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子关系”出笼了
汪伪“国民政府”是在日本一手扶植下成立的，按理日本政府应立即予以承认。但日本政府迟迟没有公开承认它。起先，日本政府对汪精卫的叛国，曾寄予很大希望，以为汪精卫这只“带头羊”一走，必定会引出一大群重庆方面的重要头面人物投敌。可是，在中国人民的声讨下，连重庆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分子何应钦、张群等人，也不敢步汪精卫后尘，使日本主子大为失望。因此，日本政府对汪伪政权和重庆政权作出了新的估价。他们认为：成立汪精卫南京政权，“其本身不是目标”，仅仅是“一个阶梯”，一个“从侧面推进的策略”。而争取同蒋介石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才是“最终目标”。所以，汪精卫在日本的压力下，在组府谈判中就被迫同意了日本提出的一个保留条件，即：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只派“特派”大使，而不派“全权”大使，不宣布承认。至于承认问题，须待双方谈判签订“国交调整”条约之后。而谈判时间、条约签订时间，也要由日本决定。日本之所以不急于承认，是为了观察国际形势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对重庆国民党的诱降活动留些余地，而日蒋谈判当时正在香港秘密进行。1940年4月23日，日本派遣前首相阿部信行为“大使”，在南京没立“大使馆”。但还不予以公开承认。汪精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日夕彷徨，忧心如焚”。26日，汪精卫举行“庆祝国府还都拥护和平”大会，在会上汪精卫厚颜无耻地向阿部乞求“克日把邦交调整起来”，与日本“共同建设东亚”。同一天汪精卫还发表《罪己的精神》，颠倒黑白地把日本侵略造成的中华民族空前的劫难，说成是由于中国人没有领会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国策”，才导致这场“横祸”。他还提出要以“罪己”的“新精神”，去满足日本的“一切需要”，以换取日本对伪政权的公开正式承认。5月，汪精卫派陈公博为公使，褚民谊为副使前往日本“负荆请罪”，用进一步出卖中国主权的方法，换取日本主子对它的公开承认。
汪精卫与日本间的罪恶勾当是由日本兴亚院主持的。兴亚院对汪伪政权的谈判决定了两个基本前提：只要中日间敌对行动继续存在，就不可能同汪伪政权正式讨论任何军事或经济事项，并达成妥协的协议；鉴于结束中日战争能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蒋介石政府，而不是汪伪政权，因此，交涉的条件相当严厉苛刻，认为可以“从优”的条件都应保留着，以待将来和重庆政府谈判时使用。6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兴亚院提出的《日汪“国交”调整基本条件》。
7月5日，日、汪调整“国交”谈判在南京举行。汪伪方面以汪精卫为首，褚民谊、周佛海等6人为交涉员，陈春圃等3人为辅佐委员；日方以阿部信行为首，影佐等6人为交涉员，中村等4人为辅佐委员。在谈判中，汪精卫表示：对两方“国交”前途“抱有莫大的兴奋与期待”，希望日本对他“诚心减意”、“同心协力”，共同搞好这次谈判。阿部信行则以命令的口吻要汪精卫根据日本政府所提的条件，签订“具体协议”，并规定了三条原则，即：以近卫声明为基础；以《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为准绳，因战争在继续，条约中应有与平时不同的特殊条款。
实际上日本只要求汪精卫同意第三条原则，而且以第三条原则去否定第一、第二条原则中日本所同意的内容。如近卫声明和汪日密约中，日本同意将交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汪精卫要求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中写明日本应采取哪些措施兑现这一点，可是阿部强调战争环境，坚决予以拒绝。又如，原定日本两年撤军，但阿部强调撤军不撤军看汪伪的“治安”情况而定，如果“治安不稳”，日军可以永久统治下去。再如，汪日密约中曾规定铁路归汪伪“国有化”，是必要采取的步骤，但阿部不予承认，以“铁路与帝国陆军的绥靖行动关系密切”为由加以拒绝。
在这次“谈判”中，日方不仅不履行已经许下的承诺，而且把已承担的事情也收了回去，不想兑现，而只强调原草约中已得到的权益和新附加的条件，要汪精卫接受。经过16次会议，历时54天，到8月31日，双方才草签条约。但日本政府对此并不满意，要求修改。9月下旬经再度折中后，“两国”委员才重新签字。
《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包括正文、附属议定书、附属议定书谅解事项以及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五件。其主要内容为：
（1）对于足以危害两方安宁及福利的一切共产主义破坏活动，共同负防卫之责。应各在其领域内铲除共产分子及其组织。并对防共有关的情报、宣传等，紧密配合。日本国为实行两方共同防共起见，在必要期间内，根据两方另行协议决定，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
（2）关于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要的资源，“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国紧密合作，加以开发；关于其他地区内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开发，“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国及日本臣民应提供必要的便利。两国紧密合作，筹划开发厦门和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特定资源，特别是国防上必要的资源。
（3）对驻扎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日本军队所驻扎地区和有关地区的铁路、航空、通信、主要港湾和水路等，按照两方间另外的协议决定，答允日本国有关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提供军队驻扎所必要的各种便利。
（4）“中华民国政府”应补偿日本国臣民自事变发生以来，在中华民国因事变所受的权利、利益的损害。
这个条约的签订，将使中国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附属旧。汪精卫屈辱卖国的无耻嘴脸，再一次得到了充分地暴露。汪精卫还厚颜无耻地吹嘘说，这个条约将“奠定百年和平之基石”。
但从草约签订到正式签字，其间相隔3个月之久，其原因是日本与蒋介石正在中国香港、澳门等地继续秘密谈判，谈判因为“蒋汪合作”问题的障碍而迟迟无法取得进展。在这种情况下，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事变纲要》，议决如果在11月底与重庆政权无法实现“和平”，即与“新中央政府”签订条约。18日，汪精卫又派周佛海赴日，乞求日本首相早日正式签订条约。日蒋谈判的中止和汪精卫集团的压力，加速了《汪日基本关系条约》的出笼。
11月27日，日本枢密院通过了条约，并经天皇批准。28日，汪伪“中央政治会议”与“行政院”举行联席会议批准了这个条约，并根据日本政府的要求，推举汪精卫为伪政府主席，去掉“代”字，以便让汪逆“名正言顺”地在卖国条约上画押。29日，汪伪立法院也履行了批准手续。同一天，汪精卫就职。30日，正式举行签字仪式。
汪精卫心中明白这个卖国条约并不是他口头所说的“和平之基石”，而是在他自己的坟墓上添砖加瓦，一旦签字，人民决不会饶恕他。据当时在场参加签字仪式的朱子家回忆：“那天，他（指汪精卫）穿了一套礼服，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抵达以前，他站立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婉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拔，用力地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欢迎大使的军乐起奏了，阿部已经缓缓地进来，立在汪氏旁边任翻译的周隆庠，低声向汪氏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汪氏像霍然从梦中醒来，面上重新露出了一丝苦笑。迎接阿部，同人礼堂，完成了签署手续。”
同时汪精卫又同阿部、伪“满洲国”代表臧式毅签订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可耻地出卖了东北。同一天日本政府宣布“正式承认汪精卫氏为首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听到这个消息，欣喜万分，感激主子终于正式恩赏他当了奴才总管。他几十年的心愿终于实现，因而赋诗一首：
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
他把当上“国民政府主席”，看做是“今日生”的大事，殊不知这是他自掘坟墓走上死亡道路的开始！
1941年6月16日，暮色笼罩着黄浦江。停泊在江边码头的日轮“八幡丸”上，灯火通明，群魔乱舞。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和兴亚院的代表正在举行宴会，为汪精卫访日饯行。
汪精卫这次赴日“朝圣”的目的，是为了感谢主子对他的“恩宠”，表示更加效忠于他的主人；而且汪精卫感到两袋空空，乞求主子更多的施舍，要求主人发放些看门费。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策动太平洋战争，通过安抚汪精卫，可以让他更加死心塌地地办“大东亚圣战”山力，使中国成为日寇扩大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主仆各怀鬼胎，相互利用。当汪精卫抵达神户时，日本组织了20万人夹道欢迎。汪精卫对此感激万分。他在酒会上吹捧日本说：“日本所处之地位，实为太平洋中保护东亚之一座万里长城。友邦人士，不知费了多少心力、物力，筑此长城。”而他汪精卫能在这座“长城”的“保护”下过日子“心中不胜欣悦”。
6月17日汪精卫抵达东京。日本近卫内阁成员倾巢出动赴车站迎接。第二天，汪精卫拜会日皂，献上一对四曲屏风，作为见面礼。日皇也对他略施小惠，同饮1878年酿制的“酪酒”。汪精卫称谢不迭，并肉麻地吹捧：“天皇陛下关怀敝国及东亚的前途，策励有加，尤深感念。”“谢主龙恩”四个字几乎要脱口而出。他并一再向日皇保证：“追随日本”，“无稍变异”。日皇赞扬他：“半生来冒几多的艰险，不顾一切迫害……爱日本爱东亚”。汪精卫听后身舒骨酥，连忙回答：“余今次受日本朝野之激励，勇气百倍。”他立誓要与其主子一起“共存共荣”，“勇气百倍”地去“爱日本爱东亚”，而不爱中国，日本鹰犬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为了进一步表示感谢，汪精卫于6月20日到鹤见总持寺，在寺院的梅树林中竖了一块碑并亲笔题词“日本同志援助中国革命纪念碑”，把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视为“同志”，把侵略中国算作“援助中国革命”，这真是典型的汉奸逻辑！
从6月19日起，汪精卫分别拜会日本内阁首相及各大臣，进行会谈。23日汪精卫与近卫文唐签署发表了《共同宣言》，称“‘国民政府’务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提供‘中’日提携协力之具体的事实，使民众得了然于‘中’日合作、东亚复兴的‘中’日两国国民之共同使命。日本政府亦对之为更进一步之援助，俾‘国民政府’能发挥独立自由之权能，以努力于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
汪精卫的这些表演，获得了日本主子的嘉奖。近卫称他为“东亚复兴的伟人”；日本海军送汪一架专机，汪命名为“海鹣”号；日本大财阀为汪精卫绘制了一幅长9尺、宽7尺的标准像送给他。这些小恩小惠，乐得汪精卫心花怒放。6月26日，汪精卫坐船离日返国。在途中，他挥笔写下了“访日感想”：“担负第一道防线的人（按：日本侵略军），回过头来看见后方（按：日本占领的中国地方）这样的不争气，你叫他怎的不怕，怎的不恨。”“日本之目的，不在中国之死亡，而在中国之兴隆，俾中国能与日本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那么等于长兄虽然打了兄弟，但并不是要将他打死，仍然是和他同心协力地复兴家道。”“相亲相爱是共存共荣的根，共存共荣是相亲相爱的花。”真是满纸汉奸话，一副奴才相！
在汪精卫回到南京的当天，他的“长兄”扔给了“挨打”的兄弟几块肉骨头：“帝国政府答应国民政府之希望，必定立刻供给借款3亿日元。”于是他“复兴家道”有了资本，狺狺地对其“天皇长兄”发出“曷胜感激，终身不忘”的吠声。
由于日本正式承认了汪伪政权，在日本政府的策动下，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丹麦、西班牙、克罗地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9国正式承认汪政权。这样汪伪政权正式加入了德意日法西斯集团的行列，成了这个集团的一个小伙伴，与世界人民为敌。
汪精卫为了帮助日本实现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同时他吸收了以前没有掌握军队从而导致政治斗争屡次失败的教训，因此，大力强化其国家机器，拼命扩充其军警宪特的反动武装力量，实行恐怖统治。
汪精卫说：“我们为什么要建军，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建军。便是要在现阶段中，本着这个（和平、反共、建国）方针，努力奋斗，完成现阶段的使命，以达到最终目的。”他要求伪政权努力地去“建立国家化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来担负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和平、反共、建国”。
汪精卫唯恐部下不清楚，反复强调：“建军之最大目的，就是要以实力来支持和平、维护和平、保障和平。”众所周知，汪精卫口中的“和平”是投降日本的代名词，所以其建军的目的是为了卖国，是为支持其卖国政策，维护其卖国贼的利益。保障日本殖民地化中国服务的。汪精卫建军的另一个目标是反共。他说：“我们……要拿军事力量来反共”，“我们既然要分担共同防共的责任，就要有分担共同防共的力量。建军的目的，即在于此”。汪精卫深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是他和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最大障碍，也是对汪伪政权的最大威胁，所以他是建立武装，扫除障碍，确保其既得利益。汪精卫又说：“建军是建国的手段，建国是建军的目的。”“中国建军之目的，就远大说，是国防，就切近说，是确立治安。”就是说，建军是为了巩固法西斯的傀儡政府，镇压人民反抗，维护其反动统治。
“和平、反共、建国”的建军目的，具体反映了汪伪军事力量的性质，军队的性质决定于它组织起来的政治目的，取决于它的军事行动的政治目的，汪精卫所阐明的建军宗旨，说明伪军是一支卖国的、反共反人民的、维护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军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灭亡中国的反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