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铭的大哥兆镛在清光绪十五年就考取了举人，后人粤督岑春煊幕府，在省里已是一个有名气的人物。他曾经也想沿着科举的阶梯上升，但多次赴京会试不第。让他到湖南去当县太爷，他不愿去，仍“客游诸州县佐治刑名”，作幕四方。他不尚权势，不愿在官场上苦苦追逐。遂迁居澳门，潜心著述，吟咏自适。撰有：《孔门弟子学行考》、《补三国食货·刑法志》、《元广州遗民录》、《碑传集三编》、《续贡举年谱》、《番禺县续志》、《岭南画征略》、《广州城残砖录》、《微尚斋杂文》、《微尚斋诗》、《雨屋深镫词》、《澳门杂诗》等200余卷；另辑刊《微尚斋丛刻》10余种传世。到1939年汪精卫筹组伪政权时，曾请他在广东出任伪官职，遭到拒绝。汪兆镛时已年迈，更因不耻乃弟所为。就在这一年他去世了。
三负笈东渡，留学日本
汪精卫青年时代，清朝的腐败统治已濒于崩溃的边缘，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取代改良运动，成为中华大地上一场新的变革，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为了挽救清政府的没落，清政府曾大办洋务，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但为数不多，于推行“新政”无济于事。为了扭转这种情况，在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五日（1901年9月17日），清政府正式颁布文告，鼓励出国留学，奖掖成才。1903年清廷向各省督府转发督办商务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拟订的《鼓励留学毕业生章程》，提出对留学归来者分别赏以举人、进士出身，以及安排各种官职的办法。特别对留日学生还作具体规定：凡由日本普通中学堂毕业并得有优等文凭者，归国后给予拔贡出身，分别录用；凡由高等学堂毕业并有优等文凭者，归国后给予举人出身，分别录用；凡由大学堂毕业者，归国后给予进士出身，分别录用；凡由国家大学堂毕业持有学士文凭者，归国后给予翰林出身；持有博士文凭者，归国后除给予翰林出身外，再给予翰林升级，并分别录用为官。
由于清政府此等奖励，留学生的人数激增，尤其对留学日本，趋之若鹜。据统计，1896年留日学生仅13人，但到1903年时增至1300余人，到1904年时，达到2400余人。学生遍及日本80余所大中小学校。
清政府的奖励固然是留日学生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二三十年间国家就富强起来了，日本改革的道路有力地吸引着中国的有志之士；同时从地理上看，日本靠近中国，路途近费用低廉；加以中日文字相近易学。那么，又何必舍近求远，跑到欧美去留学呢？人们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
当时日本政府也很欢迎中国学生去留学，说是为了睦邻友好。但一些抱有帝国主义野心的上层人物，则企图以日本文化、政治、经济的影响，有意识地感化中国青年，从中培植亲日势力，为日后侵略中国的策略服务。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势日益富强，往外扩张野心勃勃，甲午海战后野心更大。1898年5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给日本外务大臣的信中，就暴露了吸收中国留学生的真正意图，他说：“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哑大陆的最佳策略。”他认为到日本学习军事的，必将效仿日本的兵制、军用器材，以致清国之军事成为日本化；学习理科的，回国后必将与日本发生密切的联系，这是扩张日本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攻读政法的，必将以日本为楷模，成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后来中国的历史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并不是毫无成效的。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本土时，在中国领导层果然出现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批亲日派，向日本节节退让，妥协投降，几乎葬送了整个中国。汪精卫后来组织的伪政权，就是按照日本的那一套办的。
由于各种有利因素的催使，中国当时出现了一个留日高潮，青年学子均以留学日本为时尚。不仅有官费留学，而且有自费留学，其中既有富家子弟，也有贫寒之士。他们患难与共、互相串联，通过各种渠道不断进入日本。
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遵照清廷旨意，下令藩司在广州选考留日官费生。汪兆铭得此消息，喜出望外。他家道清贫，如果没有官费，是难以到日本去留学的。机不可失，他立即约了朱执信、古应芬、胡展堂、李文范、陈融、叶夏声、孔昭焱等一批广州知名的秀才前去报名，参加了此次官费留日考试，结果令人高兴，他们全都被取录了。
他们此次考取的是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这个科是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而设立的。按规定，官费留学每人发给置装费200元，每年学费400元，每月生活费30元。在这年的9月，汪兆铭领取了置装费后，便打点行装，与朱执信、胡展堂等启程到日本去，同行的共有50人，旅途上颇不寂寞。只是第一次飘洋过海，汪兆铭也难免有些离情别绪。9月是台风的季节，几昼夜的海上颠簸，也真叫人难耐。当时他们所乘的只是一艘300吨的小轮船，在险恶的风浪里抛上抛下，不少人都晕船了，那滋味是可想而知的。
汪兆铭安全地到达东京后，住在神田保町区的学生宿舍。初到日本，一切都使人感到新鲜，但他没有多少时间上街去玩，他很集中精力于自己的学业。他虽然不懂日语，但讲义大体上是能看得懂的。在速成科的课堂上，教授讲课，还有人翻译，加上他用心听课，学业进步很快。当时的书籍大多是语体文，他说“只要练习一两个月”就能弄懂大意。在速成科的进修，一年半很快便过去了。1906年6月举行毕业考试时，在同届毕业的300多名考生中，他以优异成绩取得了第二名，成为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四他盯上了“革命”
汪兆铭在留学期间，对日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留心观察，对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突飞猛进深有感受。留学生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各种政治团体的活动，自然使汪兆铭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变化。法政大学速成科的校长梅村谦次郎，是一位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很有研究的法学博士，他讲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学说，对汪兆铭影响很深。其实，汪兆铭留学初期，虽有反清思想，但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改良主义，认识还是模糊的。他还专程到横滨去拜访居住在那里的改良派主将梁启超。这反映了他对君主立宪的改良运动还存有好感。他希望中国也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富强起来，所以特别崇拜明治维新的功臣西乡隆盛和胜海舟两人。汪兆铭自己承认，“我每一次到神田一带的书店里去的时候，总不忘记搜集与这两位伟大人物有关系的著作。星期日到上野公园去，总尽量眺望着西乡的铜像”。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明治维新不会有那样好的成就”。汪兆铭如此崇拜西乡，实际上不仅仅是崇拜这两个人，而是包含着对君主立宪、对日本的整个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盲目崇拜。
汪兆铭真正趋向革命，还是由于留学生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当时的东京，是留学生和民主革命家活动的地方。1904年10月，黄兴、宋教仁等领导的华兴会，密谋在长沙起义，因事泄失败，逃到东京。他们原先也是留日学生，在留学生中有广泛的影响。黄兴于12月份便组建了秘密的革命同志会，宋教仁于次年6月，便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鼓吹反清革命。这些活动使汪兆铭思想产生很大的变化，和他同来读书的胡展堂、朱执信等人的思想更加活跃，他们经常聚集到一起，议论时事，关心祖国的兴亡。
胡展堂（号汉民，原名衍鹤、衍鸿），此次考取法政速成科官费留学，已是第二次留学日本，他有一堂兄寓居横滨、一堂弟（胡毅生）也在东京留学，所以他对日本的情况比较熟悉，经常向大家传递信息。汪兆铭和胡展堂情同手足，亲密无间，这不仅因为他们志趣相同，思想相通；而且还因为他们有一个相似的家庭和不幸的遭遇。胡展堂也出身于幕僚之家，13岁丧父，15岁丧母，他和汪兆铭一样未成年已父母双亡，十六七岁就到私塾去当“小先生”，以维持家庭生活。真足“同是人涯沦落人”，小过他们早在留学日本之前就已相识了。胡展堂的堂弟胡毅生在1902年就和汪兆铭、朱执信、古应芬等在广州豪贤路西庵书院认识，并组织了一个群智学社，购阅《民约论》等新学书刊，商讨时事，探求救国之路。
此次留学日本，汪兆铭以优异成绩获得法政速成科毕业证书。本来按规定，他回国后可以取得很好的职务。当时在广东督府衙门当幕僚的大哥汪兆镛，奉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命，令他回国筹建广州法政学堂，无疑是对他寄予重托。汪兆铭由于思想已趋向革命，不愿领这个情，毅然回信谢绝，决心入法政大学专科继续深造。他明知此后不可能再享受官费待遇，一切费用都得靠自己想办法筹划了。于是他便利用学习之余，从事译书工作，很快翻译了日本的《法规大全》等书，每月竟可得五六十元稿酬，比官费补助还多。他说：“除了自己使用之外，还可以帮朋友的忙。”
汪兆铭不仅在学业上不断进取，而且在政治上也不断要求上进，“爱国”与“忠君”的思想发生了分离。在毕业之前，他和胡展堂、朱执信、古应芬、李文范等已经结成一个紧密的政治小团体，并开始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发生联系。至1905年又参加了同盟会。汪兆铭之所以毕业后不愿回国就职，那是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发展的必然。十六七岁就到私塾去当“小先生”，以维持家庭生活。真足“同是人涯沦落人”，小过他们早在留学日本之前就已相识了。胡展堂的堂弟胡毅生在1902年就和汪兆铭、朱执信、古应芬等在广州豪贤路西庵书院认识，并组织了一个群智学社，购阅《民约论》等新学书刊，商讨时事，探求救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