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必和谈，讲安和谈
汪精卫脑子里正浮现出一幅凄惨图景。
昨天，他在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武汉市长吴国祯陪同下，驱车巡视了武汉三镇。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几乎处处可以看到从东北、华北、上海敌占区逃来的难民。他们躲在街道的屋檐下，不论是坐着的，或是斜靠在墙上的，还是铺半截破席躺在地上的，受饥寒的无情折磨，一个个面黄肌瘦，挣扎在死亡线上，目光里充满了凄然、绝望神色。
“日本鬼子的大炮，轰毁了我的家！奸污了我的姐和妹，又枪杀了我的爹和妈！孤苦伶仃无依靠，只得浪迹天涯。”
悲哀的歌声，反映到汪精卫的大脑皮层，他迅速地透过车窗玻璃向外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衣服破烂，光着两只脚丫，手里“吵哩哩稀啦啦啦”地拍打着鞭子，凄切地唱着《难民歌》，向街上的过往行人乞讨。
小轿车开过去好远了，那可怜的形象仍浮现在汪精卫脑际里，他皱皱眉头，问并肩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吴国祯：“流浪到武汉来的难民有多少人？”
“报告汪主席！到昨天为止，将近18万人。”吴国祯神色肃然，轻声细语地说，“省政府和市政府紧缩开支，拿出一笔钱来进行赈济，每个难民一天可以吃到两碗稀饭。”
“两碗稀饭太少了。”汪精卫摇摇头。
“上面又没有这笔开支，我们也拿不出多的钱来。”吴国祯无可奈何地说，“健手健脚的到乡村里乞讨去了，这里都是走不动的老弱病残。”
“我们曾经动员一些会馆、祠堂、庙宇腾出一些房间，又在郊外盖了一批茅棚，让难民有个避避风雨遮遮露的地方。”何成浚叹了口气说，“可是，难民越来越多，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他停了停，又说：“这些难民的确可怜，近4个月内，就饿死、冻死、病死近2000人。”
“孟子曰：‘无侧隐之心，非人也！’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啊！”汪精卫又皱皱眉头，“你们是不是再想点办法拿点钱出来，还可以动员民众募捐一点，再盖批茅棚，每人一天再加碗稀饭。”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何成浚、吴国祯异口同声地表示。
“等蒋先生来武汉了，要专门开会商讨难民问题。”汪精卫说到这里，又贩卖起投降主义来，“国土沦丧，同胞遭殃，这个仗再也不能打了！不知二位的意见怎样？”
不知是出于内心，还是为了表示下级对上级的尊重，何成浚、吴国祯都同意汪精卫的妥协意见。他们本想向汪精卫打听一下中日和谈情况，又感到当着驾驶员不便开口，就把话咽住了。
一阵汽车发动机的响声，打断了汪精卫的回忆。他知道是桂连轩他们回来了，睁开眼睛，见冬日晴天的晨曦，透过乳白色窗帘，给卧室里射来冷漠而暗淡的光亮。
汪精卫披衣起床，来不及洗漱，就直奔卫士房。“是怎么回事？”他望着坐在那里的桂连轩和3个卫士问道。
“报告汪主席！”桂连轩“霍”地站起，两脚一靠，立正回答，“是宪兵排长王如民开的枪，他把3个伤兵打死了。”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士兵有近3万人受伤，其中8000人安置在武汉临时伤兵医院，但他们不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连饭也吃不饱。白天，人们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伤兵，或头上包扎着纱布，或用绷带吊着膀子，或夹肢窝里拄着木制的拐撑，出现在饮食店里，或抢或讨包子、油条一类食品吃。5日凌晨4点左右，有3个伤兵饥饿难忍，偷偷地离开伤兵医院，摸到驻武汉宪兵团的伙房，见伙夫睡得正酣，就把带在身上的蜡烛点亮，寻找吃的东西。刚找到一盆吃剩的炖萝卜片，还未进口，被正在查哨的宪兵排长王如民发现，见他们身上的绷带染着块块脓血，仿佛那脓血混合到了宪兵们吃的饭菜里似的，不由得一阵恶心，嘴里骂着：“他妈的！看老子的枪法比日本人的那个厉害！”掏出左轮手枪，一枪一个，全给报销了。
汪精卫听说王如民打死3个伤兵，很是气愤，对桂连轩说：“你给我把宪兵团长周振武叫来，非把王如民毙了不可！”
这王如民是周振武的表姐夫，而周振武的二姨太又是桂连轩的表妹。桂连轩忙说：“报告汪主席！王如民不是故意伤害人命，而是忠于职守，不但不能枪毙，还应该嘉奖哩！”
“为什么？”汪精卫一愣。
“王如民查哨时，是摸黑进的伙房，他听到伙房里有响声，就吆喝一声：‘什么人？’只见三个黑影撤退就跑，以为是坏人在伙房里放毒，这才开的枪。”桂连轩编了一套谎言，“因为半个月以前，发现有人在宪兵团伙房的水缸里投放了毒药。”
“啊！毒死人没有？”汪精卫问。
“他们发现养在水缸里的几条小鱼死了，引起了警惕，才避免了一场事故。”王如民给与桂连轩同去的3个卫士每人两块大洋，“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个卫士赶忙帮腔。
汪精卫想了想，说道：“王如民打死3个人还能嘉奖？我看，既不赏，也不罚。你告诉周团长，就说是我说的，要给3个死者买棺材，还要按照抗战阵亡将士条例，给他们的家属发抚恤金。”
“谢天谢地！”桂连轩心里高兴地叫着，立正回答：“遵命！”
“3个伤兵去宪兵团伙房干什么？”汪精卫默然想着，终于找到了答案，马上给伤兵医院院长李致中打电话：“你们要想方设法给伤兵们治伤，让他们吃饱。啊，原来有8000伤兵，昨天又来了5000，今天还有2000来。对，好，政府会增拨款子给你们。”汪精卫放下电话，走向他的临时办公室，自言自语地说：“这场战争，使这么多的人失去了亲人，使这么多的人变成残废，还能打下去吗？”
早饭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兼宋美龄的英语秘书董显光和徐谟，来到了汪精卫的临时官邸。
“二位什么时候来武汉的？”陈璧君边端茶边问。
“昨天傍晚时才到。”董显光彬彬有礼地欠欠身，笑着回答。
“南京的防守情况怎样？双方还没有交战吗？”汪精卫微笑着向董显光、徐谟各扫了一眼。
“日军的动向前天才有变化，现在三路日军都已进入到南京四周的15里左右。但双方尚未交战。”徐谟的眼神里充满了惋惜之情，“委座很懊悔，如果按照上月22日下午所决定的方案坚持谈判，也许已经达成停战协议签字了。”
“唉！在中日和谈上，蒋先生好比三寸金莲的老太太走路，总是摇摇晃晃无定准。”他见董显光和徐谟是蒋介石的亲信，马上改口，“这也怪不得他，对于问题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啊，蒋先生还有什么吩咐吗？”
“委座说，请汪主席在武汉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讨论决定接受陶德曼的调停，实现中日和平。”董显光显得很恭顺。
陈璧君想到蒋介石出尔反尔，说道：“蒋先生是国防最高会议主席，他不在场怎么行呢？”
“是呀！研究这样重大问题的会议，应该由蒋先生主持。”汪精卫说，“他大概快来武汉了，国防最高会议最好推迟几天召开。”
“委座暂时不会来武汉，他说如果日军进攻南京，他决心与孟潇兄一道，与南京共存亡。”董显光为了完成他的信使任务，竭力劝说，“委座说，他在南京主战，汪主席在武汉主和，双管齐下，这就是把汪主席一贯倡导的‘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的策略思想融为一体，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中日和平早日实现。”
汪精卫为之动容了，笑着说：“好吧！既然蒋先生这样尊重我，我就不推辞了。”
接着，4个人就会议的地点与议程研究了一番。
董显光和徐谟走后，汪精卫把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曾仲呜叫来，吩咐说：“老蒋这个人，往往上午说的话，下午就不认账。明天这个会，你要详细地做记录。散会后，会议记录交由我保管。”
曹仲呜会意，笑着说道：“汪主席深谋远虑。好，我一定认真地做好会议记录。”
果然不出汪精卫所料。一年多以后的1939年3月，当蒋介石在报纸上骂汪精卫为卖国贼时，他就把这次会议的详细记录公诸于世，并提出种种质问，给蒋介石当头一棒，一时舆论哗然。
6日上午，由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主持的第五十四次常委会议，在汉口中央银行二楼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常务委员除汪精卫以外，还有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居正、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常委兼秘书长张群。列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教育部长陈立夫、经济部长翁文灏、次长徐堪和陈布雷、董显光、徐谟、曾仲鸣。
“诸位，现在是上午整9点，开会。”汪精卫站起身来，向与会者一一行注目礼，“遵照蒋委员长的嘱咐，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日和谈停战问题。现在，先请外交部徐次长报告一个月来的和谈情况，然后进行讨论，付诸表决。”
徐谟起身，先向挂在墙上的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再向与会者行一鞠躬礼，然后神色庄重地说：“诸位，在报告之前，转达蒋委员长一句嘱咐，就是今天这个会的召开，以及这个会议的内容，无论如何要牢牢地保守秘密。委员长嘱咐时，还有霍灵顿兄在座。”
霍灵顿，是董显光留学美国时，按照欧美的习惯取用的名字。
徐谟与董显光是好朋友，常以“霍灵顿兄”相称，董显光听徐谟说“还有霍灵顿兄在座”，赶忙起身接腔：“是的，是的，委座嘱咐时，语气很严肃，可见保密之重要。”
“中日和谈，陶德曼斡旋，已经被许多人知道了，还保什么密？”居正不高兴地说。
大家见这位老同盟会员提出批评，不敢做声，都望着另外两位老同盟会员汪精卫和于右任，希望他们进言。汪精卫见于右任不吭声，就说：“觉生兄批评得很对，的确没有保密的必要了。好，下面请徐次长报告。”
徐谟用浓重的江苏吴县口音，将上月4日上午和13日上午，蒋介石两次会见陶德曼；13日下午，孔祥熙就和谈地点与和谈代表级别问题，与陶德曼面晤；20日上午蒋介石会见川樾茂；同日下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的紧急会议上，与会的20多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高级将领，除李宗仁外，都表示接受和谈；接着，蒋介石又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交换意见，都表示同意；22日下午，组织中日和谈代表团等情况，一一报告，然后说：
“28日，陶德曼就中日和谈问题，会见了孔副院长，29日又会见了外交部王部长，除了原有的五项条件不变外，又加了两条：一是上海停战区域，必须在1932年5月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的基础上加以扩大，但扩大多少面积，日本没有提出来；二是中国政府要尊重外国人在中国的权利。”
徐谟见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越发来精神了，他喝了口茶，接着说：
“30日上午，本人陪同陶德曼先生从上海去南京，路上，陶德曼对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本来有几次好机会与交战国的英、法、俄和谈，但德国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坚持打下去，最后以投降告终。希望中国引为鉴戒。’我将陶德曼的话报告给委员长，他说：‘这是朋友的忠告，应该重视。’12月2日下午5时，德大使又会见委员长，本人又在旁担任翻译。德大使说：‘战争再打下去，中国的失地越大，将来的和谈停战条件就不是现在这样了。’蒋委员长连说：‘我理解，我理解。’他向德大使表示，除了华北主权必须保持外，其他条件都不能算是亡国条件，都可以接受作为谈判的基础。我的报告完了，谢谢诸位！”
汪精卫缓缓起身，说道：“刚才听了徐次长的报告，本人感慨万千。对蒋先生渴望和平停战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也十分同情。”他把有关难民和伤兵的见闻说了一遍，心情沉重地说：“越打国家损失越严重，老百姓越遭殃。如果南京这一仗打下去，又将是什么结果呢？我想都不敢想。这个仗还能继续打下去吗？好，现在请诸位发表意见，国难当头，究竟该怎么办好？”
于右任扭过脸，问坐在身旁的张群说：“岳军兄！你是中日和谈中方代表团团长，和谈进展得怎样了？你先跟大家说说，讨论起来有个基础。”
“伯循兄！和谈还没有开始呢！”张群苦笑一声。
“你们不是上月22日下午就组成了和谈代表团吗？快半个月了，怎么还没有行动呢？”于右任疑惑不解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