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番对话，表明了“非常会议”各派之间特别是汪精卫派和胡汉民派之问的矛盾是何等深刻。“去皮存骨”，这句话形象地刻画了胡汉民派既想利用汪精卫，又要架空汪精卫的矛盾心理状态。汪精卫深深懂得这一点，他意味深长地说：他们只和我合作，而不同我们的同志合作，怎么合得起呢？对此，顾孟馀曾气愤地表示：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指蒋介石）。为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合作埋下了伏笔。
蒋介石深感扣押胡汉民这件事做得太过分，众怒难平。适逢“九一八”事变之后，于是通过陈铭枢奔走调停，宁、粤双方以“共赴国难”为由，商量对国民党四全大会的召开问题。决定京、粤两方以合作精神各在所在地克期开会，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处理。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其办法决定以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人数增加一倍，即中央执委72人，候补执委48人，监委24人，候补监委16人，共160人。选举时以一、二、三届中央委员审查，除去因共产党嫌疑开除党籍已身故外，约112人为基础，不足的48人，由宁、粤双方代表大会各选24人相互承认。并发通电报告和会经过情形，分派蔡元培、陈铭枢、吴铁城等三人往南京，孙科、陈友仁、李文范等三人往广州，报告会议经过，及实现议决案，和会遂宣告闭会。
汪精卫、胡汉民两派的裂痕既无法愈合，于是汪精卫派则索性退出“非常会议”，他们指责胡汉民派推翻宁、粤和议：“乃一部分人，不明大义，借口反对一、二、三届为当然委（员），推翻和议。同人求和目的既被破坏，只得引退以谢国民。”汪精卫派的这一行动，无异是拆了“非常会议”的台。
实际上，在汪精卫、胡汉民两派分裂的背后，汪精卫、蒋介石勾结已在加紧进行，汪精卫、蒋介石勾结的条件是：
（一）由汪精卫派退出广州大会，来沪开会。
（二）如广州方面坚持推翻和议决议案到底，则决定由汪精卫派继承粤方名义继续与南京蒋介石派合作。蒋介石并许以原在沪和会所决定分配粤方的24名中央委员，归汪派选出。
（三）如厂‘州大会经胡汉民返粤指导，转圜成功，则汪精卫派在沪所选出的中央委员，由南京蒋方保障，允许至少承认10名。
（四）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开会期间，汪精卫派如诚意继续援助蒋介石，则蒋介石允许与汪精卫派瓜分南京反动政权；许以至少一院（行政院）两部一委员会的院部长及委员长，由汪派人员充当。
后来事实证明，蒋、汪合作就是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而形成的。
为了加快汪、蒋勾结的步伐，12月2日汪精卫召集改组派头目，决定于次日召开选举会，“以期一方面对蒋履行密约；一方面对粤四全会（胡汉民派所控制）造成这一事实问题”。但因时间仓促，会场问题不易解决，于是连夜求助于蒋方派驻上海的联络代表张群、陈圣曾等，请他们设法代觅会场。不知是蒋介石故意捉弄汪精卫，还是蒋方为秘密避嫌起见，就想到黄金荣经营的上海大游戏场，名闻全国的大世界中的共和厅。这个共和厅原为妓女活动场所，现在作为汪精卫派开会会场，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汪精卫派中委大世界选举丑剧，当时有人把这次选出的中委，讥为“野鸡中委”。
会场既定，1931年12月3日晨7时起，蒋方代为接洽的法租界巡捕房，临时增派大批探捕，前往大世界保护。大世界的大门口铁栅，临时关闭，稍开少许，只容两人出入。场内外戒备森严，保护周密。大世界老板兼法巡捕房高等顾问黄金荣、法巡捕房政治部主任程子卿等，均亲自到场，指挥一切。
关于开会情况：12月3日上午9时，汪记代表集中共和厅正式开会，公推汪精卫、陈璧君、王法勤、郭春涛、白云梯、赵丕廉、顾孟馀7人为主席团，由汪精卫代表主席团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接符就开始选举，推汪精卫为监选员，这样从主席到监选等于由汪精卫一人包办了。到12时选举完毕，当即决定电告粤四全会大会主席团报告，请予备案，旋即宣告散会。
选举结果，唐生智、张发奎、王懋功、谷正纲、邓飞黄、刘文辉、唐有壬、范予遂、黄少谷、肖忠贞等10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陈孚木、郭春涛、赵光庭、刘叔模、邓介松、延国符等14人当选为候补委员。这就是腾笑一时的“汪记大世界选举”，目的就是要增选出10名汪记国民党中央委员，作为将来与蒋介石合作时讨价还价的砝码。
汪精卫的此次选举辩解说：现在和会中，已决定将一、二、三届连任，而每方重新选出24人……我们要承认方法，现计我们的代表约250人（实际只有162人），广州方面（指“非常会议”的全部中委名额）的中委名额，为24人，大概以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可以选出的，定8~18左右……各位如果不回广州，则在此举出8人至10人，然后电知粤方。
但当汪精卫将选举结果电告粤四全会后，3月4日，广州四全会开第十二次大会，主席团将汪电提出，认为此10人中，有2人系候选名单中已有者。可否将其他8人，加入候选名单中，仍由各代表自由选举。嗣经全体代表认为非法，一致议决请主席团将原案撤回。消息传到上海，汪精卫勃然大怒，他于12月5日邀集出席大世界选举后的代表们说：12月3日的选举是非常公道的。今日据报上的登载，广州方面已将24个中央委员选出来，我们的名单他们并未接受，这本是意中的事。然后汪精卫拍着胸脯担保说：然而无论如何，兄弟代表主席团各位同志，可以负责地说，我们对于本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结果，一定是尽力维持的。我们或者用温和的手段去力争，或者用激烈的手段去力争，甚至我们连中央委员也不做都可以，总要达到目的才罢。从上述汪精卫的愤激情绪看来：“可以想见汪氏争夺派别利益意气之勇，及经营小组织发展个人基础意志之坚了！”
粤四全会于1931年12月5日上午闭幕后，下午3时，所有历届及新选中执、监委员，即举行临时联席会议。推唐绍仪为主席。议决推定中央党部执、监两会临时常务委员，派秘书长刘纪文于12月6日结束“非常会议”。并定12月7日正式成立中央党部。结果，推选胡汉民、孙科、居正、经亨颐、白崇禧、陈济棠、伍朝枢、石青阳、汪精卫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唐绍仪、肖佛成、邓泽如、李宗仁、香翰屏5人为监委会临时常务委员。同日发出促蒋介石下野的通电，同时又发出通告就职通电。这样宁、粤对峙如故。
在粤方坚持蒋介石下野的情况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被迫辞职。同月2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26日，国民党中央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均被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
“非常会议”既宣布解散，就由孙科出面组织统一政府，从1932年1月1日就职起，到1月25日止，为时不足一个月，是一个短命的内阁。实际上蒋介石宣告下野，是他以退为进策略的故技重施。蒋介石处处给孙科出难题，使孙科一筹莫展。汪精卫对此心领神会，也称病不到会，其中奥妙何在？原来汪精卫的智囊人物顾孟馀向汪建议，不要在当前反蒋的形势下给孙科捧场，等待蒋、汪合作条件成熟时再出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蒋的信任。汪精卫依计而行，声称自己糖尿病重，（需要）住院治疗，然后待机而动，蒋介石很欣赏汪精卫这一招，22日离宁的当火，特密约陈公博、顾孟馀、王法勤在南京随园谈话，对汪精卫大灌米汤，蒋说：“本党现值存亡危急之际，急须得一各方信仰之领袖，主持一切。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请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莫属。”汪精卫吃了这颗定心丸之后，即发誓决不一人单独入京，与蒋介石达成默契，互相配合，和蒋的行动协调一致。
孙科上台后，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均不予合作。孙内阁的班底是这样的：由孙科、陈铭枢唱主角，他们二人分任行政院正、副院长。立法院院长张继，副院长覃振。司法院院长伍朝枢，副院长刘芦隐。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副院长丁惟汾。内政部长李文范，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部长黄汉梁，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部长陈绍宽，教育部部长朱家骅，铁道部部长叶恭绰，司法部部长罗文斡。
孙内阁困难重重。尤其财政上毫无办法。宋子文为了打击孙科，指使财政部职员全体辞职。孙科本想借重宋子文掌财政，宋当然不干；又想借重孔祥熙，孙也婉言谢绝。以孔、宋与蒋介石的关系，他们当然不会给孙科捧场。孙科无奈只好命黄汉梁署理财长，黄又有什么办法。军饷本来积欠不少，在黄汉梁任财长的半月内，竟有1000多万军饷发不出。1932年1月12日，孙科到上海后发表谈话说：南京政府财政困难，债台高筑。每年收入除还债外，所余不足一万万。最近每月实收不过600万，而支出只军费一项，即需1800万，其他费用需400万，不敷数目达1600万。可见其捉襟见肘的财政、外交内外交困，孙科一气之下便跑到上海再不回南京。孙科系的李文范、陈友仁等也联袂出京，孙内阁宣告垮台。对于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的不捧场，陈铭枢抱怨说：“政府虽告成，而我重要领袖（指蒋、汪、胡）犹天各一方，未能荟萃，致使党政最高指导机关提挈无人，失其重心。”孙内阁就在蒋、汪、胡不合作这样不景气的状况下下台了事。赏汪精卫这一招，22日离宁的当火，特密约陈公博、顾孟馀、王法勤在南京随园谈话，对汪精卫大灌米汤，蒋说：“本党现值存亡危急之际，急须得一各方信仰之领袖，主持一切。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请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莫属。”汪精卫吃了这颗定心丸之后，即发誓决不一人单独入京，与蒋介石达成默契，互相配合，和蒋的行动协调一致。