迫切感。我是赞成改革的“渐进论”的，因为急进容易动荡，吃亏的还是平民百姓。但“渐进”不等于不进。难道我们不是有许多可以做而不敢去做的事吗？比如说，选举结果的公开，有何坏处？怕什么呢？怕丟掉某些人的威信吧！你票数少，百姓知道了，对你就是一个压力，监督你去改的良性压力，有何不可？！怕来怕去，还是怕丟掉个人的乌纱帽，不是怕党的威信的损失。细想想，历史上“维护党的形象”的一个模糊概念实际上掩盖了多少坏官的劣迹？有无危机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感，这是今天衡量中共党员和干部党性高低的一大标准。
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来自何方？来自对苏联剧变教训的不正确理解。苏联解体说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采取稳妥、慎重的方针，也说明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会越来越远离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大道，迟早有一天要出乱子。阻力更来自高度集权权力体系的既得利益者。经济体制改革为何相对阻力少些？原因在这些既得利益者搞明白了；原来利用权力可以从经济改革获得大大的利益，利用原有权力，巧取新的利益，何乐而不为呢？挡一挡政治体制改革还可以得到维护社会主义的名声！
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把平民百姓，特别是文化不高的工农大众，特别是农民视为政治民主化的阻力。理由是他们不懂也不习惯于民主政治。这是精英政治论者天大的误会。问题是什么是农民的政治？改革开放以前，他们的政治就是解开人民公社的绳索，求得生产和生活的自主权利；改革开放后的前一阶段，他们的政治就是要求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的政策不变；今天，农民们的政治便是希望同域市人有平等工作的权利，就是要求废除苛重的捐税，要求选举乡村干部的真正的民主权利，要求惩治鱼肉乡里的贪官污吏、地头蛇。这难道不正是中国最基本的政治么？！我们当然不否认中国农民民主训练太少，文化水平低，而这正是我们建设政治文明要解决的任务。有趣的是选好一个基层党代会代表的素质也是被怀疑的。这是怎么回事？莫非是怕敢提意见的人太多了，领导意图得不到贯彻？或者是个别口碑不好，行为不端者怕反对票多了面子上不好看？在中国，增强民主意识，培养民主习慣，首先要解决的是官还是民呢？依我看，关键是前者而非后者。
综上所述，人们所不感兴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那种社会主义的弊端；人们所反感的“政治”，实际上是违背科学的政治，是极“左”的政治。不少人错把那样的社会主义、政治当成就是社会主义，就是政治本身。这正是在这些人中产生不问“主义”，淡漠政治的重要原因。可是，在当今的世界，当今的中国，有谁离得开“主义”、离得开“政治”呢？透过层层表面现象，我们看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正是貌似风平浪静的中国不仅在理论上，更在实际上不同“主义”、“政治”激烈交锋的年代。一年多来，一系列主要文件的发布表明：社会公正、平等、人权、政治清明廉洁这些理念在这一波中取得优势。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百姓的愿望，是这一进步的推动力量。中国高层领导反映了这种趋势，作了合理的选择。
三
近20年来，本人作为第一作者（或主编）的著作，约有10部，但作为论文集，这个集子；是“独生子女”。多子女的父母，给孩子取个名比较随意；而独生子女的父母则不然，几乎孩子还在未出世就开始琢磨了。
这个集子书名确实也经过一番考虑、开始想叫“燕园论政”。在这里学习生活了四十几年，很喜欢这个燕园，“苦恋”着这个燕园。
人们一看到这个书名，容易推测到作者一定比较放胆，也较脱离实际的，但动用“燕园”如此美好的名字，还是胆怯，于是作罢。又想用“论政在博雅塔下”，意思差不多，又恐“博雅塔”不广为人知，甚至连在北大生活多年的人也未必知道她就是有名的未名湖滨水塔。现在用“书屋论政”意在表明这些文章仍属书生议论，难免有把复杂的实际看简单了的毛病。多年来与一些实际工作者的接触使我认定必须常常这样提醒自己。
之所以想出版这个集子，一是干了几十年，默默无闻心有不甘。二也是为了作个小结，向亲朋好友作一汇报；同时也是对关心我、对我这些年学术方向到底怎样心有疑虑的朋友的一个表白。
敝帚自珍。集子中特别是在《新华文摘》转载的几篇文章中的论点，自己比较看重的是：
提出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的特点不是一般的“高度集中”，而是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这种体制有几个要害：干部的普遍的任命制；以个人崇拜为思想基础、以书报检查制度为主要手段的思想文化统治；国家安全部门对全社会，包括高层领导政治生活的越权控制。
关于这个政治体制的形成，我阐述了列宁领导时期，政治体制已发生了向权力集中的“六个转变”，这是国情使然（见《论苏俄政治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斯大林是把这种集中的权力推向极端，推向个人专权。
基于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特征，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建立健全权力制衡和监督体制和机制（见《反腐重在建立权力制约机制》）。重点是改革干部选任制度，建立良好的党群关系。
提出抑制“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克服和抵制特权，是关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題，是维护社会主义的长期斗争（见《官僚特权阶层问题与社会主义的命运》）。
了“三个代表”的意义，特别是如何从实际上贯彻这一思想（见《让昨天昭示今天》、《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历史启示》。论证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社会主义观和实践的联系和区别——“一个主义，两种模式”。
从80年代开始在多篇文章中阐述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论述了“度”和“渐进”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意义（见《民主政治建设的几个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历史经验的哲学思考》）。
对苏联剧变后俄国局势的发展提出一些预测性的看法：90年代中期提出俄罗斯政治体制的转轨已经难以逆转（见《饿罗斯政治转轨的回顾与评价》）；饿罗斯发展的方向将不是走两个极端（极右的西方化和极左的拉回苏联的老路），而是朝中左中右的方向走（见《俄国历史上三种文化的交融、冲突与本世纪末的社会转型》）；普京政治上不会走向独裁，外交上不是走向“亲西”（见《叶利钦的政治遗产与普京的政治走向》、《普京亲西辨析》），因此，中俄两国均应把巩固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各自的外交重点。
上述这番表白，只是想把自己的成果再次请读者审查赐教。集子中的文章，均为原文，是非对错，白纸黑字，不作修改。集子中一些文章未加注释，是原载刊物要求使然，这里来不及增补。
“一蓑风雨任平生”。尽管常以此作为自己的心理保健的良方，风雨起处有时也不免有些惶恐。回顾在北大这四十几年，60年代是豪言壮语，“左”话盈篇；70年代是默默无语，开始懂得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80—90年代，环境、语境为之大变，但也并非时时月明风清，应景文章，违心的话，只能说“少”，不敢说“无”，欲言又止则时有所现。但笔者毕竟是胸无城府之辈，喜欢一吐为快，于是乎，“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环境、心境造就了这种连自已都不喜欢的文风。进入21世纪，看样子会有新的大些的进步。有了真正的政通人和，百花务放，百家争鸣，思想者、政论家应是可以写出更多可看可读的文章来。祈望在刚刚跨入退休岁月写的这个“序言”不是“结束语”。
在本书的整理和编辑过程中，唐士其、田越、高歌、王瑜都帮了很多忙。人民出版社马长虹先生、徐晖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和心血。特别要感谢的是我院潘国黎教授等对本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