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新编实用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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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探要(5)

任之之道。任用人才,首先要根据其专长,知农的为农官,知工的为工官。“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其次要“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这样才能充分施展其才能,对于懒惰苟且的人则是一种压力,而无能的人也会自知退避。

丁谓与沈括朴素的系统思想

丁谓为北宋神宗在位时的主管营造宫室的大臣,生卒年月不详。沈括(1031——1095年),北宋进士,曾任翰林学士等职,我国著名科学家,著有《梦溪笔谈》、《长兴集》。

在《补笔谈》中,沈括介绍并分析了丁谓修复皇宫的这个脍炙人口的工程管理事例:在神宗大中祥符年间(1006——1015年),一场雷击引起一场火灾,把皇宫中的昭应宫夷为一片瓦砾。朝迁指派丁谓修复皇宫。他发觉那儿需要的泥土必须从宫外远处去运。丁谓把工程筹划为如下三步:首先,命令施工人员在宫外向汴水方向挖一深沟,就地取土烧制砖瓦。其次,引汴水入沟,使该沟变成水路,并通过此水路运送沙石、砖瓦和木材等建筑用料到工地。最后,等到昭应宫修复后,把修完皇宫剩余的碎石旧瓦等废物陆续将沟填平,依旧恢复街道原来的景况。沈括在该书中分析这种精心安排,可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也就使造房中的泥土来源、材料运输以及废物处理等三个问题都在最经济的情况下解决了,从而取得了“省费以亿万计”的经济效益·。

这项工程体现出了丁谓的朴素的系统思想:一是把修复皇宫看成一个整体,各个环节、工序均服从这个整体,使整体效果最优,系统效应是系统论的最重要的观点;二是找出了各环节、各工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有机联系;三是科学地安排了这项工程各工序的时何顺序。这项工程的实践者是丁谓,而总结这一工程经验的是沈括,他们的系统思想比20世纪40年代西方的系统论要早900余年。

沈括的加速货币流通思想

沈括不仅有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对社会经济管理也有系统的论述。其中加速货币流通思想最有价值。神宗在位期间,鉴于钱荒现象日趋严重,神宗向沈括询问“公私钱币皆虚”的原因。沈括列举了八条并提出一些克服的措施。其中第四条,沈括提出用加速货币周转的办法来解决钱币不足的问题。他认为官库贮藏的货币太多,应当让官库存款投入流通,使其发挥应有的商品交换的媒介作用。他指出:“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迂之,使人飧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今至小之邑。常平之蓄不减万缗,使流转于天下,何患钱之不多也。”从沈括这些话中可以看到他已认识加速货币流通的重要意义。货币每增加一次流通,就等于增加一倍的货币流通量。流通次数越多,货币流通量也增加得越多。如果社会上的货币都能尽快地周转流通,那就用不着担心钱币不够用了。沈括这种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流通必要量之间成反比的思想,要比欧洲的十七世纪的威廉·配第和洛克这类的理论早600年。

岳飞严于治军思想

岳飞(1103——1142年),南宋抗金名将,1130年,率军攻击金军,收复建康(今南京市),1140年又在郾城大败金军,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岳飞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军事统帅,他精于兵阵,严于治军。《中国一百个军事家》一书概括了他如下六条治军经验:

(一)重嵬选。岳飞素来主张兵贵于精。高宗曾下诏将韩京、吴赐二军拨给岳飞,岳飞将老弱和不习战斗的兵员遣送回家,留下不到千人。他精选的“背嵬军”所向披靡,曾以500名轻骑兵大破金兵12万。

(二)严训练。岳飞注意抓紧战斗间隙练兵。平时将士练习爬坡、跳壕等课目,都穿重甲,一丝不苟。

(三)公赏罚。岳飞制定了一套军规,一切按军法办事,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赏不嫌疏,罚不避亲。一次,长子岳云训练时不慎马失前蹄,摔了下来,按军规照样打了100军棍。

(四)明号令。岳飞调兵遣将,发号施令,简明扼要,部下易于理解,便于执行。每次出征杀敌,他都慷慨陈词进行动员,激励将士明白民族大义,为国立功。

(五)肃军纪。岳家军素以纪律严明著称。他要求部下秋毫无犯,规定凡损坏庄稼、买卖不公平要处死。他们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岳家军所到之处,深受百姓爱戴。

(六)同甘苦。岳飞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平时与士兵同甘苦。士兵露宿野外,他绝不住进帐蓬;将士阵亡,他总是亲自追悼,抚育他们的遗孤;士兵有病,他不时去探望,亲自调理汤药;朝廷赐给他的犒赏,他也总是分给将士们,从不留私产。由于他治军有方,士兵们都忠心耿耿,齐心协力,战场上英勇杀敌,使敌人闻风丧胆。

岳飞一生廉洁正直,从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有人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天下太平?”岳飞慨然回答道:“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便可太平!”

张居正的治国理财方略

张居正(1525——1582年),自幼聪颖过人,4岁读书,9岁通六径大义,11岁中秀才,15岁中举人,22岁中进士,神宗在位时,为内阁首辅。他的治国理财思想及实践经验,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1568年,他向穆宗上的《陈六事疏》中,提出了六项刷新治理国家的纲领,主要内容如下:

(一)省议论。张居正掌管国政,最重“敦本务实”。他反对不务实际。只尚空谈的虚浮习气,认为“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因此,他要求各级行政机构“省事尚实”,“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必须“求躬行之实效。”他这种“省事尚实”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也有着现实意义。

(二)振纪纲。他指出法纪废弛的原因主要是各级掌权者,他说:“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贱,而强梗者虽坏法干纪,而莫之谁何”。他主张必须克服官员的徇情卖法行为,做到“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法所当加。虽贵迫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

(三)重诏令。当时,明王朝由盛而衰,政治腐败,国家管理职能很差,“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概从停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拔、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迟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数年不完者。”张居正主张“重诏令”就是令行禁止,提高国家管理系统的办事效率。

(四)核名实。张居正针对当时真才实能之士无由得进,百官有司之职无由得举的状况,提出“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他认为“官多民扰,供亿费烦”,在他掌政期间一再裁汰冗官冗员。

(五)固邦本。张居正十分重视安定民生,他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为了改善国家经济状况和安定民生,他提出以下措施:省征发,轻关市;节俭省用,与民休息;治理黄河,排除河患;整顿并改革赋税制度。

(六)饬武备。张居正针对当时北方蒙族和辽东土蛮部不断骚扰而边境不安的状况,提出以“外示羁縻,内修战守”为安定边防的总方略,在他当政的时期,基本肃清了多年的外患,巩固了国防。

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说

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明末清初学者。当时由于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此,他的“工商皆本”说具有重要意义。

黄宗羲不同意把农业看做本和把工商业看做末的传统思想。他把工商业也提到“本”的地位。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他主张由过去的重农抑工商,转变为农工商并重。他认为凡是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的都应该是“本”,而凡是耗损、浪费社会财富的,都应该是“末”。婚丧摆宴、佛巫迷信、酒肆奢侈等都应当属于“末”。

黄宗羲把“切于民用”的一般工商业看做同农业一样,是社会、国家所必需的,决不是什么“末”。他还以儒家经典来说明工商业是古圣王所重视的。他写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意思是说那些“世儒”不懂得这些道理,把工商业视为末,还胡说八道地要抑工商业,这是违背儒家经典精神的。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是当时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出现萌芽的产物。假定他这种进步思想被其时的当政者所接受,并努力按照这种思想发展工商业,中国的商品经济就绝对不会是今天这般情境了。

从宋朝建立至中华民国成立的九百多年的历史时期,除上述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外,还有:北宋时李觏的“一切通商”和“强本节用”思想;苏轼的重视人才和严整军纪思想;李诫的生产质量、专业分工及成本核算思想;南宋时朱熹的减轻赋税和救荒思想;许衡的顺民心、重农桑、兴教育思想;元代卢世荣平抑物价思想;明代丘浚的以养民为首的经济管理思想;徐光启的用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思想;张履祥重视农业经营管理和讲求经济效益思想;顾炎武加强人治与地方治权思想;清朝康熙首重人才思想;龚自珍行政改革与移民实边思想;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正确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的思想。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1.何奇等主编:《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2.余胜椿主编:《治国之道》;

3.虞视尧、沈恒泽主编:《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新探索》;

4.杨先举著:《兵法经营十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