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事实还可以看出，汪精卫与原来在批判康梁时所主张的对清朝皇帝“制之之术，舍革命军固无他也”的立场相比，是大大地后退了。他甚至赞同5年前曾批判过的“革命招瓜分、生内乱”的陈词。汪精卫这种食言自肥、出尔反尔的政治态度，暴露了这个资产阶级二元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本性。
汪精卫妄图通过“国事共济会”，把尖锐对立的两种政治势力——共和和君主融合在一起，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袁世凯也并非不清楚，他之所以利用汪精卫、杨度出面组织，而且大张旗鼓地进行，目的无非是打着停战议和、“融合南北”的名义，制造舆论，以达到拉拢南北政客、分裂破坏革命的目的，为其窃夺辛亥革命的成果准备条件。
“国事共济会”并没有多大市场。当杨度递“陈请说帖”于资政院，请予转奏并请圣上实行停战，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君主立宪问题时，钦选议员群起反对，“大起冲突”，竞至会议无法召集。而当汪精卫致书上海和武昌军政府后，《民立报》发表社论，斥之为“无聊”，指出：今天君主这个不祥之物，断不容于中国，没有什么好讨论的。革命党人的宗旨，既以共和为主体，则民主的建设，不应还有丝毫的疑虑。《民立报》还警告汪精卫，不要因为感激清廷不杀之恩而为统治者说话，不要上立宪党人的当，并声明“共济会之说，非吾全国共和党人之同意也”。在南北双方均反对的情况下，共济会只得宣告解散。为此，汪精卫、杨度联名发表“解散国事共济会宣言书”，解散了这个短命的组织。
党内革命同志的忠告，汪精卫只当耳边风，他仍要北方的革命党与袁世凯相配合。11月下旬，袁世凯在对武昌革命党人进行军事威胁和和平试探的同时，要汪精卫运用北京革命党人对清室进行一次军事恫吓。袁世凯答应资助革命党人5200元，汪精卫积极参加布置。双方约定29日晚10时，革命党人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进攻；袁世凯命部队由西南门向西华门进攻，并命袁克定率军3000人在东华门响应。29日，北京革命党人如约行动，但袁世凯按兵不动。结果革命党人被捕10余人，上了袁世凯的当。可是汪精卫却不以为然，于27日赴天津，筹组同盟会京津保支部。
1911年12月1日，汪精卫在“国事共济会”成立后半个月，又以同盟会老会员的资格，在袁世凯的默许下，出面组织京津保同盟会支部，自任支部长和暗杀队长，机关设在天津。
汪精卫要同盟会京津保支部继续贯彻一切为了和议，一切服从和议的方针。12月3日，即支部成立的第三天，汪精卫由津赴京。行前对鄂军都督府驻天津代表胡鄂公说：“现已停战议和，吾党同志，在此停战期内，幸勿有所行动，致启背约之责。”12月16日，胡鄂公去北京。当时摄政王载沣已被袁世凯逼迫辞职，汪精卫又对胡鄂公说：“此后军政大权，应集中内阁。和议谈判当较易进行……此则与革命有利耳。”“世凯今已倾向共和，世凯之利，亦即革命之利。”
在这种指导思想支配下，汪精卫不惜压制革命党内的不同意见和行为，使革命力量遭受损失。当时支部军务部长吕复和汪有争论，吕复反对所谓“政治手段”，指出“役于清帝之臣仆”接替“清帝之军政大权”（按指袁世凯），那就和“父死子传，兄终弟继”无异，根本不是革命。吕复还制订京畿革命计划，准备联络北京附近各军中他的同学，发动起义，以“倾覆袁世凯”。但由于汪精卫的反对，无法实现。1911年12月18日，北方革命党人举行任邱起义，约有500人参加，由耿世昌任总指挥。由于当地驻军响应，任丘县城很快被攻占。直隶总督陈夔龙派兵镇压，起义军退据雄县。20日起义失败，耿世昌等100多人殉难。起义前，北方革命协会曾计划京、津、保、滦各地届时响应，不料“事为汪兆铭所悉……遂使人四出阻止。并语于诸同志曰：背约寒盟，自我实为不祥。以此之故，任邱起义，京、津、保、通、石家庄，无一响应”。
1912年1月2日，北方革命党人发动滦州起义，不久失败。通州革命党人原计划在1月12日起义，策应滦州起义，然后分路进攻北京。由于滦州起义的失败，通州革命党人暂缓发动起义，等待时机。通州革命机关设在张家湾共和会员王丕丞家。1月14日，汪精卫亲信余临江前来传达汪的命令，说停战议和时，不得暴动。因而与革命党人蔡德辰发生争论，余负气而去。第二天，余临江即带领毅军骑兵200余人，捕去王丕丞等7位同志，通州据点遭破坏。袁世凯为此急电上海，责问汪精卫。汪复电竟说：“北方同志在此议和时，所有一切行动，咸已停止。通州机关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处理。”王丕丞等7烈士均惨遭袁世凯杀害。
当南北和议谈判在上海进行时，汪又受袁之命南下，“先至武昌……说黎以和议。黎虽乐闻其说，然不敢自专也，命汪赴上海征求众议”。汪精卫到上海后，以特殊身份参加会谈。他是京、津、保同盟会支部长，却作为清方谈判全权大臣袁世凯的总代表唐绍仪的参赞出席。到上海后，他又成为南方谈判全权代表伍廷芳的首席参赞。他在上海住在伍廷芳的寓所——一观渡庐，可是每天又和唐绍仪研究策划，而且“差不多每天都有密电向袁世凯报告南方的一切动态”。因而有人说他是“政治两栖动物”。
南北双方在公开场合的会谈，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商榷，每夜在立宪派赵凤昌家中，参加者有伍廷芳、唐绍仪、汪精卫、魏宸组、赵凤昌。据说所有和议中的主张及致北方电，俱于夜间在赵的寓所“双方商洽”的。
对于汪精卫这种“身在孙营心在袁，脚踏两船可逢源”的表演，时任“北方革命协会”负责人的胡鄂公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世凯所资以利用兆铭者，则为京、津、保革命党人之控制与听取南方革命党人内部之情势，借以操纵捭阖耳。”袁世凯想利用汪精卫赶在孙中山回国前促成和议，“以免和议之局因孙先生（中山）归国而中变”。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26日孙中山在住处召开了同盟会领导人会议，汪精卫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主要讨论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问题。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反对。他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当时参加会议的汪精卫与黄兴、胡汉民、陈其美、张静江、马君武等拥护孙中山意见，遂决定采用总统制。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与此同时，汪精卫等人根据孙中山的指示精神，执笔起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以流畅的笔调，气势磅礴地宣告：“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其建国方针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也就是说要贯彻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同时《宣言》还具体规定了革命政府的内政、外交方针。在内政方面，要求实行民族、领土、军政、内政、财政的统一，反对民族压迫和分裂割据。《宣言》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宣言》对外宣告：“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宣言》以高昂的战斗精神，号召全国人民“一往无阻，必使中华民国基础确立于大地”。
《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是一篇带建国纲领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文献，它所规定的立国方针，成为临时政府进行改革的基本依据，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