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汪精卫拜访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平沼向汪宣扬了一通皇室仁爱和平的滥调。说什么：日本上戴万世一统的是皇室。皇室的宗旨，以仁爱之道维持人类和平。日本是尊重武力的所谓尚武之国，但是武力是达到上述宗旨的，与欧美各国的所谓武力完全不同。然而要维持世界人类和平，必须首先争取东亚，特别是日、华两国间的永久和平。平沼夸奖汪精卫说：我对于阁下在这次事变时为日、华两国而奋起表示敬意，希望继续努力。
汪精卫毕恭毕敬地回答：日本皇室的精神，我是很谅解的。接着他借机攻击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实现“和平”的障碍。汪精卫无法否认广大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他说：“今天中国的民众仍然认为日本既然牺牲那么多的武装和财力，恐怕不愿意放弃统治中国的欲望。”汪精卫还认为共产党利用了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恐惧心，说谈和平就是卖国贼。这是汪精卫无可奈何的供状。根据汪精卫的想法，以国民党（汪记）为中心联合各党各派，放弃容共抗日政策，建立伪国民政府，是适当的。因为在汪精卫看来：保存国民政府的形式，可以避免使中国国民抱着受日本的压迫而亡国的念头，便于从重庆方面争取许多人过来。汪精卫急于想充当傀儡政治头目的意识是多么强烈，为日本侵略者的设想又是多么无微不至。
遵照平沼的嘱咐，汪精卫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文唐等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其中尤以对板垣的会谈最为详尽。
6月11日，汪精卫与板垣会谈。一见面汪就表白说：前一阵在河内的时候，接到贵大臣给我的信，其中有反共一语，至今印象极为深刻。其次是论及蒋介石对爆发这次事变的责任。如果说责任问题，我自己也有关系，应该乐于承担责任。至于反共，是我所最为重视的。尽管汪精卫对板垣丑表反共之功，他却回避不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日本对中国要求共同防共，而一般中国国民中，有很多人往往认为日本想以共同防共之名自由支配中国。板垣却大谈什么“大东亚圣战”。鼓吹说这次战争是想为了解放东方民族，防止外来势力的侵入，而确保东亚永久的和平。板垣还声称：“现在在当地作战的日本军队，在战线上勇敢与敌作战，而对善良的民族，则以爱抚之念对待。”板垣大概忘记了一年前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及其他日军在华的种种残暴罪行，而这些罪行在板垣之流看来，就是日本对中国人民的“爱抚之念”吧。
接着板垣就提出这样苛刻的条件：“在这次事变中，随着军事的进展，在华北、蒙疆、华中等（地）建立了新政权，在这些地方也有很多日本人居住，形成种种关系，这是事实。对此事实，必须相当尊重。”这就是说，汪精卫想建立“中央政府”，就得承认原有的“临时”、“维新”政府，就得承认日本在华北、蒙疆、华中各地的种种特权，否则汪精卫的傀儡梦就做不成。
6月15日，汪精卫与板垣进行了第二次会谈。板垣就上述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具体地说，华北可以说成日、“中”两国国防上和经济上的特殊结合地区，蒙疆是国防上特别为对苏联的防共区域，长江下游地区是日华经济提携的最密切地区。根据各地区的特征，并参照日华关系紧密的程度，有必要把以前“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华南沿海，必须考虑对南方国防上的需要，主要是海军问题在两国国防上的特殊关系”。总而言之，板垣认为，华北、内蒙和长江下游地区为日本陆军势力范围，而华南沿海则是日本海军的禁区，不容汪精卫染指。汪精卫神情沮丧地表示，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如果有把两个政府的实体保留的必要，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国民党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再进行“中央政府”的组织。但这番话不过是汪精卫在日本主子面前故意作出撒手不干的姿态，岂能瞒得过老奸巨猾的板垣。因为板垣清楚地知道，汪精卫手中无一兵一卒，无拳无勇，要想另外开辟一个局面，谈何容易。
参加会谈的影佐祯昭，似乎显得有点沉不住气，他这时冲着汪精卫毫不客气地嚷道：“以前协商时，您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国民党另换一个地盘进行工作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这几句话无异给了汪精卫当头一棒。他忙不迭地解释说：“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急，是由于取消政府（指‘临时’、‘维新’两伪政府）有困难一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那么，除了延期组织政府而外，别无他法。”
其实，汪精卫的本意只是想找个立足之地，因此对华北伪政权，压根儿就不敢有非分之想。汪精卫赶忙对影佐解释说：华北由于它的特殊情况，不妨设置政务委员会那样的机构，给予比较大的自治权限，只是华中以何种形式处理现在的维新政府，是个大问题。板垣对此表示理解汪精卫的意思，但谈到外交问题时，毫不放松地说：“在‘中央政府’成立宣言发表前，‘国民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等应参照日华新关系及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加以充分研究，对于不适当的部分予以相应的废除或修改。”汪精卫当然奉命唯谨。
6月12日，汪精卫与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进行会谈。米内对汪精卫夸奖了一番，对于汪为了“完成东业大业”，“寄予了莫大期望”。汪精卫则表示与米内谈话后，更加强了信心，他保证“很快消除中国国民对日本的不安之念，为共同目标之下相互提携作一点最善的努力。”
6月13日，汪精卫与日本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进行会谈。石渡为了给汪精卫鼓劲，吹嘘日本的战时财政经济“非常健全”，物价稳定，食品几乎没有涨价，产金量也在增加，而且正在调整必要的军备和扩充生产力等。石渡表示对于汪精卫建立政府时“财政经济政策的建立，将充分给以协助”。石渡还说：“日本无意要求中国割让领土和赔偿战费……日本绝对没有独占中国的经济利益，或只图日本一国的利益。总之，日本绝对没有想把中国当做殖民地。”当然，事实正好相反，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独占下的殖民地。可是汪精卫决不放弃这次讨好的机会说：大臣的谈话，使我勇气百倍，我要为确立东亚永久和平而努力。
6月14日，汪精卫与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进行会谈。汪在会谈中强调使近卫声明具体化的必要。他说：去年年底，近卫声明中提出了日华的共同目标，对中国国民也给予了一线光明。但是上述的希望果然能够实现否？今后如果不具体化，心情还是不得安定的。汪精卫进而回顾了他的亲日历程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我排斥反对中国与日本直接交涉的主张，而倡导“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论。以后签订上海（即淞沪）、塘沽两个停战协定，按（接）着我在广田外相于议会宣布日华经济提携原则时，使中央政府会议通过上述原则的决议，进而决定交换两国大使，以后打算着手解决两国的根本问题，但是志未成（酬）即发生了这次事变。言下不胜惋惜。
有田对汪精卫的自白，并不感兴趣。对汪只是淡淡地安抚说：“‘中日关系’为了有个大转变，‘中国’必须奠定牢固的和平基础，对阁下这次挺身而出负责建立‘中央政府’，以总理（指当时日本首相平沼）为首，我们同僚是一致支援的。”当汪精卫谈到他理解近卫声明中所提出的共同目标时，提出“既然赞成共同防共，则不仅要消除国内的共产党，而且当然要与苏联站在对抗的立场。日华经济提携也要以排除支配中国经济界的英国势力为前提条件”。但有田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不愿与苏、英公开决裂，只是说：“日本不愿攻击苏联，也不愿进而与英国一战，愿尽可能采取和平共处的方针。”汪精卫讨了个没趣。
6月14日，汪精卫与日本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文唐会谈。汪精卫对这次能到日本访问怀着感激的心情向近卫诉说：“幸而平沼首相基于道义，说明了‘中’日关系；海军大臣阐述了日本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意见，大藏大臣说明了日本不希望垄断中国的经济，使我有了很大的希望，这也就使我明白了日本的真意，今后应致力于如何具体实现这一希望。”汪精卫听了这些日酋的甜言蜜语，他似乎心里有底了。但是，汪精卫没有说和陆军大臣板垣会谈的情况，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由于板垣的条件太苛刻，使汪精卫的面子太难堪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