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当时，驻扎在北平丰台的日本侵略军，借口一名日本士兵在演习中失踪，要求人宛平城搜查。理所当然地被我守军拒绝。正在交涉中，蓄谋已久的日军便向我军猛烈炮击。面对侵略者的猖狂进攻，我驻守卢沟桥的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零旅的金振中营的官兵，守土有责，对日军的挑衅给予了坚决的还击，从此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
当卢沟桥抗日枪声响起的时候，蒋介石和汪精卫正在庐山召集国民党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开谈话会。突然获悉事变消息，蒋介石立即找有关人员研究，进行军事部署。此时，蒋已越加感到不抗战已无出路，唯有高喊抗战，才能领导民众，才能确保自己的领袖地位。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针对日军的无理要求，提出处理事变的四项原则：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许有任何不合法的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员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驻地不能受任何约束。如果超出以上四项原则，即是“临到最后关头”，届时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蒋明确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狂轰滥炸市区。中国军民进入了全面抵抗。14日，南京政府发表了自卫声明，以昭示世界。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协定。22日，根据国共谈判的结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亦称第十八集团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司令，下辖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一二九师三个师。同时，中共江南的游击队亦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一个月后，即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又发表了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表示要集中整个民族的力量以挽救危亡。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
在7月22日蒋介石离开庐山后，汪精卫继续主持谈话会。由于形势的急剧转变，汪在29日发表了题为《最后关头》的讲话，从表面上看是拥护和支持蒋介石7月17日的讲话，也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但由于他亲日、恐日的民族失败主义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即使也谈抗战，呼吁抗战，却没有给人以胜利的希望。他说抗战就是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说到要打倒别人或者做不到，说到牺牲自己，那就无论怎样弱法，也没有不能做到之理”，“不做傀儡，只有牺牲”，“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的牺牲”，“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在这里赤裸裸地宣扬民族失败主义、民族毁灭论，他所谓“最后关头”的抗战，就是自我毁灭，那么抗战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实际上是用抗战的言论来反对抗战，继续宣扬他的妥协主义，他一直认为妥协才能保存民族的生机。但汪精卫讲话是言不由衷的，他也讲过：“惟有抗日才能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中途妥协，只有灭亡”，“中途妥协，绝对得不到和平”。这些话是正确的，汪之所以说这些话，并不是说他已经转变了妥协投降的思想，而是在举国上下都要抗战，民气士气不可侮，形势所逼，不得不唱几句高调，但这只不过是低调的前奏。后来，汪精卫之所以当汉奸、傀儡，就证明了这一点。
低调俱乐部的主人是谁？是周佛海。其主要成员有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还有胡适也曾一度参加活动。能参加这俱乐部的人都是些很不简单的人物。这周佛海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6年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1937年8月南京政府成立大本营时，被蒋介石指定为第二部部长，而且他还被指定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成了蒋介石委员长的亲信、幕僚。之后，还当了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他不属汪派，并非汪精卫圈子里的人，而且还对汪精卫有过激烈的指责。胡适、高宗武、梅思平，就连熊式辉也都不是汪派的人物，应该说他们都是蒋介石信得过或重用过的人物，为什么这些人现在却凑到一起，和汪精卫唱一个调子？甚至有几个人还很快成了汪精卫所倚重的人物，是很值得耐人寻味的。
原来日军进攻上海以后，汪精卫就开始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经常在一起筹划如何收拾时局与日本媾和的问题。当时，南京常受日军飞机空袭，周佛海在西流湾8号家里有地下防空洞，陶希圣、胡适、高宗武、梅思平、罗君强等经常跑到周家地下室避难，议论和战问题。武人方面常来的除熊式辉外，还有顾祝同、朱绍良等，其中有的还干脆住到周家。
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大肆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等失败主义的论调。这些论调得到了汪精卫的赞同。后来周佛海在《回忆与前瞻》一文中说：“在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坚定认识下，我和几位朋友，就一面设法约人直接间接向蒋先生进言，一面设法传布我们的主张。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为此事写给蒋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凑巧主张相同的几位朋友，有些住在我家里，有些每日必来，于是空气逐渐传出，渐渐引起了外面的注意了。但我们毫不顾忌，而且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而且这个‘雅号’还是胡适博士给起的。”
唱低调主张妥协和平的当然不仅仅是这么几个人，他们代表了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人。当时调子唱得最低的要算汪夫人陈璧君，但并不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她的调子也没有像周佛海那样公开发表。1938年6月的一天，陈璧君的堂侄陈曙风应邀到汪家吃饭，陈璧君以长辈的口气，老气横秋地对他说：“其实能从日本手里得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于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双方所提标准相差太远，结果就谈不上来。越打时间越长，受苦的还不是老百姓？”陈璧君装出一副关心民众疾苦的样子。在谈到收回东北的问题，陈璧君不仅心安理得地承认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而且把热河、察哈尔两省也都奉送了。她这种媚日投降的低八度的调子，比“低调俱乐部”成员的调子还要离谱。
但汪精卫的低调领唱地化足别人所不能取代的。他开始只是散布“抗战就是牺牲”、“抗战必败”、“抗战尤用”的论调，后来发展到诋毁抗战是“唱高调”、“是瞒着良心来说硬话”、“不说老实话只有亡国”。周佛海的“低调俱乐部”自然要“以汪为中心”，汪自然也成了名誉主任。
“低调俱乐部”是民族失败主义的产物，是主和派的舆沦中心。其成员本来都是蒋介石圈子里的人，但由于政治观点相同，对日和谈思想一致，而聚集到汪精卫的主和旗帜下，或者还有别的政治因素，也是值得研究的。无论周佛海、陶希圣，也无论高宗武、梅思平，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过反蒋言论，直到他们跟着汪精卫投敌后，周佛海和高宗武还和蒋介石、戴笠有断断续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特殊的政治现象，颇令人费解。
四打击变成诱降
1938年1月16日，H本近卫内阁发表了第一次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11月3日，又发表了第二次声明，说什么“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我们并不予以拒绝”云云。
武力灭亡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方针，“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日本军事上取得了一些暂时胜利后，它的对华方针就是用武力歼灭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力量，从而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政府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了第一次近卫声明，公开声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决心推翻蒋介石政权。
在此之前，1937年12月，日本在北平物色扶植了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等汉奸头目，建立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定国旗为五色旗，以北平为“首都”，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1938年3月，日本又策划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以梁鸿志为“行政院”院长。同年9月，这个伪政府又迁往南京。早在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者已在张家口将伪晋北、察南、蒙古三个“自治政府”，在日本关东军控制下，合并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临时、维新两个伪政权成立后，就分别管辖华北、华中地区的汉奸维持会，包括“蒙疆联合委员会”这样的伪组织。这些伪组织在日本刺刀的监护下，肆无忌惮地出卖民族利益，改定关税，使中国成为日本的直接市场。日本予取予求，这些民族败类也就无条件地开放产业资源，任日本开发掠夺；还成立“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不兑现的伪钞。1938年9月，日本策划“维新”、“临时”两个伪政权的合流，于是在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筹组伪中央政权，日本并提示他们发表反共倒蒋声明，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但是日本想以武力迅速迫使中国屈服的方针，在中国人民顽强抗击下，终究未能得逞。随着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日本侵华政策则由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打击为主，转为政治诱降为主；就是说，在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另辟政治外交途径，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从而摆脱长期陷入中日战争泥淖的困境。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大弹日、满、华携手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滥调，引人注目地改变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说什么“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们并不予以拒绝。”汪精卫正是适应日本侵华政策的需要，亮出和平反共的黑旗，而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为政治诱降为主；就是说，在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另辟政治外交途径，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从而摆脱长期陷入中日战争泥淖的困境。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大弹日、满、华携手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滥调，引人注目地改变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说什么“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们并不予以拒绝。”汪精卫正是适应日本侵华政策的需要，亮出和平反共的黑旗，而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