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敌后的汪老板
平时给人留下温文尔雅、风度潇洒印象的汪精卫，投敌前，由于对抗战形势的悲观估计；投敌后，由于日本主子的不易侍候，汉奸之间的互相倾轧，特别是国际形势有利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变化，使他深感厄运将临，不会有好下场，于是性格变得喜怒无常，越来越暴躁，失去耐心和控制，且富于戏剧性。
在汪精卫主持汉奸政权的过程中，经常发生这样反常的情况：每次汪精卫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会议”、“行政院会议”时，他“往往发为盛怒，厉声呼斥，有一两次竟然把椅子都抛掷了。当汪氏分析到国际局势，以及国家前途，与当前的处境时，他的声调由激昂而渐变低沉，再由低沉而变为颤抖，最后是哽咽了，热泪沿着他的双颊直流下来，他用衣袖揩拭他的泪水，一面于呜咽中匆匆结束，说了‘完了’两字，声音轻得几乎完全听不到，他每一次总是如此”。
这里应当注意到汪精卫是在分析“国际形势”、“国家前途”、“当前处境”的情况下，发出上述哀鸣，“完了”两个字，如实地反映了他的绝望心情。
还有一次，时间大约在1943年中条山战役后，汪精卫主持伪“中央全会”，会议开到第三天，全部议案审查完毕，并已完全照小组意见通过。最后开封绥靖主任胡毓坤提出“拟请将中条山所俘渝军成立俘虏营案”，大会军事小组召集人是叶蓬，审查意见是：“拟请照提案内容予以通过。”原来在中条山战役中，国民党军被日军俘虏达二三万人，日方交给汪政权处理。汪精卫看到这一提案，突然重重把桌子一拍，厉声地说：“为了国家拼死作战的军人，日本人当他（们）俘虏是必然的，他们抗战难道不是为了国家？我们也当他们为俘虏，这是何居心？胡毓坤荒谬，叶蓬胡涂！否决！否决！否决！”说完把提案重重一掷。
汪精卫是在做戏，一方面在向蒋介石暗送秋波，表明对被俘的国民党军队，他没有当俘虏看待；另一方面也是向汉奸喽罗们表示：他汪精卫还是有“国家”观念的。抗战是为了国家，“曲线救国”也是为了国家，还在兜售他的“曲线救国”汉奸理论。
对于汪精卫投敌后心理上的变化，陶希圣有几则笔记可资佐证：“其始也觉日人之易与，其继也觉日人之可亲，其终也始发现日人之可畏，而已晚矣；则亦惟有顺从之惟恐不及，极其所至，不用考虑，只以日人之结论，不复念其所以达此结论之理论与理由。”这里所用的“易与”、“可亲”、“可畏”、“顺从”等说法，是汪精卫及其他汉奸媚敌、降敌心理的恶性发展，也是畏敌心理、被敌人征服的一般过程。
陶希圣还就汪精卫等对影佐祯昭的态度和王克敏、梁鸿志对于喜多诚一、原田熊吉的态度作一对照，认为他们都是难兄难弟，是一路货。
“他们（指汪精卫等）往往笑王（克敏）、梁（鸿志）俯首听命于喜多、原田，殊不知他们自己也一样听影佐的话”。陶希圣描绘汪精卫们对影佐祯昭迷信到这种程度：
“影喜则喜，影忧则忧，影伪喜而彼则真喜，影伪忧则彼真戚然以忧矣，彼等今日惑于影之泪，他们（日）上台，则影脸一变，或被召回国而继之以为特务长者，必较喜多、原田对待王、梁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这就说明，汪精卫的喜怒哀乐，已经与影佐祯昭融为一体了，而且还以揣摩不透主子的心理而感到苦恼。
陶希圣还进一步介绍汪精卫等的这种变态心理，已完全丧失了一个中国人的正常思维：
“由于羞见中国人，乃寝假而恶见中国人，其终乃恨见中国人，久之，乃只信日方，只信日方所引见之中国人，以为非此无以为友也。乃至于医师、术士、记者、妓女，唯日籍者始为可信可亲可爱，反之，其对于爱国之同胞，不肯或尚未臣奴于日人之下，尤其不肯同流而‘下水’者，则有一念日‘杀’。”
汪精卫等颠倒敌我关系，认敌为友，视人民如仇敌，对于不肯附和他们同流合污的中国人，则必欲杀之而后快。说怪也不怪，这就是汉奸卖国贼的逻辑。
关于汪精卫相信日本侵略者胜过任何中国人，其奴颜媚骨的丑态，这里可以再讲一件事。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典礼完成之后，日本大本营陆军报导部长谷荻那雄华少将等少数日本人应汪精卫的邀请参加宴会。汪举起酒杯说：
“诸位先生，这酒是贵国外务省情报部长须磨弥吉郎先生为庆祝国府还都特地送来的。在我担任国府外交部长的时代，须磨先生是日本驻南京的总领事，所以曾有过种种交涉。此次国府还都，须磨先生非常高兴，特地将自己故乡秋田县太平山地方的有名的铭酒送了来。因此今天请大家为酬须磨先生的好意，一起来喝一杯，请干一杯。”
说完，汪精卫举起了酒杯，谷荻等也准备干杯。可是这已是变味的酒。不知是谁喊了一句“酒坏了”。还有人说这是毒酒。听到这些话的人脸色都变了，有的把酒吐出来，更有的把酒杯摔掉，一时乱成一团。由于此前在维新政府的头头梁鸿志、陈群、任援道、高冠吾等在某次宴会上，发生过因仆人在酒中下毒药，而使两名日本人丧命、一人住进医院的事故，所以当时赴宴人的惊慌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汪精卫毫不迟疑地说：“总之，是须磨先生的好意……”他举起杯来一饮而尽。谷荻见汪精卫如此，马上端起酒杯来也喝干了。汪精卫带着十分感激的神态忙说：“呀！谷荻先生，你……”谷荻很理解汪此时的心情回答：“主席的心思，我是明白的。”
谷荻后来回忆这件事时夸奖汪精卫说：“总之，汪主席是认为只要是出于好意，哪怕是毒酒，在礼仪上亦当饮之的。对于‘中’、日国交，只要是出诸好意、真心与爱，则不论有多少困难，甚至牺牲己身，亦愿挺身为之，这就是主席的为人。”
这件事充分说明，汪精卫只要是能讨日本人的欢心，哪怕是毒酒，他也敢喝下去。所谓“饮鸩止渴”、“至死不悔”，真正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头子下贱相。
在这里，还应当追述一下汪精卫在未逃出重庆前与国民党的元老吴稚晖一幕滑稽的戏剧性场面，1938年的某一天，汪精卫在重庆上清寺官邸大宴宾客，与宴者都是些国民党中枢的重要人士，当大家酒酣耳热之际，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走向汪精卫座前扑通一声跪下，他激动地对汪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么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争，你有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精卫被吴稚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不知所措。于是假戏真做，隔座对跪，彼此握手欷颇。事后，陈璧君责备汪说：“满座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汪精卫长叹一声说：“这老头子倒是为国家，他既然那样做，难道教我仍独自高坐堂皇，生受他的一拜吗？”
这一幕汪、吴对跪的戏剧性场面，说明当时在重庆部分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对日恐惧心情，以及对抗日前途充满悲观阴影的气氛；另一方面，吴稚晖看中汪精卫是能结束这场战争的，是否认为日本侵略者能垂青于这位亲日派首领，后来事实表明，就这一点而论，吴稚晖并没有看错。不过汪精卫从根本上说是不能结束战争的，而只能做一段时间的日本走狗。
二汉奸终于日落西山
汪精卫从1938年年底逃离重庆，落水当汉奸，至1940年3月建立伪政权，虽然当上了第一号汉奸头目，但日子并不好过。首先是他以国民党副总裁身份叛国投敌，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其次，日本侵略者虽然支持他建立伪政权，但为了还要对蒋介石进行拉拢，一再推迟成立伪政府日期；伪政权建立后，又迟迟不予承认，直到半年后才勉强签署《“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前面提到，这项条约与日、汪密约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因为在“日军枪刺之下，让步的必然是汪政权”。在日本主子不赏脸的情况下，他无法向中国人民进行欺骗。内心不无苦闷。一位目击1940年11月4日在南京签署《“中”日基本关系协定》的人，描述了这一天汪精卫的狼狈相：
“协定书的签字地点即在汪政府的所在地，汪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代表政权在协定书上签字。那天，他穿了一套礼服，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抵达以前，他站立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婉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拔，用力地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于捶胸顿足。”汪精卫的这种表演，并不表明他对失足当汉奸的悔恨，主要是恨日本侵略者太不给他赏脸，使他进退失据，真是自作自受。
汪精卫当汉奸后的心情，通过他在这段时期所诌的诗词，亦可得到曲折的反映，尽管这些诗词隐晦曲折，但仍可从中窥见这个卑劣的灵魂。
忧患滔滔到枕边，心光灯影照难眠。
梦回龙战玄黄地，坐晓鸡鸣风雨天。
不尽波澜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贤。
郊原仍作青春色，酰毒山川亦可怜。
——《不寐》
这首诗写于1939年6月，当时汪精卫流落在上海，茫茫如丧家之犬，寝食难安，因而发出“心光灯影照难眠”的悲鸣，是可以想像的。他还写道：
蓦地西风，吹起我乱愁千叠。空凝望故人已矣。青磷碧血。魂梦不堪关塞阔，疮痍渐觉乾坤窄。便劫灰冷尽万千年，情犹热。烟濛处，钟山赤。雨过后，秦淮碧。似哀江南赋，泪痕重湿。邦殄更无身可赎，时危未许心能白。但一成一旅起从头，无遗力。
——《满江红·庚辰中秋》
如果说，前一首诗汪精卫还有一点自怨自艾的话，那么这首词则表现了他已横下一条心干起汉奸勾当来了；同时又在贩卖他的“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但一成一旅起从头，无遗力”，是表明他充当汉奸的决心，“邦殄更无身可赎，时危未许心能白”，则是汉奸苦闷心情的独白。他在另一诗中写道：
六十年元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
1941年汪精卫已是快60岁了，回顾了3年来的汉奸生涯，他深感一事无成，于是诌了上面的这首诗。这首诗表明，只要他一息尚存，还是要一意孤行的。
汪精卫还在另一首词中这样写道：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在这首词的前面，汪精卫写了如下的一段话：“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所以词的内容，完全是醉生梦死式的亡国之音，出自大汉奸之口，毫不足怪。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汪精卫汉奸集团乱成一团，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汉奸头目深惧朝不保夕，有灭顶之虞，这从《周佛海日记》、陈公博的《八年来的回忆》特别是汪精卫《最后之心情》等文中得到充分反映。周佛海说：
“一年之后，苟非奇迹，吾等不仅焦头滥（烂）额，且莽莽中原将置身无所。苟无珍珠港之役，必不至此。日人一误于对华之估价过低，但此犹有说；二误于对英、关之误算，此则百思不得其解者。”
“陪公博宴意大利代办。意国处境完全与中国同，而莫索尼利（墨索里尼）政府复与我南京政府运命彼此。诚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有慰断肠人也。”周佛海是个政治赌徒，既恨日本主子估计错误，也是自怨自艾。对于法西斯意大利的无可挽回的失败，更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报载维希政府迁地。其所处之境与我同，法人不暇自哀而我哀之，我哀之而不鉴之，其结果之悲惨必甚于彼也。”“当其（指法国维希政府）与德停战时，其目的要亦在救亡，居心无他，焉知有今日？其处境与我辈正同，对之当抱充分同情，将来对我同情者谁耶？”周佛海算是说对了，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更悲惨的下场。“报载美机动部队前日袭琉球，昨日袭台湾，所向无阻，如入无人之境，日已失太平洋制海及制空权，前途可想而知矣！”主子受难，奴才悲戚，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就是周佛海此时的凄凉心情。
比较起来，陈公博在《八年来的回忆》这份临死前的供词中，却表现出足一个死硬的汉奸顽固派。他至死不忘为汪精卫的汉奸罪行开脱，继续贩卖“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下面引述的是他追述和汪精卫当汉奸的一段话：
陈公博：“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汪精卫）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
汪精卫：“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50多岁了，你也快到50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20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为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陈公博说：“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袖手吗？”当然这番对话还只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对话，但从中可看出陈公博是怎样唯汪精卫之命是从了。不管汪精卫跳水还是跳火坑，他都奉陪到底，在所不惜。
陈公博在供状中也不得不承认：汉奸们大都是醉生梦死、纸醉金迷之辈。他说：在上海实际上干了4年，对僚属发生不了很大的影响，贪污还是层见叠出，对社会也发生不了影响，奢侈淫糜还是茫无止境。人们都如食狂药，似世界末日将至，能够享乐一天算是一天，什么是中国的危险，他们似乎不在乎，怎样才可以使中国复兴，他们更以为不干他们的事。这大概是汉奸们的普遍心理，追求新的刺激，来弥补空虚的丑恶灵魂。包括他陈公博自己也是一丘之貉。
为了迎合蒋介石反共的心理，陈公博死到临头还不惜以反共老手的姿态向蒋介石邀功，说什么：“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翻脸的。”反共卖国在陈公博身上表现得多么疯狂和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